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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诸如同情心和责任感等道德情操跟爱喝机油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众所周知，前者至少在某些环境下能影响人的选择。放弃经济学家的自利理论枷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本章对此做了探讨。
首先，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教的东西，是否会影响人的行为？经济学老是讲自私自利，似乎很容易把人往自私自利的道路上引。
2 教学内容会影响学生的行为吗
《纽约客》上登过一则漫画：衣着考究的老绅士带孙儿去树林散步。“了解植物是件好事，”他告诉孙子，接着又说，“但要记住，了解植物赚不了大钱。”
老绅士的忠告和经济学家们的理性行为模型何其相似呀。该模型假设，从狭义上来说，人是自私的。它承认，了解植物是件好事，可外面的世界竞争激烈，不冷酷追求个人利益的家伙很可能会被踢到一边去。
毫无疑问，自利是人的一种重要动机，自利模型也毋庸置疑有着很强的说明力。比方说，能源一涨价，人们就偏向于购买混合动力汽车（可以节省油费），为阁楼加装隔热层（以便节省电费）。
但有些经济学家进而推论说，自利模型几乎能解释所有的行为。乔治梅森大学的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就曾写道，“从狭义上来说，普通人95％都是自私的。”这话说得对吗？可为什么我们又经常会碰到一些社会文化规范，力劝我们为了更伟大的目标把自私放到一边去呢？
说到寻找与标准经济模型相悖的例子，法国是个着手的好地方。我到巴黎休假，碰到了许多这类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尤其突出。11月的一天下午，我问隔壁住的红酒商可有什么好点儿的香槟推荐。当时正是感恩节前的一周，妻子和我邀请了几个美国朋友到家里吃火鸡。
他刚巧有一瓶很棒的酒，只卖18欧元（正常价是24欧元）。很好，我说。我又请他再推荐一瓶黑醋栗酒，因为我知道到访的有些朋友想喝“皇家基尔”——一种香槟和黑醋栗酒混合调制的鸡尾酒。邻居说，这样的话，就用不着买上等香槟了，因为一跟黑醋栗混合起来，没人分得清那是什么酒。好吧，那我该买什么呢？他拿出一瓶酒，说这才是调制“皇家基尔”的专用香槟。
可这种特别的香槟并不出售。后来，他告诉我这种酒每瓶20欧元——比先前那种更好的还贵两欧元——一时间，他有些尴尬，没说话。虽说我觉得答案很明显，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问个清楚：如果用前一种更好的香槟调制，“皇家基尔”的味道会差些么？他宽慰我说，绝不会。又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会直接喝香槟，于是我买了几瓶品质更好的那种。邻居并没有反对，可我感觉得出，他肯定暗暗把我划入了“野蛮人”那一档。
对很多法国人来说，不同香槟派不同用场的美学原则远比自利模型的逻辑更重要。这一特殊原则带来了更佳的整体结果，因为它规定了哪种香槟用在哪种场合下效果最好。所以，尽管在我个人来说，忽视酒商的建议也无所谓（因为我用较少的钱喝到了更好的香槟），但至少有一部分买回家的好香槟给浪费掉了。
当然，自利模型预测失准的地方不光只有法国。比如大多数美国人就餐后都会留下小费，哪怕他们绝不会再度光临这家餐馆。我们不怕麻烦地在总统选举中投票，哪怕一张选票并不会改变选举结果。我们还会匿名给慈善机构捐赠。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在这类情况下主动放弃自私，带来了比人人依自利行事更好的结果。
我们对人类行为动机的看法是否重要呢？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两位社会学家杰拉德·马维尔（Gerald Marwell）和鲁斯·埃姆斯（Ruth Ames）做了一次实验，观察个人对集体项目的捐款情况。他们发现，经济系研一学生的捐款平均还不到来自其他系学生的一半。
其他研究也发现，如果人反复接触自利模型，行事自私的可能性越大。有实验指出，主修经济的学生，在合作率上低于其他系的学生，而且，学生们学习各自的专业越久，这种差异越大。
我倒不是说同行的经济学教授们强调自利的重要性有什么错。但坚持说自私是人类唯一重要的动机，会忽视了另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更麻烦的是，狭义的自利模型怂恿我们对其他人做最恶意的揣测，反过来又带出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恶意。
说不定，其他学科信奉的行为理论也以类似的方式影响着从业者。例如，行为生物学的核心原则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参与“额外配对*”。年复一年地教授这一模型，会不会让男生物学家更容易偷情呢？
几年前，我曾和一群生物学家聚餐，其间有一对夫妇。我把经济学训练似乎妨碍协作的研究描述了一番，然后问，有没有人做过研究，男生物学者是否比其他科的学者更容易欺骗自己的伴侣呢？席间顿时出现了尴尬的沉默。我暗暗想，难不成我的问题正巧碰了个准？
