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的恢复了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注意，袁世凯恢复的不是清末的皇权统治，而是他从开始就支持实施的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世之枭雄，聪明一世，无奈糊涂一时，一时糊涂，竟然惹得千古骂名。那份《顺天时报》是他儿子袁克定自己出钱印刷的，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的。民众请愿团、筹安会都是袁克定策划的，当袁世凯知道真相时，悔之晚矣。
其实在1911年的中国，走向共和并非历史必然，正如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很多运气成分一样。当时，如果选择了君主立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国家政体的变动相对平和，可以依仗皇帝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慑力影响力来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保留一个大家公认的皇帝，哪怕他只有几岁，都可以在各门各派的争斗中架设缓冲区，同时一样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体，比如英国，比如日本，都因为君主立宪而成为发达国家。
可是我们最终选择了“走向共和”，笔者认为“共和”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且即使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他一样有成功的可能，只不过我们没把一出好戏唱好。
在武昌起义之后，作为共和的交换条件，选择一个不知共和为何物的袁世凯做总统，实属无奈之选，确实使得这种所谓的共和先天不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袁世凯还是很努力的照葫芦画瓢，我们享受到了空前的言论自由，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舆论监督平台，我们的议员们都认真的履职，没有诸如倪萍这样只投赞成票的委员，道路虽然曲折，但方向还是正确的。
如果南方各派革命党能够稍微的大度一些，给他一点时间进步，允许他犯错误和改正错误，袁世凯是否还有理由和决心偏离共和的轨道？
如果让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国家建设上，而不是用在应付吵架上，是否对当时动荡中的国家更有利？
如果革命党们能够少一些私欲、鲁莽和幼稚，多一些公心、沉稳与团结，共和是否可以更加稳健？
如果我们的法制建设再完善一下，不要光*也要有集中，我们的办事效率会否可以提高？
如果袁世凯的胸怀可以更开阔些，对于那些批评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他是否有机会成为一代伟人？
答案显而易见，可惜事与愿违。
笔者认为共和制下的内阁制选择是错误的，总统像立宪制度下的皇帝一样被架空，但总统又不具备皇帝在国民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地位，反而引起社会动荡与不安。我们看看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的共和政体，总统*选出，然后可以按自己意愿组阁，就是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任期4年，最多连任两届，这一方面保证了人民按自己意愿选择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又保证了最高领导人可以凭个人意愿组成“自己人”的政府，以提高办事效率。再通过总统任期限制，国会的监督机制等，限制了总统个*力的膨胀。反观我们民国初期的共和制，从制度设计上就有了缺陷，先让一个强势的实力派当上总统，又企图用内阁制去架空这个实力派，况且架空总统的目的单纯的可笑； 如果是孙中山当总统就不限制，袁世凯当总统就限制，原因是袁开始是不赞同共和的，《临时约法》这种因人而设的法律（在当时起到宪法作用）从出发点上就背离了根本*所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基础不牢，倒塌就是必然的。
复辟帝制固然有倾心于帝制的人在拉，但如果没有那么多醉心共和的人在推，袁世凯也很难迈出这身败名裂的一步。
袁世凯失败了，败的很惨。坚定的立宪派梁启超反对他，南方的蔡锷起兵*他，就连自己最可信赖的北洋军也逼他退位。共和在实施过程中，确实有诸多不足，甚至乱像频仍，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平等而不懈努力。
袁世凯退位了，在登基83天之后宣布恢复民国的，不久忧愤成疾，撒手西去。袁世凯逝世后，王士珍、张镇芳等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自己儿子袁克定，看来袁世凯与金太阳是有区别的。
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袁克定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个人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在潦倒中度日，也不接受日本占领军的邀请，可说大节无亏。
第十六章 军人干政，乱作一团
袁世凯没有跳出他的家族魔咒——凡袁家出来做官的人都活不过60岁，他在57岁这年离开了人事，他如泉下有知，定会对晚年那83天的皇帝后悔不已，在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想到这短短的一瞬竟然定格为永远，从此他成了“窃国大盗”。
