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强大的海上力量。
威尼斯人同意助十字军一臂之力，因为十字军承诺将给他们丰厚的回报。比如说，作为参与1100年围攻阿卡的犒劳，每个新来的威尼斯人将在十字军夺取的每一座城市中得到一座教堂和一个贸易广场，外加三分之一的战利品，并被免除全部税收。正如某学者所说，这是典型的威尼斯式的“虔信和贪婪”的结合。
1101年卡萨里亚（Caesarea）被攻下之后，热那亚人赢得了大批战利品和贸易利益。三年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 I）为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税务减免政策，还授予他们其他法律和贸易上的特权，比如万一热那亚人犯下极刑罪，可以免于皇家法律的判罚，这进一步增强了热那亚人的实力。国王还将卡萨里亚、阿苏夫、阿卡每座城市的三分之一交给热那亚管辖作为海外殖民地，并从阿卡的贸易税收中分出一大部分给他们。国王还每年向热那亚支付定金，并承诺如果他们能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继续提供支援，所有征服成果的三分之一都会分给热那亚。如此这般的协议体现出十字军在东方的地位十分不稳，但对意大利各城邦来说，这些协议都是使他们从地区中心晋升为国际强权的基础。
如此诱人的利益自然会引发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激烈竞争（阿玛菲在驶向东方的道路上起步略晚，无法再参与竞争，被排除在准入、和谈和利益的商业游戏之外）。早在1099年，比萨人就已经和威尼斯人开战，后者在罗得斯（Rhodes）海域击沉了比萨人50艘强大舰船中的28艘。战斗中缴获的舰船和俘虏，后来都被释放，目的是为了展现一种宽宏大量，因为据后来的人说，威尼斯人全都拥有主的十字架，不仅把它绣在衣服上（如教皇要求十字军那样），而且是刻在了心里。
这场冲突的导火索要从1092年说起，当时的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斯从刺激经济的整体策略出发，为威尼斯在拜占庭帝国的贸易活动提供了许多商业便利，比如在君士坦丁堡港口为威尼斯人修建登陆浮桥，还有免除威尼斯人所有进口和出口的关税。因此为了维护他们与皇帝之间达成的那些诱人的贸易条款，威尼斯人的首要目标就是设法将比萨赶出这个市场。战败后的比萨人被迫同意，除祭拜圣墓外，将不再因贸易活动进入拜占庭，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基督徒开战。至少据威尼斯人所说，这就是当时冲突的背景。
然而实施这些战败协议并不那么容易，事实上直到12世纪初，拜占庭皇帝还在授予比萨人类似威尼斯得到的那些特权，尽管不如从前那样慷慨：他们在帝国首都同样有码头和锚地，但比萨商人只得到了关税折扣，而不是关税全免。皇帝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威尼斯一家独大，造成垄断市场的局面。
意大利诸城邦为统治东地中海地区贸易所展开的争斗相当疯狂、残酷。但没过多久，威尼斯人就开始逐渐甩开其他的竞争对手。这应该归功于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从东地中海航行到威尼斯的距离比航行到比萨和热那亚的距离都短；另一方面，那里的地形有助于航船抛锚，为航行提供安全保障（当然，在此之前必须先搞定那些狡诈的伯罗奔尼撒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少地方上阻碍它发展的竞争者，威尼斯拥有更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更适宜的发展环境——不像比萨和热那亚，二者的激烈竞争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失去了控制各自的海岸线、特别是控制科西嘉岛的优势。
西方骑士大军全面挺进，并发起了后来著名的1119年“血地之战”（Battle of the Field of Blood）。这场战役让安条克失去了十字军独立公国的地位，但却让威尼斯获益匪浅…比萨和热那亚也卷入危机当中，近乎绝望地从安条克派遣特使面见威尼斯总督，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乞求援助。威尼斯人很快就组建起一支强有力的大军，因为——正如当时一位评论家所说——威尼斯人想“借助主的力量扩展它在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的实力，为基督教王国争取利益和荣耀”。更重要的是，国王鲍德温二世的援助请求又给威尼斯人带来了许多特权许诺。
威尼斯人还利用这个机会把拜占庭人好好教训了一顿。1118年继承父亲阿列克修皇位的新皇帝约翰二世认为，国内经济现已全面恢复，无须续签20多年前授予威尼斯人的特权协议。结果，威尼斯船队立刻朝安条克东进，并包围了科孚岛（Corfu）。他们威胁说，如果皇帝不续签贸易协定，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双方对峙下，皇帝最终让步，重新确认了当年他父亲签署的特权协议。
当威尼斯总督的船队最终抵达圣地的时候，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测。威尼斯人精于计算，给耶路撒冷的西方统治者提供了一笔贷款，让他们有能力组织自己的兵力向穆斯林控制下的港口发起进攻，由此抽取丰厚的利息：在耶路撒冷王国的每个城区，威尼斯人都将得到一座教堂、一条街道和一片广场；威尼斯人还能获得年贡，即当地主要商业贸易港提尔港的部分贸易关税。当1124年该港口在围困下最终陷落的时候，威尼斯人已经得到了可适用于整个耶路撒冷王国的各种特权，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也随之改变。这个意大利城市从前只是一个仅堪立足的弹丸之地，如今却已经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势力。有人甚至意识到他们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认为应立即对某些特权条款做出修正。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信仰至上的年代，一个为基督教牺牲自我的年代。但教会各阶层都心知肚明，宗教信仰必须依托经济基础和财政实力。因此当拜占庭皇帝保罗二世提出对安条克拥有主权的时候，教皇向所有教派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所有援助拜占庭的人都将受到永久的谴责。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取悦罗马教廷的盟友，与任何神学和教义均无关。
