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中东市场。面对西方生机蓬勃的经济发展，中东不得不为经济紧缩感到忧愁。
近来对伦敦墓穴发现的尸骨研究显示，当时财富的增长促进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健康水平。统计结果表明，瘟疫之后的重大影响之一是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伦敦瘟疫的幸存者在身体素质上明显比黑死病暴发前的人更为健康，当然也使人的平均寿命显著提升。
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大陆北部和西北部的变革最为迅猛，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与南部相比经济水平更低。这意味着地主和租户的关系比较融洽，因而更容易达成适合双方利益的协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即北方城市与地中海城市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在地中海城市，几个世纪的地区及长途贸易已经形成了一些能够操控商业竞争的机构（如行会），由个别商业团体垄断。相比之下，欧洲北部的繁荣则是得益于在商业竞争方面没有限制，因此在都市化和经济成长上比南方更为迅速。
新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欧洲各地出现。比如在意大利，女性一般不愿意，也没太多能力进入劳工市场，还像瘟疫暴发前一样，到了年纪就结婚，努力生更多的孩子。而在欧洲北部国家，情况却有所不同。这些地区的人口缩减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推迟了女性的结婚年龄，并对家庭规模产生了长远影响。“别那么着急结婚，”诗人安那？拜恩（Anna Bijns）在尼德兰（herlands）写成的诗歌中建议说，“能为自己挣到衣食的女人不要急着去忍受男人的棍棒……尽管我不反对结婚生子。没有束缚最好！祝没有男人的女人幸福！”
黑死病带来的转型为欧洲西北部的发展奠定了长期的基础。尽管这些改变还未在欧洲各地全面开花结果，但灵活的体制、开放的竞争，以及最重要的，意识到只有勤奋劳作才能克服北方恶劣地理条件从而赢得收益，都为后来欧洲在近代早期的彻底转型奠定了基础。正如现代研究所不断昭示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根植于瘟疫后的世界：随着产量的提升，人们的野心变得更大，财富不断积累，同时消费的机会也变得更多。
随着尸体被掩埋，黑死病逐渐成为一种恐怖的记忆（后有周期性的二次复发）。南欧同样经历了重大变革。14世纪70年代，热那亚想趁着大瘟疫给威尼斯造成重大灾难之际夺取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但这一赌局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热那亚未能发动一次决胜性的进攻，于是突然陷入了战线过长的困境。通过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个个连接中东、黑海和北非的商业城镇据点，统统丧于敌手。热那亚败了，威尼斯胜了。
摆脱了宿敌的威尼斯，如今一切转入正规，可以专心从事香料贸易。通过亚历山大港进口的胡椒、生姜、豆蔻和丁香越来越多。平均算来，威尼斯商船每年要从埃及运回400多吨胡椒，与从黎凡特运入的数量相当。至15世纪末，每年有近500万磅的香料（用于食物、药品和化妆品）进入威尼斯，然后再以不菲的利润售往其他地方。
威尼斯还是绘画颜料的进出港。这些颜料通常被统称为“海外来的威尼斯产品”（oltremare de venecia），包括铜绿（verdigris，直译就是“希腊绿”）、朱红、胡芦巴、铅锡黄、骨黑，还有黄金的替代品，比如紫金（purpurinus）或彩金（mosaic gold）。不过，最著名、最独特的颜色是从中亚开采的青金石中提取的纯蓝。于是欧洲艺术的黄金时期——也就是15世纪法拉？安吉里柯（Fra Angelico）和皮耶罗？戴拉？弗朗西丝卡（Piero della Francesca），以及后来的米开朗基罗、利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艺术家生活的时代——孕育而出：一方面，与亚洲贸易的扩大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么多样的颜料；另一方面，富裕程度的增加使他们有钱购买这些颜料。
与东方的贸易利润如此丰厚，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对贸易权进行事先竞拍，以保证中标者在遇到生意、运输或政治风险时仍能得到付款。一位威尼斯人自豪地说，商船从城市出发可驶往世界各地：非洲海岸、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港、希腊各地，还有法国南部和佛兰德。财富的流入导致意大利房价大涨，特别是在靠近里亚托（Rialto）和圣马克大教堂的黄金地段。由于土地稀少、价格昂贵，人们开始使用新的建筑技巧，如用节省面积的小型楼梯井替代富丽奢侈花园双向楼梯。不过，一位威尼斯人骄傲地说，就算是一个普通商人的房子，都会装有金顶天花板、大理石楼梯，阳台和窗户都镶着由附近梅拉诺（Murano）生产的精致玻璃。威尼斯是欧洲、非洲和亚洲贸易的最佳集散地，并且能够用优雅得体的形象展示这一身份。
兴盛繁荣的城市不只是威尼斯。达尔马提亚海岸星罗棋布的城镇都是进口和出航的停留地点。拉古萨（Ragusa，即今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见证了14世纪和15世纪的繁荣盛况。1300年到1400年间，当地的财富增长了四倍，人们不得不为嫁妆的价格设一个上限，以限制过高的消费。城市资金过于泛滥，人们甚至开始考虑废除家奴：家庭资产已经如此富余，继续奴役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付工钱好像不那么仗义。像威尼斯一样，拉古萨也在忙于建立自己的贸易网络，加强与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甚至是印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印度的果阿（Goa）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并以圣布莱斯（St Blaise，守护拉古萨的圣人）教堂为中心。