要是说生物学家也跟经济学家一样，深受各自学科理论的影响，那么，两者至少在一个方面有所不同：生物学家最珍爱的假设怕是正投合法国人的脾性！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崇高的动机能否存活呢？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尊重他人正当利益的世界固然美好，不少达尔文论者却说，自然选择的力量最终会让这种人走向灭绝。可为什么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呢？我在下文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3 恪守道德的人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运动员服用激素类违禁药品和企业财务舞弊的丑闻频频见诸报端，叫人忍不住好奇：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诚实的人到底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制裁违法者显然有帮助，但很多时候，作弊被逮到、遭惩处的机会很小，可还是有许多人诚实行事，这又作何解释？
经济学分析暗示，在体育世界，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别于商业世界。
乍看起来，鼓励作弊的因素似乎强化了这种行为的必然性，引得“人心不古”的悲观论调盛行。有些运动员服用类固醇，是为了获取不公平的优势；但证据显示，大多数人服用禁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相信人人都在作弊。对这些运动员而言，不作弊反倒显得有失公平了。
企业行为失检根源于类似的复杂动机。毋庸置疑，有些作弊的人主要是出于贪婪和野心。但还有更多的人无非是不想落在对手后面罢了。
从达尔文主义的竞争逻辑出发，不管是在体育界还是商业界，诚实的竞争者——哪怕没人监管也不作弊——似乎难免绝种的下场。但这两个地方之间存在一种经常遭人忽视的重要差异。
在体育界，不诚实的参赛选手只有在给逮到、接受惩处时才会身败名裂，而这种情况又相对较少。可在商业界，哪怕作弊的人从来没给逮到过，也往往要付出代价。这不是显性代价，而是面对宝贵的机会却丧失了角逐资格。
要是企业管理者名声差，作弊传言多，不太可能会晋升到需要信任的岗位上，举个例子，倘若企业主想到外地城市开办分公司，又不可能施以严密监督，他必然明白，只有委派诚实的管理者负责经营，投资才可能获得高度的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不诚实的候选人落败，不是因为他们被逮到、遭受了惩处，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头就丧失了薪水优厚的好职位。这里重要的是，企业主必须要有能力识别哪些人一贯诚实行事，哪怕作弊无从察觉。他们能办到这一点吗？
假设你刚刚从一场热门演唱会回家，发现遗失了装在信封里的5 000美元现金。（你刚刚兑换了一张支票，准备第二天上午就买辆二手车。）信封上写有你的姓名和住址。你觉得身边人——跟你没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人里——有谁捡到这个信封肯定会还给你？
大多数人会说，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大量的证据也支持他们的看法。曾有人做过一个信任实验，让一群短暂相识的陌生人预测同伴中哪些人更可能作弊。结果，他们指认出的人作弊几率比其他人高两倍有余。
对熟人的性格判断，应该比这更准确。倘若人在做企业晋升决策的时候，能足够准确地判断他人性格，诚实的候选者抢先就抄了捷径，得以晋升到需要信任、薪资优厚的好岗位上。这解释了为什么诚实往往是企业的制胜之道。
这种环境根本不同于体育界。假设有一种完全检测不出来的药品，能提高运动员的百米冲刺成绩。有一位公认诚实可靠的选手，明知道哪怕不会给人逮到，仍然拒绝服用此药。虽说他这么诚实，却没有太大可能赢得比赛。
因为至少有一部分选手会选择作弊，诚实者输掉比赛的几率大增。退役之后，他或许能申请到一份需要信任的好工作，可这毕竟不能让他赢得任何一场赛跑。
信念很关键。如果人相信作弊不可避免，作弊的行为必然越来越多。所以，倘若职场上保持诚实并非一种失败策略，帮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当然了，仅仅因为诚实的人有望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下胜出，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胜出。在各个领域，我们还是需要严格的规则和制裁，加强对不当行为的监管。
即便如此，事情并不像许多人想得那么糟糕。说到成功的标准，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曾经说过，“你必须诚实。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毫无疑问，老板有时候会遭到欺骗，但假装诚实是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老板大多对下属的性格有个很清晰的认识，知道需要信任的岗位上该指派谁。
在商业界，样子诚实具有极大的优势。而获得这一优势的最佳途径，就是真正保持诚实。
证据清楚地表明，哪怕破坏规则根本不会遭到惩罚，许多人仍会选择做正确的事。设想有这么一个世界，人人都如此行事，人人都本性诚实。继续，再想想看：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离开房子不锁门是否妥当呢？在小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我探讨了这样的情况：倘若人人都知道违反道德规范的人不会受到惩罚，我们目前观察到的诚实行为为什么会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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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人基本上诚实，惩罚还有必要吗
