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试图规范基督教与佛教的融合，于是创造了一套混合的“福音”。它有效地简化了前者复杂的教义和故事，结合东方人熟悉并容易接受的元素，以便加快基督教在亚洲的发展。这种双重混合的神学理论通常被称为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它认为，用人们易懂的文化和熟悉的语言进行布道才是传教的最佳途径。结果可想而知，基督教得到了大批人群的广泛支持，因为这些教义被人为地诠释得似曾相识、更易接受。
其他宗教和信仰也依靠类似的方法获益不少。颇具魅力的马兹达克教（Mazdak）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开始迅速流行——这从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评论家对该教信众大量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可以得见。马兹达克教的态度和行为，包括饮食习惯，都遭到了恶意的诽谤，他们甚至被污蔑为喜欢群交。事实上，就我们所接触到的重要资料来看，马兹达克提倡的是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与佛教对待物质享受的态度、琐罗亚斯德教对物质世界的怀疑以及基督教长期奉行的苦行主义都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在这种充满竞争的宗教环境里，维护好自己的物质财富同坚持信仰一样重要。一个在6世纪穿越撒马尔罕（乌兹别克东部城市）的中国旅者注意到，当地人坚决抵制佛教，任何寻求栖居的佛教徒都会遭到烈火驱逐。不过这一次却是例外：这位来自中国的到访者被允许当众讲法。在他的个人魅力和出色口才下，很多当地人都转信了佛教。
没有人比佛教徒更了解展示自己信仰和宗教信物的重要性了。另一位前往中亚取经的中国僧人曾吃惊地发现，巴克特里亚当地人对圣物遗迹都非常崇敬，包括一颗佛陀的牙齿、一只佛陀用过的盥洗盆，以及一把装饰着精美珠宝的荞麦扫帚。
还有人用更直观、更富戏剧感的手段来赢得支持。洞窟是宣传和强化宗教信仰的传统场所，它们通常沿贸易通道而建，一方面省去了寺庙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又为贸易和旅行提供了方便。孟买海岸的象窟和印度北部埃罗拉（Ellora）的洞窟庙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洞窟内满是宏伟华丽的神祇雕像，意在展示道德和信仰的至高无上——当然，在这里是指印度教的至高无上。
不过这些都显然无法与巴米扬（Bamiyan，位于今阿富汗）相比。地处向南通往印度、向北通往巴克特里亚、向西通往波斯的十字路口上，巴米扬拥有 751座雕满佛像的洞窟。其中的两座塑像——一座高180英尺，另一座有前者三分之二的高度，但更为古老——矗立在山崖岩刻壁龛中近1500年之久，直到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知、野蛮的行径，与“宗教改革”运动中英国及欧洲中北部地区毁坏宗教艺术品的暴行如出一辙。
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印象中总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来往交流。其实，在其他方向上也存在着大量的互动。就如公元7世纪的一位中国人所描述的，叙利亚是一个“出产防火布、还魂香、月光珍珠和夜光宝石的地方。那里从未听说过土匪和盗贼，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遵纪守法，国君任人唯贤。此地幅员广阔，物黍丰登，文学作品繁荣淳朴”。
从实际情况看，尽管各派宗教竞争激烈，但最终在取代传统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上逐渐占据优势的还是基督教。公元635年，远赴中国的传教士成功说服皇帝取消对这一西方宗教的抵制，并让它成为合法信仰，因为它非但不会对帝国造成影响，反而能增强帝国的实力。
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竞争格局似乎变得更加明朗了。基督教压过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佛教，长驱直入地向亚洲进军。长期以来，各种宗教在这一地区相互竞争，它们不断学习以求赢得更多关注。谁能想到最具竞争力、最有可能获得最终成功的，却是这个诞生于小镇伯利恒（Bethlehem）的宗教。离耶稣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就目前的进展来看，基督教要将触角远抵太平洋，从而向西贯穿至大西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不过，就在基督教取得胜利的关口，阻碍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势力正在崛起，它不仅覆盖了建有城镇的大片区域，还连接着陆地和海洋。一场激战削弱了这一地区现存的所有政权，从而为新势力的诞生创造了机遇。那时的情形就好比互联网突然出现在古代：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新趋势一方面威胁、削弱既有的秩序，一方面又在利用着过去几个世纪构建起来的交通网络。这种全新世界观的名称——“伊斯兰”未能反映它的变革特性，因为这个词的原意是“顺从”，没有表达出世界将如何改变。然而不管怎么说，变革已经到来。
第四章
变革之路