亚洲许多地方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野心和成长。随着和中国及波斯湾地区的贸易活动日趋频繁，印度南部的商业景象异常繁荣。行会相继成立，以确保商业活动的安全和货物质量，同时也是一个垄断机制，防止地方竞争的出现。这些商业行会将钱财和权力集中在自选的一群人手中，在马拉巴尔沿海地带和斯里兰卡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体系下，商业行为走向正规化，交易的效率和公平得到保障。据中国旅行家马欢在15世纪初的记载，买方和卖方的价格是由一个中间人确定的，所有的税款和费用都经过事先计算并且必须支付，否则无法放货。这对长期贸易商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们找的是诚实可信的人——马欢这样说道。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书上的记载。事实上，印度南岸的城镇并非一片和谐，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科钦（Cochin）作为卡利卡特的对手在15世纪出现，它以优惠的税率吸引大量的贸易，从而获得成功。这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良性循环，因为它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大航海家郑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宦官）几次率领着中国舰队下西洋，展现出中国的海上实力、影响，以及直通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的长途贸易能力，并特别注重和科钦统治者建立友好关系。
这些出使行动是14世纪中叶取代蒙古元朝的明帝国展示野心的举措之一。北京投入了大笔资金，建立了支援、保卫都城的基础设施。大批兵力调到了边塞，以守卫北部草原边疆，并与复兴的高丽人争夺满洲。南部的军事力量则是为了确保柬埔寨和暹罗的进贡通道畅通，他们能带来大量的当地特产和奢侈品，为的是以财物换得平安。比如说在1387年，暹罗王国进贡了1。5万磅的胡椒和檀香木，两年后又送上了十倍数量的胡椒、檀香木和燃香。
当然，对外开拓是需付出代价的。郑和的第一次远航带了60多艘大船、数百艘小船和大约3万名水手；光是军饷、设备还有将军们携带的用作外交的礼品，就花费巨大。支付这次以及此后数次远航的都是大量生产的纸币，当然也同样得益于金银矿开采的增加——1390年以后的十年间，通过采矿获得的资金增加了三倍。此外，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完善同样给中央政权带来了大笔的收入。某当代学者称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建立。
中国的财富还得益于中亚的发展。在那里有一个军事将领突然崛起，成为中世纪后期唯一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儿。他的成就巨大，连英格兰的戏剧都写到了他；他的疯狂进攻在现代印度人心目中都留有记忆。帖木儿从14世纪60年代起跨越蒙古旧土，在从小亚细亚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在他的疆土上，如撒马尔罕、赫拉特和麦什德（Mashad）等城市，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种皇家建筑。大马士革陷落后，一位当时的评论家说道，木匠、画匠、织工、裁缝、宝石切割师，“总之所有的手艺人”都被遣往东方的其他城市参加修建工程。西班牙国王派往帖木儿宫廷的特使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建筑规模，以及新型建筑的装饰标准：撒马尔罕附近的萨赖宫（Aq Saray palace）走廊“装饰精美，用的都是金色和蓝色的瓷砖”，接待大厅“也是金砖蓝砖，宫顶全是金子”，就算是巴黎最有名的工匠也做不出这样的精品。但这些和撒马尔罕城以及帖木儿本人的宫殿相比还不算什么：帖木儿的宫殿里装点着金树，“树干如人的大腿一般粗”，金树上结着“水果”，近处观察才知道，那都是红宝石、绿宝石、松石和蓝宝石，还有硕大浑圆的珍珠。
帖木儿并不在意挥霍他从降服者手中获得的金钱。他从中国购买的丝绸“都是全世界最好的”，还有麝香、宝石、钻石、大黄和其他香料。多达800峰骆驼同时将商品运送进入撒马尔罕。和其他人，如被征服时被屠杀的10万德里人的命运不同，中国人在分享着帖木儿大帝的成功。
不过他们看起来是下一个即将遭受苦难的人群。据一项记载说，帖木儿曾沉下心来回顾自己的早年生涯，决定应该为“掠夺、抓捕和屠杀的行为”赎罪。他觉得赎罪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向异教徒发起一场圣战，如格言所说‘善行洗刷恶行’，这样的话，罪孽也许能得到宽恕”。帖木儿终止了和明朝的关系，1405年离世之时，他正在进攻中国的路上。
麻烦很快就来了。波斯各行省出现分裂和暴乱，帖木儿的继承人在相互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但更具结构性的灾难是，15世纪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和亚洲。危机由一系列因素引发（600年后又重新出现）：市场过度饱和，货币持续贬值，支付平衡扭曲。尽管市场对丝绸和其他奢侈品的需求仍在增长，但市场的吸收力毕竟有限。并非人们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化，而是交流互换的机制出了问题。特别是欧洲，它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换取价格高昂的纺织品、陶瓷品和各种香料。中国的出产量高于它向海外的出口量，结果便是购买力的不断降低，引起“金银荒”（bullion famine），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信贷危机”（credit crunch）。