精神信仰和物质追求融合的绝佳例证是在1144年埃德萨失陷——东征过程中的另一次巨大失利——之后。当时整个欧洲都被号召增兵参战，组织第二次东征。呼声最高的人当属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他是个口才不错的壮汉，而且非常现实，懂得宽恕原罪和殉难救赎等说辞未必能劝服人们出征东方。“我请所有的商人，那些想尽快获利的商人们听着，”他在一封广为流传的公开信中写道，“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至12世纪中期，意大利城邦已成功抢占了东方世界一切有利可图的地域。凭借着在君士坦丁堡等拜占庭帝国海岸城市以及巴勒斯坦的特权，威尼斯的垫脚石已经直抵地中海东岸，并很快穿越黎凡特通向埃及。这让一些人感到嫉妒，中世纪热那亚著名历史学家卡法罗（Caffaro）在12世纪50年代悲伤地写道，整个过程中，热那亚都在“在冷漠中沉睡、忍受”，像“海上一条没有导航者的破船。”当然，这样的描述略显夸张，作者借以抒发对热那亚统治家族的些许不满。事实上，热那亚在此时期同样繁荣增长。除了不时地维护他们在十字军领土上的地位，热那亚人还与西地中海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161年，他们与摩洛哥的阿尔穆哈德（Almohad）哈里发达成休战协议，从而得以进入摩洛哥市场并在遭受攻击时得到保护。到了12世纪80年代，来自北非的贸易额占到热那亚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沿海地区遍布着仓库和旅店等基础设施，足以让商人们毫无顾虑地做生意。
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崛起还刺激了周边城市的发展，正如基辅在俄罗斯带来的影响一样。那不勒斯、佩鲁贾（Perugia）、帕多瓦（Padua）和维罗纳（Verona）等城市迅速成长：这些城区扩展太快，连城墙都必须不断地重建，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尽管在缺乏相关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推算当时的城市人口，但毫无疑问，12世纪的意大利已经迈入了城市化的进程：市场繁荣，收入增加，中产阶层开始涌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这种繁荣其实是根植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良好关系。无论是在圣城还是其他地区，都是如此。尽管在1099年夺取耶路撒冷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有摩擦争斗出现，但直到12世纪70年代末，冲突才真正全面升级。从整体上讲，这段时期的十字军学会了如何与自己治下及附近地区的穆斯林相处。耶路撒冷国王也经常发出警告，不许对过路的商队发动进攻，也不许攻击任何可能对当地十字军统治者心怀敌意、或者可能向巴格达或开罗请求支援的周边城市。
这种做法让新近抵达圣城的人很难理解，并认为这可能会引发许多问题。然而新来者可能很难相信，与这些“异教徒”进行贸易交往是日常行为，而且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事实上许多事情并不如他们在欧洲想象的那样黑白分明。没过多久，歧视心理开始淡化。已经在东方待过一段时间的西方人“比那些新来者强多了”，一位阿拉伯作者有感于新来者的残酷行为和粗俗举止，特别是他们对待非基督徒的态度，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穆斯林中也有人持相同的看法。12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份声明（fatwa）告诫穆斯林既不要到西方旅行，也不要和基督徒做生意：“如果我们到他们的国家旅行，商品就会涨价。他们从我们手里抢钱，然后用来攻打穆斯林并侵占我们的土地。”
不过从整体上说，两方的矛盾还算在理性范围内，能够顾全大局。在西欧，人们对伊斯兰世界充满了好奇。在第一次十字军出征之后没多久，不少人就开始对穆斯林突厥人产生了好感。“如果突厥人坚定基督教信仰并建立基督教王国，你恐怕再找不到其他更强壮、更勇敢和更能打仗的士兵了。”一位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同时可能也是在暗示塞尔柱人在转信伊斯兰教之前的宗教背景。
