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又迅速将注意力转向了埃及。1218年，埃及再次成为另一场大规模远征的主要目标，行动计划穿越尼罗河三角洲，最后进入耶路撒冷。随军出征的阿西昔的弗朗西斯（Francis of Assisi）希望能劝说埃及苏丹卡米尔（al…Kāmil）放弃伊斯兰教而成为基督徒。尽管弗朗西斯获得了当面与苏丹交谈的机会，但伶牙俐齿的他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十字军在1219年夺取达米埃塔（Damietta）之后继续向开罗进发，结果他们的退路被未改教的苏丹卡米尔截断，远征行动只好以一场羞辱的惨败告终。
当大败之后的十字军首领们正在为如何接受停战条款以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争论不休时，他们收到了一个宛如奇迹的消息：一支大部队正从亚洲内陆向这里进发，帮助西方骑士攻打埃及。他们势如破竹，前来为十字军解围。
援军的身份很快就非常清楚了：他们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部队。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一个疆域辽阔、繁华富庶的王国的统治者，他的臣民包括亚马逊人、婆罗门人、以色列遗失的支派以及其他一些神话和半神话中提到的族群。祭司王约翰所统治的不仅是一个基督教王国，而且是一个世界上最接近天堂的王国。滥觞于12世纪的一些文字作品对约翰王国的辉煌和荣耀都毫不怀疑：“我，祭司王约翰，是王者之王。我的财富、品德和权力超越世上所有的国王……在我们这儿，牛奶和蜂蜜满地流淌，毒物不会造成伤害，青蛙不会乱声聒噪，草地上没有蝎子和毒蛇爬行。”王国满是翡翠、钻石、紫晶等各种宝石，还有包治百病的胡椒和仙丹。因此，有关祭司王约翰抵达的传言足以影响十字军在埃及的决策：他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稳操胜券。
这将是欧洲人在亚洲学到的第一堂课。十字军完全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即12世纪40年代塞尔柱苏丹桑贾尔（A？mad Sanjar）在中亚被打败的相关传说。这一事件使人们产生了过于乐观的幻想。当大军挺近的消息传遍高加索地区之时，所有谣传都迅速变成了事实：据说“巫师”（magi）们带着十字架以及可瞬间变成教堂的行军帐篷向西挺进。基督教王国的解放似乎已指日可待。一位著名教士将这个消息进一步演绎，他在达米埃塔布道时宣称：“两印度的国王大卫正在火速赶来解救众基督徒。他带着勇猛的将士，像野兽一样吞噬那些该遭天谴的阿拉伯人。”
没过多久人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胡说。从东方传来的铁蹄声既不是祭司王约翰的部队，也不是他的儿子“大卫王”或前来解救同教兄弟的基督教大军，而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隆隆雷声。十字军所面临的，也是欧洲所面临的，并不是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反而似乎是一条地狱之路。驰骋在这条路上的，是蒙古人。
第九章
地狱之路
人们在埃及感受到的震荡来自世界的另一端。11世纪末，蒙古人是中国北部诸多草原部族中的一支，有人将他们描述为“活得像动物，既不信宗教，也没有法律，只知道四处游牧，与那些吃草的野生动物没什么区别”。另外一位作者则说：“他们把抢劫、暴力、卑鄙和无耻视作是刚毅和出色。”他们的长相同样令人厌恶，与4世纪的匈奴人一样，身上穿的都是“狗皮和鼠皮”。这是当时外界人对草原游牧部落最常见的描述。
蒙古人的生活看似混乱、野蛮、漂泊不定，但他们的崛起绝不是混乱无序的结果。果断的决策制订、简洁的组织结构和清晰的战略目标是他们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的关键。蒙古人成功的背后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领袖人物：铁木真。他的另一些称号更为世人所熟知：“世界统治者”或“凶猛忍统治者”，“成吉思”或“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出身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的家庭，他的命运在他诞生时就已经注定：“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的一块血”，据说是寓意将掌握天降的生杀大权。尽管他在后来的中世纪时代让人闻风丧胆，但他早期奠定自己地位和权力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他必须和其他部落的首领达成协议，并谨慎地挑选战略同盟。他在选择对手方面也特别讲究，他总是能在最佳时机将对手干掉。他用最忠实的随从作为贴身保镖和战士，组成最牢不可破的核心集团，并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这是一个精英人才体制，本领和忠心远比部落背景及他们和首领的亲缘程度重要。作为对忠诚效力的回报，首领会在货物、战利品和职位上给予奖赏——这些做法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因为成吉思汗的军事天赋足以让他慷慨解囊来保证部下的忠诚。