伊斯兰教诞生在一个充满动乱、争议和灾难的世纪里。公元541年，在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启示的一个世纪前，一场异样的灾难将恐怖气氛洒向整个地中海地区。它的传播速度快似闪电，等到人们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一切已为时过晚。无人能够幸免，死亡人数难以想象。据一个几乎失去所有家人的当事者说，埃及边境的一座城市被一扫而空：原本人口密集的城中只剩下七个男人和一个十岁的孩子；屋舍的大门敞开，家中的金银财宝无人看管。众多城市遭受着毁灭性的袭击，君士坦丁堡在5世纪40年代中期曾每天有1万人死亡。不仅是罗马帝国遭此劫难，没过多久，东方城市同样受到影响，灾难沿着交通贸易要道蔓延，袭击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逐渐进入中国——鼠疫带来了太多的灾难、绝望和死亡。
随之而来的还有长期的经济衰退：田野里没有农民，城镇里没有商人；整整一代年轻人不幸遇难，直接影响到人口数量，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自然，这也影响到君士坦丁堡皇帝们的外交策略。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执政前期，帝国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北非各行省的经济开始复苏，意大利行省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应对漫长的边界，包括东方边界上随时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帝国精密布置、灵活用兵。但到查士丁尼执政后期，想要维持这种状态已非常困难：人力出现短缺，军队遭受质疑，在大瘟疫袭击之前，帝国财政已开始出现严重赤字。
经济停滞让民众对查士丁尼的统治怨声载道。最严厉的批评是指责他为了讨好邻国，大笔出钱，胡乱捐赠。查士丁尼非常愚蠢，以为“散发罗马帝国的财富去满足那些蛮族就能破财免灾”——查士丁尼时代最尖刻也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这样评价道。他冷酷地嘲笑皇帝“迫不及待地将帝国的大笔资金送给蛮族”，送给东南西北的所有的蛮族，甚至送给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
查士丁尼的继任者放弃了这一策略，对罗马的邻国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非妥协政策。公元565年查士丁尼死后不久，阿瓦尔人（Avar，草原最大部落之一）的大使向君士坦丁堡催收贡品，遭到了新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的轻蔑对待：“你不用再指望从本帝国得到大笔财富，也不用再想着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我这里你什么也得不到。”听到对方警告这样做的后果之后，皇帝震怒了：“你们这帮死狗还想威胁罗马帝国？听着，我将切断所有的供奉，然后砍掉你们的头颅！”
罗马皇帝对波斯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特别是后来得到消息说，一群突厥游牧部落已经在中亚草原取代了匈奴人，并威胁着波斯的东部边疆。突厥人在商业贸易中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这让中国人颇感不快，他们认为突厥人不好对付、不值得信赖，这显然是因为突厥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商业优势。突厥人的首领是著名的西突厥可汗室点密（Sizabul）：他在牙帐中接受朝拜，半躺在金床上，床的支脚是四个纯金孔雀，室外的大车上满载银盘和银制动物肖像。
突厥人野心勃勃，他们曾派特使赴君士坦丁堡提议建立远程军事联盟。大使们告诉查士丁二世，若能联合发动进攻，波斯唾手可得。罗马皇帝急于凭借战胜君士坦丁堡的老对手以获得荣耀，同时又受到其他预言的鼓励，于是便得意扬扬地同意了这一计划。他向波斯国王发出威胁，要其归还以前协议中割让出去的城镇和疆域。然而，罗马发动的进攻以失败告终，波斯的反攻直逼达拉城（位于今土耳其南部），即罗马的边防要塞。在长达六个月的围攻之后，波斯终于在公元574年夺下该城。罗马皇帝最后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下郁郁而终。
这次惨败让突厥人相信，君士坦丁堡是个价值不大且靠不住的同盟。突厥的大使在公元576年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并愤怒地拒绝了任何进攻波斯的提议。他把双手放进嘴里，然后生气地说：“我嘴里有十根手指，所以你们罗马人得用更多条舌头来对付我！”罗马曾向突厥人承诺会尽力抗击波斯，结果却让突厥人遭遇惨败。
与波斯重燃战火，意味着一段混乱时期的开始，并且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结果。随后的二十年间战争不断，有时甚至十分激烈，比如波斯大军深入到小亚细亚后的返程之战。这次战役中，波斯遭到了伏击，王后被俘，落入敌手的还有镶满珍珠玉石的纯金銮驾。波斯国王携带着参战的“至高无上的”圣火被罗马人夺走并扔进了河里，琐罗亚斯德教的大祭司和众多帝国要员统统被淹死。熄灭圣火是一个颇具挑衅性的举动，意在动摇波斯宗教信仰的基石。这一消息引起了罗马上下及其同盟国之间的一阵狂欢。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信仰变得至关重要。例如，当士兵因为军饷缩减准备发动暴乱时，指挥官便会拿出耶稣的圣像，让士兵们知道为皇帝效劳就等于是在为上帝效劳；当波斯国王库思老一世于公元579年去世时，有人竟信口开河地宣称：“圣光将围绕他闪烁，因为他信仰基督。”强硬的宗教观还驱使着君士坦丁堡对琐罗亚斯德教发起激烈的攻击，说它低级、虚假、颓废。阿伽提亚斯（Agathias）写道，波斯人在琐罗亚斯德教义下已经养成了“一种离经叛道、腐化堕落的习俗”。
