牛奶可乐经济学3- 第1部分

推荐序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从我自己的实践体会与阅读经验看，经济学最大的魅力之一，在于其经世济用，对于现实经济有着强烈的参与感。因此，脱离现实状况，夸夸其谈的经济学，尽管显得高深，但是除了有更大的自娱价值之外，其实际的影响力可能有限。弗兰克的牛奶可乐经济学系列，之所以广受欢迎，就在于其深切立足于现实的经济运行，是我们可以从实践中感知、可以从经济运行中判断、可以从案例中借鉴和学习的经济学，是鲜活的经济学，是蕴含智慧灵动之美的经济学。
　　在经济金融相关课程和课题的教学和研究中，一直让我感到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读了四年经济学本科的学生，甚至已经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当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显得不得要领、隔靴搔痒？为何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上完美无瑕的政策却受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为何那些专业学习的学生们往往只能把基本的经济原理停留在书本上和课堂里？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古人想象的空间。不管是惊人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生活的剧变恰恰发生在现代经济学诞生前后的最近两百年。经济学，这个在起步阶段还仅仅只是伦理学一部分的边缘学科，被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推向历史的前沿，经济学占据的话语强势，成为这个星球无法否认的事实。
　　经济学家到底能做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与你显得过于遥远，那我们不妨换个话题：经济学到底能做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不少的调侃，其中不少还来自于经济学家自己。例如，经济学的主要用处，是用于招考经济学家的考试；或者有的还说，经济学的学习，并不能使得你免于失业，但是可以让你站在失业的队伍之中时，可以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失业，是因为总需求不足，还是因为结构的调整。
　　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实际上也是从特定的角度，试图给予一个解释。也许这本著作的观点不一定异常深刻，事实上，全书用的都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非常基本的原理；然而，我毫不怀疑弗兰克的客观立场和独特方法。全书连带序言共十二部分。序言部分简要评价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在当代社会中的尴尬地位，行为经济学诞生后带来的巨大作用以及本书的成书经过。第1章主要讲了纳税问题，着重评价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对富人减税的利弊得失。第2章主要讲了人类行为的动机，并重点分析了好人——利他主义者——为何能够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以及相应的监管问题。第3章探讨了与全人类都休戚相关的话题：幸福。第4章重点分析了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群体性弱智，也即个体明智的决策所带来的总结果却是弱智的。第5章关心的更是全人类的福祉——公共医疗。在第6章里，弗兰克通过分析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遇到的价格问题，给我们展现了经济学的无穷魅力。第7章和第5章类似，都是探讨全人类的福祉，只是这次的重点是能源和环境问题。第8章分析了当代社会“赢家通吃”的现象。第9章探讨了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原因和结果。第10章着重论述了人们做出借贷、储蓄和投资等决策的深层次原因。在最后一章，弗兰克进一步反思了信息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
　　本书内容的选取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话题。阅读此书，不仅能学到很多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更关键的是通过学习弗兰克用理论分析现实的思路，从而实现“非仅一鱼，更得一渔”的效果。
　　同时，我们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也可以看到，我们完全不必因为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而感到高深莫测；经济学的另外一个十分有趣的魅力，在于对于一个重要问题的判断，往往并不因为资历的高低而决定对错，一个有良好现实感觉的年轻研究者，可能更能得出切近现实的结论与判断，同时也更有专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破神秘感，增强与现实的切入感，会给经济学的推广与普及带来十分积极的效果，同时也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增进人们对于现实经济的理解，从而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增进人类的福祉。
　　　。　想看书来

序言（1）
1879年，弗朗西斯·沃尔克（Francis　Amasa　Walker）——后来成了美国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篇短文中想解释“为什么普通人往往看经济学家不顺眼”。他说，这一部分是因为，“传统和信念把人及其职业、环境联系起来，并令他们做出有违经济理论预测的行为”。经济学家对此却熟视无睹。