这些巨额奖赏是以一系列成功的征服行动为基础的。他靠着武力或恐吓连续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部落，直到他在1206年成为蒙古草原上无可争议的真正霸主。随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族群，如吉尔吉斯人（Kyrgyz）、斡亦剌惕人（Oirat）和居住在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的回鹘人，这些人都曾发誓效忠蒙古帝国。1211年回鹘人的归顺极为关键，在回鹘首领巴而述（Barchuq）宣布愿意成为成吉思汗的第五个儿子后，蒙古首领立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巴而述。这一方面说明了回鹘人在塔里木盆地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也说明了回鹘人的语言和文字，对蒙古人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蒙古人将有文化的回鹘人收编为文书和官员，其中就包括塔塔统阿（Tatar…Tonga），他后来担任了成吉思汗儿子们的老师。
然后蒙古人将注意力转向了更大的目标。从1211年开始，他们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最后挺进到中国金朝的国土，夺取了中都，迫使金国皇帝出逃，并几次向南方迁都，使入侵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掠夺。蒙古人朝其他方向扩张的时机也恰到好处。穆斯林政权在12世纪始终萎靡不振、难以统一，各个大小不一、强弱不均的地方势力都渴望挑战巴格达政权的至上地位。危机到来之时，花剌子模的统治者正忙于应对国内的对手，同时还用一只眼睛觊觎着东方的中国。很显然，只要蒙古人打败了花剌子模——他们后来也确实做到了，花剌子模的统治者被逐入里海的一个岛上，不久便去世——就意味着通往中亚的大门会统统敞开，道路上将没有任何障碍。
大量的文献资料生动地描绘了1219年蒙古人进攻花剌子模时的凄惨场景。入侵者“来了，打了仗，放了火，杀了人，抢了东西，然后离开了”，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我宁愿没生在这世上，那样就不必亲历如此残酷的场景了，另一位作者说。穆斯林只求消灭他们的基督教敌人，但蒙古人不一样，他们“谁都不放过，他们杀女人、杀男人、杀孩子，甚至将孕妇开膛破肚，杀死还未出生的胚胎”。
蒙古人是在有意制造这些恐怖景象，因为事实上，成吉思汗使用暴力也是有选择性的，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洗劫一座城市的目的是想让其他城市和平投降、快速投降，并用这些恐怖的屠杀昭示其他统治者，最好的做法是谈判而不是抵抗。
你沙不儿（Nīshāpūr）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里成了重灾区，所有的生物——从女人、孩子和老人，到牲畜，到家禽——都遭到了屠杀。因为上边下达了命令，连小狗小猫都不要放过。所有的尸体被堆成小山，警告着世人，如果和蒙古人作对将会是什么下场。这足以让其他城镇放下武器、进行谈判，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有关残忍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那些还在为如何抉择犹豫不决的地区。一则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有一位地方高官被命令面见一位新来的蒙古统治者，在这之前他的眼睛和耳朵里都被灌入了熔金。据说这是一种正常的惩处，所有“行为不轨，粗暴残忍”的人都应受到这样的刑罚。这也是对其他打算阻挡蒙古前进步伐的人的一种警告。顺从屈服将得到奖赏，顽固抵抗将受到严惩。
成吉思汗有着高超的用兵能力，同时也具备过人的智慧谋略。长时间地围攻某个据点是很费力费财的事情，在草原上长期屯集的大部队将很快耗尽周围地区的资源。因此，能够帮助部队快速取胜的军事技术师就成了香饽饽。比如在1221年的你沙不儿战役中，蒙古人共使用了3000张巨弩、3000架投石机以及700台燃物发射器。后来，蒙古人又对西欧人发明使用的一些军事技术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抄袭了他们的石弩和十字军攻城器械的设计，并在13世纪用它们来攻击东亚的敌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使蒙古统治者们得以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和思想，并将之复制、运用到千里之外的战场上。
考虑到蒙古人的坏名声，有人对13世纪初蒙古人在中国、中亚等地取得奇迹般的胜利颇感好奇，并给出了一种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其实并未被一直视作压迫者。花剌子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地人曾接到花剌子模政府的命令，需要预先支付一年的税金，用以建设撒马尔罕周围的新据点、组建骑兵射手来防范蒙古军队。将如此沉重的负担压在百姓头上显然不得人心。相反，蒙古人却将大笔资金用作被征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位中国道士在撒马尔罕被征服后不久访问该城，他惊奇地看到这里竟有那么多来自中国的工匠，有那么多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在帮助照看荒置的田地和果园。
历史似乎在重演：资金投向城镇，以利于重建和再生，艺术、手工艺和生产力也重获新生。从这些角度看，蒙古人所有的野蛮形象都不见了。这说明后来写成的历史过分强调了蒙古人带来的毁灭和灾难。这种偏见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课，如果一个统治者想要流芳百世，那么他就必须善待那些热衷于记录当时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们——蒙古人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也不要误解，蒙古人的武力的确让对手毛骨悚然。蒙古铁骑一边席卷西进一边追击那些准备抵抗或出逃的人，他们的威力让敌人闻风丧胆。1221年，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统帅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横扫阿富汗和波斯，可谓所向披靡。你沙不儿、赫拉特和巴尔克被攻破；梅尔夫被夷为平地，所有百姓均遭屠杀，据一位波斯历史学家说，只留下400名工匠被带回到东方的蒙古宫廷服役。土地被死者的鲜血染成了红色，据少数幸存者统计，遇难人数超过了130万。其他地区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同样令人窒息，有些当代学者更认为这无疑是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大屠杀的比例超过了人口总数的90％。
