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1年的4月间，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刚建成一座仿造苏州网师园的明轩（Astor Court），一切就绪，只等几个星期后向外开放。那年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尚未搬至康州来。当时普大的师生们正在热心研究明代小说《*》，对书中所录许多明代小曲尤感兴趣。于是服务于该美术馆的普大校友何慕文（Marwell K。 Hearn）就计划为我们在明轩里举行一次曲会，并请著名昆曲大师张充和为大家唱曲，由纽约的陈安娜女士（即后来的纽约海外昆曲社创办人之一）吹笛。当天充和用昆曲的唱法为我们演唱《*》曲子，包括《双令江儿水》、《朝元令》、《梁州新郎》（摘自《琵琶记》）、《罗江怨》（俗名《四梦八空》）、《山坡羊》（即小尼姑《山坡羊》）等曲。从头到尾，充和的演唱深得昆曲优美的精髓，令在场诸人个个绝倒。有关此情此景，我曾以《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为题写一文在1981年8月号《明报月刊》上发表。
次年秋天，我转到耶鲁大学任教，并与充和的丈夫傅汉思（Hans H。 Frankel，德裔美国汉学家）教授同在东亚语文学系里共事（傅汉思教授于2003年8月辞世）。充和与耶鲁大学的关系也一直十分密切，2006年耶鲁东亚图书馆重修，自然请充和为该馆题字以为纪念。多年来，充和在耶鲁的艺术系教书法，课外兼教昆曲。我一直希望能抽空向充和习练昆曲，只可惜总因工作太忙而屡屡作罢。还记得1980年代后期，我的博士生王瑷玲正式向充和拜师学昆曲，开始会唱《牡丹亭》里的“游园”曲子，就曾令我一度非常羡慕。直到今日，王瑷玲女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副所长）还经常对我说，她当年等于是“代替”我向充和学习了昆曲。
然而，未能向充和学习那素有“百戏之祖”雅称的昆曲，一直都是我心中的遗憾。
对我来说，昆曲最大的魅力乃在于它所代表的传统文人文化。或许只有像充和那样精于昆曲和书法，并彻底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昆曲的意境。最近，在一篇访问记中，作家白先勇就曾说道：“我一直觉得书法 与昆曲是一个文化符号。昆曲的水袖动作都是线条的美，跟书法的线条要有机地合起来。”（见李怀宇访问白先勇的文章：《白先勇：我相信昆曲有复活的机会》，《时代周报》创刊号，2008年11月18日）
不用说，以书法和昆曲著称的张充和女士最能了解昆曲的这种特殊魅力。但我也经常在想：过去到底有哪些“文化曲人”引导充和走过那底蕴深厚的昆曲艺术旅程？究竟要有什么样的文化修养和训练才能充分表现出昆曲的艺术本质？在今日后现代的世界里，我们还有可能继承并传达那种富有文人气质的昆曲艺术吗？
前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充和让我翻看她多年来存藏的《曲人鸿爪》三大集，终于使我瞥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谓“文化曲人”的精神世界。在她的《曲人鸿爪》书画册里，她收集了无数个“曲人”给她的书画，其中包括曲学大师吴梅、王季烈等人的书法，画家兼曲人张榖年、吴子深等人的作品，还有来自各方曲友的题咏。最难得的是，不论充和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不忘将那《曲人鸿爪》的册子随身携带，备加珍藏。正如她所说：“抗战那些年，这个册子一直跟着我，一直跟到现在。”这是因为，只要有可能，她都要“抓住”每个机会让她的曲人知遇在册子里留下亲笔题赠的书迹画痕。因此，《曲人鸿爪》实际上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部难得的曲人书画见证录。