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不足，导致腐败丑闻和政务荒疏愈发常见。更糟糕的是，就算官员办事公平合理，百姓也负担不起政府的浮夸奢侈和铺张浪费。上层人士一直在臆想收入总会越来越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至15世纪20年代，中国一些最富裕的地方也开始财政吃紧。泡沫终于在15世纪的前25年破裂了。明朝的皇帝紧急缩减开支，下旨放缓北京建设工程，暂停耗资巨大的海上探险和疏浚京杭大运河等重大工程（这一工程最多时曾动用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劳力）。在欧洲，人们费尽心机，试图以减少货币含金量来应对危机——尽管贵重金属的短缺、货币储蓄和财经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显然，全球的货币供应都呈短缺势态，从朝鲜到日本，从越南到爪哇，从印度到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从北非到欧洲大陆。只有马来半岛的商人自行其是，以当地盛产的锡金属来铸造钱币。但简单地说，这些都不能发挥作用：钱就是不够用。以往支持共同货币（尽管在单位、重量和精度上并非一直统一）并让全球认可的贵重金属出现了问题。
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气候的变化很可能会使局势变得更糟。中国出现了饥荒、罕见的旱灾和严重的洪涝，证明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重大破坏。据南北半球冰芯中的硫酸化物研究显示，15世纪是一个范围极广的火山活跃期，并导致全球变冷，给整个干草原世界带来严重打击。特别是在15世纪40年代，食物和饮水的短缺预示着一次大迁徙的到来。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停滞、困苦、奋力求生的时期。
气候变化的效应波及了地中海到太平洋的所有地区。人们对世界的改变深感不安。尽管帖木儿帝国的兴起并未给欧洲世界造成大范围恐慌，但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的确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焦虑。奥斯曼在14世纪末席卷博斯普鲁斯海峡，击败了拜占庭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色雷斯和巴尔干站稳了脚跟。君士坦丁堡命悬一线，成了一座陷入穆斯林重重包围的基督教孤岛。危在旦夕的他们多次向欧洲王国乞求军事援助，均未得到回应。1453年，帝都陷落，穆斯林终于夺取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教王国，再次显示出伊斯兰世界的强大优势。在罗马，当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传来时，据说人们捶胸顿足、哭号呐喊，教皇为困在城里的人们默默祈祷。但欧洲在关键时刻没有出手相助，现在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在他们看来，穆斯林的复活预示着整个世界将濒临末日。长期以来，东正教一直有一个预言，说耶稣将在第八个千年降临，亲自主持最后的审判——而现在看来，那一时刻似乎即将来临：恶魔的力量已经崛起，已然对基督教世界产生灾难性的冲击。宗教高层对于末世预言深信不疑，遂派一名教士前往西欧探听消息，看看末日究竟会是在哪一天。还有人觉得既然末日即将来临，计算复活节或其他圣餐日的具体日期已经没有意义。根据俄罗斯所使用的拜占庭日历，末日似乎已清晰可见。如果将耶稣诞生之前的5508年作为创世纪的话，世界末日就在1492年的9月1日。
在欧洲的另一端，也有一群人同样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在西班牙，随着宗教和文化矛盾的加剧，人们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穆斯林和犹太人身上。前者被从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武力驱逐而出，后者则被迫信奉基督教，否则将被逐出西班牙或处以死刑。穆斯林和犹太人绝望地变卖资产，而且必须廉价出售。这让投资商占了便宜，他们用几件衣物就能换取大片的葡萄园，地产和房屋均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入手。关键是，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廉价资产的价值将无限飙升。
许多犹太人选择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受到城市新主人的欢迎。“你们将费迪南德誉为贤明的君主，”据称巴耶塞特二世（Bāyezīd II）在1492年欢迎犹太人到来时这样说，“但他驱逐了你们，他使自己的国家陷入贫困而让我变得富裕。”这不仅是口头上说说，当时的场景会让今天的人难以置信，但却与伊斯兰早期阶段遥相呼应：犹太人获得的不仅是尊重，而且还受到了热烈欢迎，新移民的权益得到法律保护，而且他们还在许多方面获得了当地人的帮助，得以在陌生的国度展开新的生活。容忍是一个社会自强自信的主要标志，反观基督教世界，却越来越走向愚顽和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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