我们很难精确统计战争中人员死亡的规模，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甚至可能是全部）在进攻中被摧毁的城市都很快得到重建，这说明那些后世的波斯历史学家或许过度夸张了蒙古人进攻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如此，来自东方的暴力之风都毫无疑问地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蒙古人并未停下脚步。他们很快攻破了中亚的重要城市，征服了高加索山脉地区，随后出现在了俄罗斯南部。他们还追讨部落劲敌奇普恰克人（Q？p插q）或库曼人（Cuman），这些部落不愿降服，必须给予教训。成吉思汗大约在1227年去世，但他的继承者毫不逊色，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13世纪30年代末，窝阔台在父亲死后成为大可汗，即最高首领，他率军在中亚取得了非凡的胜利。此后不久，蒙古人发起了历史上最大的攻势之一，在速度上和规模上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已经跨越草原挺进到俄罗斯疆土的蒙古大军“数不胜数，如同蝗虫一样”，一个诺夫哥罗德的僧侣如是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去往何处。只有上帝知道，因为是他们上帝派来惩罚我们罪恶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蒙古人杀来的时候，要求各个国家进贡，并威胁若不服从将被全部消灭。一座座城池遭到攻陷，梁赞（Ryazan）、特维尔（Tver），最后是基辅，统统被收入囊中。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他的家人，连同城里的主教和权贵一同躲到圣母大教堂避难。蒙古人放火烧了教堂，里面的人都被活活烧死。某位继任主教写道，教堂被毁，“圣器惨遭玷污，圣物被肆意践踏，神职人员死于剑下”。此情此景如同凶狠的野兽在吞噬强者的肌肉、渴饮贵族的鲜血。这不是来自东方祭司王约翰的拯救，而是蒙古人带来的世界末日。
蒙古人带来的恐惧反映在后来人们给他们起的一个名字上：鞑靼人（Tatar），暗指“塔耳塔洛斯”（Tartarus），古神话中地狱的代名词。据说他们前进的足迹远抵苏格兰，导致不列颠东海岸港口的鲱鱼都卖不出去了，因为原先从波罗的海来的商人们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1241年，蒙古人直插欧洲的心脏，兵分两路，一路攻打波兰，另一路挺进匈牙利平原。整个欧洲大陆一片恐慌，特别是在波兰国王和西里西亚公爵率领的大军被击败之后。公爵的头颅被插在标枪上示众，死者的耳朵装满了九个麻袋。蒙古大军继续向西进发，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逃往达尔马提亚的特罗吉尔城避难。这时教士们站出来了，他们祈祷灾难远去，并带领教徒们列队等待上帝的援助。教皇格列高里九世（Gregory IX）宣布，任何能够解救匈牙利的人都将得到与十字军骑士同等的待遇。他的许诺并未得到热情的响应：德国皇帝和威尼斯总督都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出手相救，最终还是会以失败告终。如果蒙古人继续西进，如某当代学者所说，“也许不会遇到任何协作抵抗”。欧洲遭受报应的时刻到了。
然而当时有一些历史学家却以令人钦佩的胆识宣称，蒙古人确实遭到过勇敢军队的抵抗，甚至还在某些战役中吃了败仗。久而久之，也有人相信这些话。事实上，蒙古人对西欧根本不感兴趣，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们攻打匈牙利主要是为了警告贝拉对库曼人提供保护甚至拒绝将库曼人交出来的行为：这种抵抗必遭惩罚，不惜一切代价。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君主，”某位蒙古首领在写给贝拉国王的信上这样说，“你拥有无数士兵，而你本人还统治着一个伟大的王国。”对任何一个职业敲诈者来说，这些话语都很熟悉，也很直白。他继续写道：“对你来说，自愿向我臣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为了你未来的日子，你最好还是尽快这样做。”在大草原世界，羞辱一个强大的对手如同向之宣战。蒙古人认为有必要教训一下贝拉。于是匈牙利国王逃到了达尔马提亚，尽管他还有其他的逃路。蒙古人一路疯狂蹂躏，他们洗劫了一座城池，据一本当地的编年史记载，城里连一个“对着墙撒尿的人”都没有留下。
然而就在这时，幸运女神拯救了贝拉国王以及全欧洲的命运：蒙古大可汗窝阔台突然去世。虔诚的人坚信这一定是他们的祈祷灵验了。而对蒙古族高层来说，当务之急是挑选一位新领袖。蒙古人没有长子继承权位之说，汗位的继承权取决于谁能在一个机密高层会议中证明自己是最好的。支持谁来继任将决定一个将军的事业和生命：如果他所支持的人最终成为最高领袖，那么作为回报的奖赏将是无比丰厚的。因此，现在可不是追捕巴尔干地区各国王的时候，而是应该回到家乡、静观局势发展。于是，蒙古人决定从基督教欧洲的咽喉之地暂时撤离。
尽管成吉思汗的名字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