《曲人鸿爪》中的书画精妙，曲文脍炙人口，实令我百看不厌，爱不释手，因也令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有些收在《曲人鸿爪》里的书画已经沉睡了七十多年之久！不久前，我的耶鲁同事苏炜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散文里提到了充和这部难得的《曲人鸿爪》，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让广大的读者也分享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因而我主动向充和建议，希望她能尽快把这些书画付梓出版。重要的是，《曲人鸿爪》收藏了1937年至1991年一段十分漫长的曲人心声。我想通过充和的口述来填补上世纪以来“曲史”的一些空白，所以才有编写此书的构想。
同时，我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多向充和学习，更是求之不得的乐事。让一位九十七岁的杰出书法家兼昆曲家领着再次走过那段已经消逝的时光，去捕捉一些戏梦人生的片断，去追寻那个已逐渐失去的文人传统，确实是一件动人幽怀的雅事。从中既让人瞥见老一代文化人的师友情谊和风雅交往，也让人对那个已经逝去的曲坛佳话倍感珍惜。
必须声明的是，由于篇幅的局限，本书无法收进《曲人鸿爪》里全部的字画。因此在选择的过程中，不得不放弃一些曲人的作品，也请读者见谅。
有关此书的策划，我首先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凌志先生以及好友李怀宇先生的推荐——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热情地支持此书的出版。同时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及Andy Rodekohr（Assistant Director，CCK…IUC）对本研究计划的慷慨支持。此外，余英时、陈淑平、高友工、许倬云、王瑷玲、林胜彩、谢正光、王玮、陈安娜、尹继芳、傅刚、李唐、章小东、孔海立、Victoria Wu（吴礼兰）、康正果诸位也都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香港《明报月刊》的彭洁明（总经理室高级主任）和陈芳（执行编辑），大陆《书城》编辑陶媛媛，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杨泽，《联合报·副刊》主编宇文正，以及美国《世界周刊》主编常诚若和《世界日报·副刊》主编吴婉茹（Annie Wu），都分别在报刊上登载有关本书的精选章节，让海外的读者更加了解充和在昆曲方面的贡献，我也要特别感谢她们。同时，我的丈夫张钦次（C。 C。 Chang）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心力，他为我搜集各种各样有关充和的曲友们的信息，而且还帮助录音、拍照等工作，所以我要特别向他献上感谢。
当然我最应当感谢的是张充和女士。没有她贡献出《曲人鸿爪》的书画，没有她向我口述往事，那根本就不会有这本书的结集。
2009年10月于耶鲁大学
。 想看书来
一 吴梅（1）
1937年春，充和二十四岁。有一天她捧着那本全新的《曲人鸿爪》册页，独自前往吴梅先生（1884—1939）在苏州的家。吴梅先生是充和最钦佩的曲人前辈；他不仅能作曲谱曲、唱曲、吹笛，而且还是著作等身的昆曲教育家。充和一向喊吴梅先生为伯伯，因为她父亲张冀牖是吴梅先生多年的好友，两家的子女一直都很熟。尤其是，充和喊吴梅先生的四公子吴南青（1910—1970）为四兄。虽然充和没正式做过吴梅先生的弟子（不像二姐允和曾在上海光华大学选过吴梅先生的昆曲课），但她个人经常向吴梅先生请教，也请他改过词，所以一直尊称他为老师（而且，充和所参加的幔亭曲社最初也是吴梅先生命名的）。总之，充和特别渴望这位“曲学大师”能在她的《曲人鸿爪》首页上题字。