同样，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造诣和智慧成就也很快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其中就有巴思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正是他翻阅了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图书馆的资料，才将数字运算表格带回了欧洲，奠定了基督教世界数学研究的基础。这次东方之旅还使他大开眼界，回到英格兰后，他发现“王子粗俗不堪，主教贪杯好饮，法官收取贿赂，主顾不可信赖，顾客趋炎附势，承诺全是谎言，朋友相互嫉妒，几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东方世界的发展非常成熟，相形之下，基督教世界则显得十分局限。阿德拉德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比如12世纪后半叶从英格兰到巴黎求学的莫里丹尼尔（Daniel of Morley）：那里尽是些装模作样、欺世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雕塑一样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丹尼尔意识到他从这些人身上什么也学不到，于是辗转来到穆斯林的托莱多城（Toledo），“以便尽快聆听世上最聪明的哲人的教诲”。
西方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东方思想。克吕尼隐修院（Cluny，中世纪法国极具影响力的神学中心）的院长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就曾组织翻译《可兰经》，以便让自己和其他基督教学者更好地理解经文——当然，其目的仍是继续强化人们将伊斯兰教视作异端、粗鄙和危险的固有观念。西欧人不仅仅向伊斯兰世界寻求启发，君士坦丁堡刊行的许多论著同样被译成了拉丁文。比如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achaean Ethics）的注解，就是由阿列克修斯一世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主持译介的。这些注解后来引起了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关注，并将其中的思想汇入基督教哲学的主流。
同样，12世纪的社会经济繁荣靠的也不只是欧洲和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也是基督教地中海商业活动的主力军。从这一时期留存的资料判断，威尼斯与拜占庭的贸易占到其国际贸易总额的一半。
尽管拜占庭的玻璃、金属制品、食油、葡萄酒和食盐一直在向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市场出口，但来自更遥远地域的商品，价格更贵、需求更大、利润更高。西欧的存货清单、贸易账本和教会财政记录清楚地表明，人们对产于地中海东部、中亚或中国的丝绸、棉花、亚麻和织品的需求巨大。
黎凡特的城市在新兴市场下开始资本化：安条克已被建立成一个贸易中心，原材料可以由此运往西方；它同时也是一个生产中心，来自这个城市的纺织品，如“安条克布”，十分畅销，以至于英格兰亨利三世国王在每个行宫都设了一个“安条克屋”，包括伦敦塔、克拉伦敦（Clarendon）、温彻斯特宫和威斯敏斯特。
调味品同样从东方向欧洲大量流动。这些香料主要抵达三个集散中心：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港。然后从那里运往意大利诸城邦，运往德国、法国、佛兰德和不列颠。因为在这些地方，域外产品的利润十分丰厚。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购买东方奢侈品的欲望与草原牧民渴望中国宫廷丝绸的欲望非常相似：如同在今天一样，在中世纪，富人要靠这些展示自己的身份，要显得和别人不一样。尽管从事昂贵商品贸易的商人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使发家致富成为可能，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不断发展的动力。
耶路撒冷在扮演着基督教圣城角色的同时还有另一个角色，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尽管比不上作为贸易中心的阿卡城）。12世纪后半叶的王国税务清单展现了当时那里能购买到的所有商品，同样也可以看出结构复杂的政府机关是如何密切地关注市场，以确保不漏掉任何贸易收入：胡椒、桂皮、明矾、清漆、肉豆蔻、亚麻、丁香、沉香木、蔗糖、咸鱼、熏香、小豆蔻、氨水、象牙等物品的销售都需缴税。绝大多数物品都并非产自圣地，而是通过穆斯林控制的商业路线运达于此——其中自然包括埃及的诸港口，从这一时期的一份阿拉伯税收协议看，从埃及港口运出的各种香料、纺织品和奢侈品，数额巨大。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东征不仅刺激了西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且还喂饱了那些看准新市场赚钱机遇的穆斯林商人。在这些最精明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在12世纪大发其财的波斯湾尸罗夫城的哈密斯（Rāmisht）。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市场需求，引进并转卖中国和印度的商品。他的某个航运代理商每年要运载超过50万第纳尔的货物。与他的财富同样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慷慨施舍。他捐资将麦加卡巴神殿的银制喷泉换成了金制，并亲自出钱更换了神殿中受损的窗帘（由“价值连城”的中国布料制成）。由于这些善举，麦加在他死后为他举办了罕见的高规格葬礼，他的墓碑上写着：“船王阿布？哈密斯在此安息。愿真主赐福于他，并赐福于所有崇敬他的人。”
雄厚的财富积累引发了强烈的对抗竞争，翻开了中世纪的新篇章，即不惜代价地追求东地中海地区所蕴藏的巨额财富。到了12世纪60年代，意大利诸城邦之间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都会出现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斗殴。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