从小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处理污染问题的方法，到他担任总统时处理企业渎职行为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贯口号是：“自觉遵守。”比如，2002年，他反对在企业欺诈法中新增严格的刑事制裁条款，为此，他解释说，尽管严格的法律有帮助，“从根本上看，美国企业的道德还是取决于商业领袖们的良心。”
法律规范人行为的作用的确有着局限性。公共官员尝试鼓励民众做正确的事，也无疑是积极举动。但光是强调自愿遵守，同样有着不利的一面，因为它忽视了社会强制措施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为了公众的利益限制狭隘的自利行为。没有这些措施，那些自愿遵守的人就必然要扛起不公平的负担。
诚实的企业高管在权衡如何报告公司收入时面临的各种影响因素，阐述了这一难题。他们知道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不少数据都牵涉到主观上的判断。比方说，有些数据以对未来的估计和预期为基础，有些又使用了不完善的模型，为非市场资产赋予了货币价值。故此，在任何一家企业，收入估计出现大幅偏差，都能找到说得过去的理由。
问题来了：企业为将来发展提供资金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当前的报告收入跟竞争公司相比如何。毕竟，资本市场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推断企业成败的。要是企业报告的当前收入较低，股价往往会大幅下挫，提高了这些企业将来失败的几率。在这样的环境下，站在悲观或严格中立的假设基础上计算公司收入，哪怕是最谨慎的高管也会觉得这说不过去。可以预见，大多数其他公司都会在合理范围内对收入做出最乐观的估计，故此，不这么做会危及公司的发展前途。
更糟糕的是，这种局面不稳定，因为究其本质，什么样的会计判断标准可以接受，是由大环境背景所决定的。倘若所有的公司都提交乐观的收入报告，这种报告就逐渐成了“正常”报告。届时，哪怕是最谨慎的高管也将面临在报告中大幅提高收入的压力，这又为其他公司进一步弄虚作假创造了空间。
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企业生存之战牵涉到的大量因素，政府有必要加以谨慎监控，并严厉惩处违规操作行为。要求人们放弃以不当手段获得的收益是一回事，要他们在经济上自杀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由于许多竞争公司虚报收入的手法比不过世通公司（World），它们好些受了损失，甚至破了产（要不是因为电信行业的收入突然暴跌，世通公司至今恐怕都还高高翱翔在天际呢）。
市场上的其他各种渎职行为，都可以套用类似的逻辑。要是运动员靠服用类固醇战胜对手，而且不受惩罚，很多人都会这么做；要是纳税人可以虚报免税额又不受惩罚，许多人都会这么做。这些行为迫使他人也采取相似做法，反过来导致了行为标准的变化。
如果我们希望人为了公共利益克制自己，那么，我们必须要求当事人做出一致的牺牲。然而，要求运动员不服用类固醇，却不对违犯者加以有效的惩戒，就等于是惩罚自觉者，奖励违规者。要求纳税人如实申报，却不对申报数据做稽核，就等于是减少了不诚实纳税人的有效税率，提高了诚实者的有效税率。
在新版企业欺诈法中增加刑事制裁条款，美国国会做得很明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最近考虑在类固醇禁令中新增随机抽查、严厉处罚违规者的条款，也做得很明智。大幅裁减国税局职员，削减税务局预算，使得税务稽查率较之1996年降低了一半以上，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还得三思。
亚当·斯密本人很清楚，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并不总能为所有人带来最大利益。当个人和社会利益出现矛盾，光呼吁民众自觉遵守还不够，还需辅助以有力的惩处措施。诚如里根总统所说，“信任，但也要查证。”
2008年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很多人谈到为什么人们自愿为总统竞选付出时间和金钱。标准的经济解释——通过政治捐赠，换得工作和合同——可以解释部分案例，可它显然无法说明，为什么还有会数百万的民众寄出小额捐款，不指望获得任何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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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什么肯尼迪“不要问……”的口号深得民心
传统的经济模型假设，人在狭义上都是自利的。倘若“经济人”——模型里的典型理性行为者——在人行道上捡到一个钱包，他一定会把里面的钱揣进自己兜里。他不给不再光顾的餐馆留小费。他从不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更不会匿名为选举活动捐款出力。
这种态度源自所谓的“搭便车”问题，也即理性选择论的一大基石。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经典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阐述过这个问题：就算民众跟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目标相同，在竞选活动中捐钱出力也不会给他们什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