那天，吴梅先生就在充和的书画册上抄录了他的自度曲，《北双调？沉醉东风》：
展生绡，艺林人在。指烟岚，画本天开。重摹梅道人，依旧娄东派。是先生自写胸怀。二老茅亭话劫灰，只满目云山未改。
吴梅先生这支曲子原为题清代画家王蓬心（王宸）的山水小幅而作，旨在捕捉王氏的文人画风格。盖王蓬心在文人画方面的成就甚高，不但是所谓的“四王”之一，也是娄东派的巨擘（“依旧娄东派”），所以吴梅先生这首题画曲子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表扬，也可以说是和古代文人的一种对话。一般说来，文人画的风格就是不媚俗，不为谋利而作，故吴梅先生曰：“是先生自写胸怀。”由此可以引申到昆曲的基本文化特质：昆曲本来就应当与诗书画的韵致有其共通之处。有趣的是，吴梅先生曲中“画本天开”四字，正好说中了充和的《曲人鸿爪》书画册的用意，令人回味无穷。
然而好景不长，在吴梅先生为充和题字后的几个月里，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抗日战争接着就开始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向四川、云南的方向逃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年秋，吴梅先生一家人从苏州逃往武汉、桂林等处，再到昆明，后来由于日军轰炸昆明日益猛烈，又在1939年元月逃往云南大姚县的乡下李旗屯（即他的门生李一平的家乡）避难。在这同时，充和已从苏州到了成都，又辗转到了昆明。（当时充和与沈从文、张兆和一家都在昆明；充和的工作是负责编选散曲，沈从文编选小说，朱自清则编选散文。）当初充和刚到昆明的时候（大约1938年间），她曾经去拜访过吴梅先生，向他报告自己父亲的死讯，“吴伯伯”为此十分伤心。不久吴梅先生就从昆明搬去乡下，从此充和就没再见到他了。
然而，充和至今仍忘不了1939年她到昆明查阜西先生家参加的一个曲会。那天，昆明附近的许多曲友照常闻风而来，大家同聚一堂，在查府轮流唱曲，好不愉快。座中正好也有吴梅先生的儿子吴南青，他很会吹笛，经常在充和上台演出时扮演伴奏的角色。那天他也照例为充和吹笛。到了晚间，曲友们正在一起用餐时，吴南青先生突然接到一个电报。只见他看完电报之后，脸色变得沉重，接着立即起身，向大家鞠个躬，说道：
“我父亲过去了。”
那个突来的消息令大家感到惊愕、悲戚。没想到年仅五十五岁的曲学大师吴梅突然在乡下病逝！曲友们个个热泪盈眶，不能自已。据说大师辞世前还在不断写诗、作曲、校对稿件，最后却因喉病复发去世，令人感到非常意外。。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吴梅（2）
冥冥中吴梅先生的早逝似乎在提醒大家：尤其在战乱时期，昆曲的传承更加显得重要。原来，早在民国初年，昆曲已到了濒临失传的边缘，后来幸而在吴梅先生等人的努力之下，才使穆藕初、张锺来（张紫东）等先生创办了昆曲传习所，而直接促成了苏州昆曲的复兴。然而，在他年轻时，吴梅先生曾一度因找不到昆曲老师而感到烦恼。所以在《顾曲麈谈》中，他曾说道：“余十*岁时，始喜读曲，苦无良师以为教导，心辄怏怏。”一直到后来，吴梅先生才终于有机会师从清唱大家俞粟庐（俞振飞之父）——当然，在那以前，他早已学诗于散原老人（陈寅恪之父），学词于朱祖谋。但自从学习昆曲艺术之后，吴梅先生则开始专心推动昆曲，不遗余力。他曾在苏州创建振声社，在南京办紫霞曲社，并参加其他各地的曲社活动，经常与王季烈、溥侗、俞振飞、夏焕新、项馨吾、张锺来等曲友相聚。在一些曲会彩串中，吴梅先生甚至还亲自登台客串。而且，无论在课堂或课外，他都不忘培养优秀的曲人后辈。在曲学方面，他的桃李满天下，是有目共睹的。吴梅先生的高足包括卢前（卢冀野）、任二北（任中敏）、汪经昌（汪薇史）、俞平伯等——他甚至曾经指导职业演员顾传玠、朱传茗等人排演他自制的《湘真词》曲谱，还收北昆演员韩世昌为学生。可以说，吴梅先生一生最重师生的薪火传承，据说一直到逝世的前夕，他还在努力校对他的得意门生卢前所作的《楚风烈》传奇，并为之题撰《羽调四季花》一曲。