大总统在任内去世，按规定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黎元洪现在在哪呢？就在北京啊。
1913年，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临时副总统黎元洪也同时转正，黎元洪以副总统之身兼领鄂督之职，拥兵自重，于是袁世凯命北洋大将段祺瑞带人到了武昌，跟黎元洪说，大总统很多时候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理应在首都办公，所以请即北上，黎元洪兼领鄂督，手头有一定的军政实权，特别是手下部队是原来的南洋新军，有一定的战斗力，而副总统，属于备用轮胎，没有肯定不行，有了也可能一辈子用不上，所以黎元洪不想北上，可稍微一犹豫，段祺瑞手下悍将徐树铮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
黎元洪到京后被安排住在了瀛台，也就是本文开头写到的那个地方，终日无所事事的颐养天年。可袁世凯竟然在任上死了，从武昌起义被革命士兵拉出来当革命都督开始，命运就不由自主的黎元洪，竟然被推到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上，而袁世凯秘密遗嘱中的总统二号人选，现在的实权人物段祺瑞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总理兼陆军总长。
1911年武昌起义的时候，黎元洪只是一个混成协的协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旅长吧，而段祺瑞呢，那时已经是江北提督，第二军总统官，相当于军长，从资历上二人就有不小的差距，此时的段祺瑞已经成为了北洋军的领袖，有枪杆撑腰，说话硬气的很，上台之后就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从1911年底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起，到1916年下半年段祺瑞恢复内阁制，不到5年的时间，政体变了四个来回，改制的原因一如既往的单纯——争权，与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关系。
黎元洪孤家寡人，无兵无将的，政体又改成了内阁制，段祺瑞大权独揽，似乎黎元洪也只能当看客了。可什么事都有个度，太过嚣张了，惹急了兔子都会咬你，何况人家黎元洪好歹也是军人出身，可同样军人出身的段祺瑞似乎并没有把这个当初的下级军官放在眼里，什么事都自己做主，如果按规定需要总统盖章的话，就派个人过去让黎元洪盖章，一次，已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铮拿着个什么东西让黎元洪盖章，黎只不过多看了两眼，徐就不高兴了，让你盖章就盖呗，看什么看啊，黎元洪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受此屈辱，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
这里，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虽然你段祺瑞兵强马壮，但只要你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你就得走程序，袁世凯不比你段祺瑞势力大，根基深啊，他推翻共和政体都身败名裂，你段祺瑞敢吗？你不敢是吧，好，到需要我总统盖章的时候，我就不盖，你奈我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府院之争”。
1917年初，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协约国获胜已成定局，此时的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段祺瑞这么做的目的，一是可以缓付庚子赔款，二是准备趁德国战败之机，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收回，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讨好日本谋得借款，以解决政府财政危机，总之这一动议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1917年3月初，国务会议通过向国会提出的对德绝交咨文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节略》要点为：（1）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赔款；（2）同意中国将进口税增至百分之七点五，待裁撤厘金后，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五；（3）取消辛丑条约关于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这些条款都是对中国有利的，咱们也趁火打劫一把，把丢掉的东西拿回来，挺好一件事，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交国会通过，并将《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发给章宗祥，与日本政府协商。黎元洪倒好，以事关重大，还需慎重为由，拒绝盖章。