向帝国边疆的臣民灌输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军国主义思想，能够让他们更加尽心尽责地服务帝国。对于阿拉伯南部和西部部落，罗马经过一番周折并承诺给予物质奖励后，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授予皇家头衔——这种新的皇室亲属关系能让获得者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同样能让更多的人坚定地追随君士坦丁堡。
这种与波斯对峙期间的强硬宗教态度给罗马带来了苦果。因为某些部落所接受的基督教并非公元451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定义的基督教，而是其他派别的基督教，对基督人神二性的看法差距甚大。随着君士坦丁堡发出强硬的宗教声明，罗马人与他们在阿拉伯的长期盟友加萨尼人（Ghassānid）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或许是由于各教派之间的相互猜疑，原先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了破裂。这为波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可乘之机，他们控制了阿拉伯西部和南部的港口与市场，并新建了一条从波斯通往麦加和欧卡兹（？Ukā？）的陆路通道。根据伊斯兰的传统说法，这种变化促使一位麦加的当地领袖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任命自己为罗马帝国在麦加的“飞拉哈”（Phylarch），即护卫者。日后，这些拥有皇室头衔的麦加护卫者将被皇帝授予“奥斯曼”（？Uthmān）的称号。类似的任命在耶斯里卜（Yathrib）同时进行，不过是以波斯的名义。
阿拉伯半岛上的局势持续紧张，而北部主战场上的拉锯战却毫无进展。最终，历史的转折点没有出现在沙场，而是出现在波斯的宫廷。6世纪80年代末，一位叫瓦赫兰（Vahrām）的极富名望的将军（他曾打败突厥人，稳固了东部边疆）自恃功高，背叛了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国王逃到君士坦丁堡，向罗马皇帝摩里斯（Maurice）寻求支援，条件是割让高加索山脉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片疆土，并归还达拉。公元591年，库思老二世得以重返家园，他与他的对手进行了交涉，谈判出乎意料的顺利。随后他便开始着手兑现自己的诺言。如一位知名学者所说，那是一个“凡尔赛会议”般的时刻：太多的城池、据点和战略要地都拱手送给了罗马人，甚至将波斯腹地的经济政治中心都暴露给了对方。波斯所受的屈辱如此之大，注定会有猛烈的反扑。
过去二十年的激战中，胜利的天平始终摇摆不定。综合来看，似乎是罗马在外交和政治上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如今它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扩张基础，终于有机会可以在近东建立自己的永久统治。正如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所指出的，从河流、湖泊和山脉来讲，跨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并没有太多的边防据点，这意味着罗马势必夺取更多的周边领土来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库思老二世虽然夺回了王位，但代价未免太高。
然而在随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公元602年，罗马宫廷发生政变，皇帝摩里斯被他的将军福卡斯（Phokas）所杀。库思老二世看到了机会，提出要重新谈判。他在攻取达拉——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防御要地——的战役中找回了自信，也从福卡斯的夺权行动中吸取了教训，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当听说新一波蛮族正在进攻巴尔干半岛时，波斯国王的野心迅速膨胀。之前用于统治阿拉伯北部归降民族的传统管理方法全被废除，边疆地区被重新整合，以适应波斯人的扩张。
波斯对基督教徒的监管非常严密。基督主教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战争不是好事，波斯对罗马的敌意通常会让他们因勾结罪受到惩处。公元605年，波斯国王亲自主持新一任元老的大选，并邀请基督教高层人士参加。这是在有意释放友好的信号，向少数派宗教人士表明统治者对他们的事务非常关心。这一举动非常奏效，在基督教群体中获得极高评价。主教们十分感激库思老二世，赞誉他是“伟大、慷慨、善良、宽宏的众王之王”。
趁着罗马帝国深陷一桩桩内部反叛的泥潭中，波斯帝国开始了复仇：美索不达米亚的城池像骨牌一样接连沦陷，最后一座城市埃德萨于公元609年投诚；随后波斯人将注意力转向叙利亚，奥伦特斯河上的伟大城市安条克——叙利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圣彼得曾在此建立首个主教辖区——于公元610年沦陷，叙利亚西部的埃美萨（Emesa）于第二年失陷，另一个核心要地大马士革也于公元613年落入波斯人之手。
局势的恶化远未停歇。在君士坦丁堡，虽然不受拥戴的福卡斯被谋杀，他那身首异处的裸尸被挂在街头示众，但新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似乎无力阻挡波斯人越来越强劲的进攻步伐。在小亚细亚挫败罗马的一次反攻后，波斯国王转道向南进攻耶路撒冷，其目的非常明显：夺取基督教的圣城，由此建立波斯在文化、宗教上的最后胜利。
公元614年5月，圣城在波斯的围攻下很快失陷。罗马世界对此事件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犹太人被指控不仅与波斯人同谋，而且还给予了实际支持。据一份基督教文献记载，犹太人“像恶毒的野兽”，竟去帮助那些毒蛇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