　　一个多世纪过后，普通公众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家。同行们大多辩解说，这种态度至少部分源于我们在诸多重要公众政策问题上的观点乏人理解。这个说法可算公允。
　　比如说，经济学家一般提倡拍卖空气污染权，批评家闻之哀叹道，“他们的良心简直是给大企业污染了。”这未免把规范企业行为的力量理解得过于天真了。
　　企业污染环境，并不是因为从弄脏空气跟水源中享受到了什么乐趣。它们那么做，只不过是因为干净的生产流程比肮脏的成本更高。强迫企业购买排污许可证，给了它们采用清洁生产流程的动机。为避免购买昂贵的许可证，能够使用相对廉价、清洁生产方法的企业定会立刻采纳之。除非确实没有这种替代生产方法，企业才会被迫购买排污许可证。
　　拍卖排污权合情合理，因为它把缓解污染的重担放到了那些能以最低成本办到这一点的人手里。它将实现具体空气质量指标的总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显而易见，是否能达到该指标，关系到无论贫富的所有人的利益。证据显示，人们对拍卖法越是理解，就越少对它提出异议。例如，尽管环境保护组织一度激烈反对拍卖排污许可证，现在却对它热情拥护有加。
　　但这类的误解并不是经济学家挨人白眼的主要原因。对经济学从业者的怀疑态度，至少还有其他三种重要来源。一是经济学家的传统人类行为模型强调狭隘的自私自利，许多人觉得这太过愤世嫉俗了。自私诚然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动机，但其他的动机也很重要。比方说，哪怕投票事关成本，一张选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可我们还是会参加总统选举；我们给绝不会再度光顾的餐馆留下小费；丢失的钱包物归原主，里面的钞票分文未动。只谈自私不仅显得卑鄙，而且令得我们无法在人类行为的这一重要方面发表任何有趣的看法。
　　怀疑态度的第二个源头，是经济学家的传统模型假设，消费者决策是孤立做出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这种意见。事实上，所有的评估都极大地取决于社会背景。例如，同一辆车，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驾驶员会觉得它加速灵敏，今天的大多数驾驶员却觉得它迟钝不堪。同样，900平的房子，在1980年对企业老总来说大得不得了，今天却显得微不足道了。再者，说一件面试专用的套装得体大方，总是跟其他应聘者相比得出的结论。
　　一旦我们承认背景以上述方式影响着人的评估，我这一行里不少最受珍视的主张就该扔出窗外。例如，传统模型说，理性人在权衡每周工作多少小时、花多少钱在不同商品上的时候，所得结果往往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的利益。可考虑到背景因素，情况并非如此。
　　就拿花多少钱买一套面试专用套装来说吧。实验证明，要是一名候选人穿得比其他人更好，他更容易中选。这就为多花钱买套装创造了显而易见的动机。然而，倘若所有的候选人都将服装费提高3倍，同一份工作还是会落入先前那名候选人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人人都减少置装费，多花点钱购买预防疾病用的药物，或者买辆更安全的汽车，恐怕结果会更好。

序言（2）
对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的第三个源头，在于我们的传统假设认为，人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和前述“背景不重要”的假设一样，这一假设同样认为，倘若人们不受限制地自由交易，社会将获得有益结果。比如，要是一个信用记录糟糕的人向放贷人借500美元，答应两个星期归还，年息1000％，标准模型会坚持说，倘若国家阻止这一交易，借方贷方都受损害。
　　然而，自从人类有成文历史以来，大多数社会都认为最好是禁止这类放贷契约——因为人们并不像传统经济模型里假设的那样理性和冷静。人们经常对将来招致的成本和收益权衡不足，错误地认为借钱的好处大过了偿还的成本。这就是高利贷法的基本立足点。它斩钉截铁地禁止互助*——至少禁止了一部分。很少有哪个社会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高利贷法的。从不少人无法权衡当前收益和将来成本这方面看，下令禁止高利贷没什么神秘的地方。
　　简而言之，民间对经济学家所提建议持广泛的怀疑态度，很大程度或许根植于人们对建议出发点的合理担忧。既然传统经济学建立在错误的行为假设上，那又怎么能把根据这类模型做出的建议当真呢？
　　近年来，经济学家在思考人类行为方面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行为经济学诞生之初，研究者们努力采集现实生活中同理性行为模型相矛盾的异常现象。近些时候，他们又引入了新的模型，更准确地描述人们碰到经济选择时会怎样采取行动。在这些模型中，狭隘的自私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人类动机；背景环境影响评价；此外，它们明确地考虑到了系统化认知偏差造成的后果。
　　尽管以上创新令得行为经济学家能够以更实际的观点解释人们如何进行经济选择，民众对经济学仍然残存怀疑，这妨碍了我们到公共论坛上进行讨论。由于传统模型的预测太常出错，碰到它们对的时候，读者往往也对其意见大打折扣。举个例子，2008年夏天，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女士提议缓征美国联邦燃油税，ABC新闻台的乔治·斯特凡诺普洛（George　Stephanopoulos）请她举出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赞成这种做法。希拉里倔强地回答说，“我才不要上经济学家们的贼船呢！”民意调查显示，参议员女士把经济学家们扔下车的决定，帮助她在随后的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初选中取得胜利。