不用说，吴梅先生的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充和最佩服吴梅先生的，也就是他这种不断提携昆曲后辈的精神。值得玩味的是，吴梅先生的几个主要门徒（例如卢前、汪经昌等）也都在充和的《曲人鸿爪》里各自留下了他们的书画。无形间，充和的《曲人鸿爪》也就成了这种曲学薪传的最佳记录了。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在昆明主办曲会的那位查阜西先生，后来成为充和的多年好友。查阜西先生是一位难得的业余曲家，不但唱曲，也弹古琴（抗战期间，他在昆明一家飞机公司里做事）。多年之后，有一回查阜西到美国表演古琴，演奏完毕之后就把他的那把贵重的明代古琴（名为寒泉）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指定要补送给充和，算是赠给她的结婚礼物。至今充和仍屡次回忆，说当年她与汉思结婚，所收到的最佳三件礼物乃是：查阜西先生赠她的这把古琴；杨振声先生所赠的一块彩色墨（康熙年间所制）；梅贻琦先生送她的明朝大碗（景泰年间所制）。充和一直感到很庆幸，他们1949年从中国到美国来时，把那宝贵的墨和碗都带出来了。
至于吴梅先生的儿子吴南青先生，自从1939年那次查阜西先生家中举行的曲会之后，一直继续与充和保持联络。后来，充和转到了重庆，在*工作，也就把吴南青先生介绍到*的礼乐馆里工作。但抗战结束后，大家终于又失散了。1949年后，吴南青先生继承父业，并曾担任昆曲科教师和编剧者，1957年加入北方昆曲社。据说他在“*”期间（1970年9月）惨遭*而死。后来充和在美国听说吴南青先生惨死的消息，自然十分悲痛。（附注：当时许多有关大陆曲人的信息，都是张允和女士——即充和二姐——写信告诉充和的）
必须提到的是，1976年冬季，充和特别给她的昆曲得意门生宣立敦写书法，并表达对吴梅和吴南青两位的怀念。充和所抄录的就是《桃花扇？寄扇》中的《新水令》小曲（正巧宣立敦也是研究《桃花扇》的一位著名美国学者）。在那长长的一卷墨迹末尾，充和明明写道：“右《桃花扇？寄扇》中一曲，为霜厓（指吴梅先生）所拍，其嗣南青曾屡为迪曲，今无人唱矣。”
二 杜岑
1938年，充和未去昆明前先到成都。（当时充和的二姐允和随光华大学师生逃难到成都，所以充和去成都与她聚合）
自踏上逃难之旅，充和就带上她那本《曲人鸿爪》的书画册。册子封面上的毛笔字直到1938年她抵达成都，才由杜岑先生（号鉴侬）题签。这就是说，当初吴梅先生为充和在苏州题字时（1937年春），充和的书画册尚未有“曲人鸿爪”这四个字的签题。只是在充和来到成都后，偶然认识了杜岑先生夫妇，见书法家杜岑先生写一手精美的小楷才请他题写了该册的封面。同时杜岑先生也在《曲人鸿爪》书画册中留字。那录自《牡丹亭·游园》的曲文（“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也就是1938年初夏杜岑先生为充和抄录的小楷。
虽然充和在成都的那段期间很短，但就昆曲的活动而言，那是一段极其宝贵的经验。在成都的那段时光，充和曾参加了许多曲会。但最令她难忘的，则是与曲友杜岑先生和他妻子周女士相处的一段时光。
杜岑先生当时任省政府秘书主任，妻子周女士喜欢唱曲，所以夫妇两人经常参加曲会。充和也经常在下班之后，骑着自行车到他们家去教杜太太唱曲（当时充和与他们一家人都很熟，包括杜家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充和分别喊他们做“小乖乖”和“小苹果”）。后来充和发现杜先生的嗓子也不错，可惜没学过唱曲，所以充和也决定要教会他。碰到杜太太在做饭时，充和抽空教杜先生唱曲。充和建议他从《长生殿》入手。从一开始，杜先生学曲的兴趣就很高，几乎入了魔。有一天在办公室里，他心血来潮，就拿出一张纸，压在公文上头，顺手抄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