段祺瑞哪信那个邪，遂于4月中旬用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这些个手握军权的地方军事统帅还组织了一个俗称“督军团”的松散政治组织，借以实现军人干政的目的，辫帅张勋和安徽督军倪嗣冲是他们的头，而这二位是坚定的保皇派，连立宪派都不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至于什么叫立宪他们也没闹明白，反正对于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人家张勋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手下都不许剪，于是在民初有了这么一只特殊的辫子军。你说你段祺瑞身为内阁总理，召集一帮子军人进京讨论外交问题，这不扯吗？段祺瑞才不管扯不扯呢，和这帮老哥们弟兄详述了对德宣战的好处，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划比划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傻子才不做呢。很快督军团接受了段祺瑞的主张，大家联名“赞成总理外交政策”，然后督军们竟然联袂拜会协约国各公使，各公使也居然设宴招待他们。
这还不算完，5月1日，国务会议正举行呢，二十多个督军或督军代表冲了进来，我们是代表地方百姓来来参政议政的。督军们纷纷发言，慷慨陈词，老百姓都主张对德宣战，我们应该顺应民意，哈哈，老百姓知道德国在哪吗？老百姓知不知道没关系，我反正是代表老百姓的，我知道就行了。于是对德宣战就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
国务会议搞定，下面就是搞定议员们了，5月4日，督军团向两会全体议员发出了邀请，开一个招待会，来了400多议员，其间，督军团代表向议员们陈说对德宣战的好处，虽然是在讲理，理讲的也算到位，气氛也算热烈，可这些督军和颜悦色的背后可是千军万马啊，一群议员在这等威势之下，哪里还敢有什么不同意见，军人如此肆无忌惮的干涉国家政务，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完全葬送了之前几年在*政治上的所有成果，也为未来中国的军人政府埋下了伏笔。
当日这帮督军又去拜谒黎元洪，企图令黎元洪不再阻挠。黎元洪知道他们在威胁完国会后又来威胁自己，已经怒不可遏，怒斥道：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是海陆军总司令，没有我的命令，你们有什么权力擅离职守来到北京？身为军人，你们有什么权力擅闯国务会议，干预国家政务？你们有什么权力直接和外交使团接触？对外宣战还是媾和是我总统的权力，有你们什么事？
黎元洪声色俱厉，又逻辑缜密，这些个督军一下子被镇住了，没想到一项宽厚的黎大总统发起脾气来这么了得。
晚上，在府学胡同段祺瑞家，这帮吃了瘪的督军们议论纷纷，就有人提出来，把总统赶下台，把国会给他解散了，看谁还敢不拿咱们爷们儿当事儿，段祺瑞虽然也是愤怒异常，但还算老练，这帮粗人只知道喊打喊杀，根本不懂政治，而他段祺瑞不同，咱现在是总理啊，内阁制下的总理啊，如果我现在这么明目张胆的破坏规则，形成风气，他们以后稍不如意，也可以这么对付我，那还了得，所以咱必须按规矩办。
这督军啊，都是军人出身，但却不仅仅是地方军事统帅，实际上民初的督军等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加省长，他还是地方政权的首脑，所以在段祺瑞的策划下，各省督军开始组织各地的“人民团体”纷纷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向中央发电报，表达了强烈的对德宣战的意愿，就这样，广大人民被指定的代表给代表 了，有点绕嘴是吧，意思就是说，我指定你代表人民把我的观点用公开的方式告诉我，靠，更绕了。
黎元洪在压力下勉强同意了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在国会上段祺瑞作为总理对这一议案进行了解释：第一，说明俄国发生革命，俄、德单独媾和的谣言没有根据；第二，保证参战后对日本没有秘密外交，中国政府并不偏重一国；第三，对德宣战后中国没有实际战争，全国无施行军法的必要；第四；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应该说段祺瑞的政治眼光还是很准的，对于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对其落井下石，天经地义。
只不过国会议员们对于军人们的嚣张很不满意，加上黎元洪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一个利国利民的提案竟然差几票没过半数，就在这时，没有亲赴北京的督军团公推的团长，辫帅张勋发来了一份态度强硬的电报，内阁和军事会议所做决议为最终决议，国会如若反对，后果自负，半路里竟然杀出这么个玩意儿来，连一星半点的伪装都不要了。
接着街上开始出现各色人等，组成所谓“公民团”，又请愿又示威，还围攻殴打议员，甚至把议员们堵在国会里头，不许出来，段祺瑞先是以这是人民权力为由，不做有效制止，直到最后开始扔石头瓦块了，段祺瑞才派人将他们驱散。这些措施，本想是逼议员们就范的，可这么一闹，段祺瑞内阁却受到了广泛质疑，连内阁中的阁员都纷纷辞职，以抗议段祺瑞携武力威胁国会的行为。议员们还就硬起来了，咱们先不讨论对德宣战的问题，先讨论你段祺瑞辞职的问题吧，就你这样，是当总理的料吗，你现在光杆一个了，还折腾个什么劲啊？屋漏偏逢连阴雨，段祺瑞背着国会私自向日本借款的事，又被《京报》抖了出来，说是段祺瑞偷偷向日本借了一个亿，交换条件就是你中国得参战，打德国，同时聘请日本技师和和管理人员主持中国军火工业、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参战军。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的说是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啊。
就在国会议员们觉的抓住段祺瑞把柄的时候，督军团却给黎元洪上了一道洋洋洒洒的书，长篇大论一番，基本意思是，宪法有矛盾的地方，宪法规定众议院如果对不信任国务员（民国规定国务总理与各部部长统称国务员）的话，大总统可选择免去国务员的职务或解散众议院，但解散众议院需要有参议院批准，撤我总理的职解散我内阁，只要国会不信任和总统同意就行，而解散众议院呢，却需要参议院批准，众议院和参议院本来没有实质差别，自然相互维护，根本不可能有批准解散的一天。再说了，如果我们是对政策法规有意见，起码还有个凭据说法，大家可以讨论，而“不信任”算什么标准啊；你岂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