　　有了行为经济学，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讨论经济选择，又不侮辱读者的智慧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在撰写专栏谈及此类选择。有些讲的是华盛顿政策决策者们所面临的经济决策；另一些谈的是华尔街涌动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还有一些以普通消费者日常所遇选择为题。尽管我写它们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尚未宣誓就职，但它们无疑和未来几年里我们要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和人事决策直接相关。
　　文章按主题划分，涵盖了读者在经济学领域可能会碰到的大量问题——从约翰·肯尼迪的“不要问……”为什么如此深得民心，到人们为什么要自愿曝光不利信息。然而，倘若有人接受我的看法，认为经济学谈的无非是稀缺背景下的选择，那么，所有的选择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抉择。
　　行为经济学革命并未改变这些选择背后蕴含的基本经济问题，也即人类的欲望固然无止无尽，满足欲望所需的资源却是有限的。结果便是每一回合我们都面临着权衡与折衷。要想更多的拥有一件好东西，必然要放弃其他一些好东西。

序言（3）
不明智地加以权衡，就会造成浪费。传统经济论述——比如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1975年出版的《公平与效率：重大的抉择》——让我们习惯性地以为，效率和公平这对目标无法同时实现。故此，不少人相信，为了追求公正，免不了要忍受一定程度的浪费。但这里，我要提出相反的观点——不管何时何地，效率总是推动公平的最佳途径。
　　光从定义上来看，这种说法站得住脚。毕竟，任何能做大经济蛋糕的举措，都有可能让每个人分到更大更厚的一块。当然，它并不保证人人都自动得到一块更大的蛋糕，故此再分配是有必要的。
　　可哪怕是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效率和公平也往往和谐一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尽管累进税收制度有利于公平，但却会扼杀创新和活力，令国家陷入贫困。行为经济学新近的研究却暗示，累进税收的作用恰恰相反。诚如我在论及金融顾问行业的文章中指出，降低收入最高者的适用税率，恐怕会增加对冲基金经理的从业人数，减少教师和工程师的数量。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合格的教师太少，想当基金经理的人却太多太多，减税政策肯定会让经济蛋糕缩水。
　　行为经济学新近的发展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解决了保守党人和自由派人士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许多争议。故此，我在谈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文章中指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发展，支持了自由派人士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只不过立论基础和自由派人士所说的完全不同。比方说，自由派人士一直主张，要立法保障工人的安全，使之免受掌握了市场力量的企业的剥削；保守党人却一贯认为，这种法规往往会对传统上看来竞争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造成最强的冲击。但这里还有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说法：工人支持安全法规，原因和冰球选手支持戴头盔的比赛规则一样。
　　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解释说，冰球选手不戴头盔滑冰能获得竞争优势，大概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听得更分明。可是，倘若所有选手都不戴头盔滑冰，每支球队取胜的几率跟所有选手都戴头盔时一样。这样一来，头盔规则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职场安全条规的吸引力。工人接受危险度更高的工作，可以挣到更多钱，购买位于更佳学区的房子。然而，要是所有工人都接受危险度更高的工作，房子的价格就被哄抬上去了，仍然有半数的工人要把孩子送到较差的学校去。
　　一旦把经济推理从最狭义的理性行为模型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传统的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用来指导经济选择，我们还是得从实际出发——谨慎地权衡不同选项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在选择两个互有冲突的项目时，哪个项目的收益超过成本更多，哪个就更好。向来如此。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主张，不妨来试试看如何反驳它——没你想象得那么容易！比方说，为让洛杉矶的空气质量达到某一目标，有两种方法可选。方案一要求所有汽车，不论新旧，都要满足某一严格的排放标准；方案二对使用年限在15年以上的汽车不做要求，但对较新的车辆施以较方案一更为严格的标准。两个方案都能带来相同的整体空气质量，可因为方案二对新车的标准太高，实施起来造价高，所以总成本比方案一多得多。
　　成本效益测试认为方案一是较优选项。但方案二的支持者却认为，尽管它成本更高，仍不失为上佳之选，因为开旧车的大部分是穷人，强加排放标准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然而，诚如我在论及这些问题的专栏中所说，上述论点不合理。洛杉矶80％以上的烟尘都来自获得豁免的老旧车辆。取消豁免车辆、对新车采用较低的标准，可以节省不少成本，足够补贴所有拥有旧车的老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