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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美洲大发现而来的就是奴隶的进口。奴隶都来自葡萄牙的市场。葡萄牙人从他们在大西洋群岛和西非的管理经验中知道，要让欧洲人去新的地方定居代价高昂，不一定有经济回报，而且通常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想让人们离开家人远行就已经够困难了，再加上高死亡率和恶劣的当地环境更是难上加难。有一个办法是强行把孤儿和罪犯送往圣多美（S？o Tomé）等地，外加一些激励机制，比如“男奴或女奴可供自己私用”，由此建立一个能维持行政运作的人口基础。
在哥伦布航海跨越后的三十年间，西班牙王室已经形成了从非洲向新大陆进口并运输奴隶的正规管理机制，即向那些几十年来一心一意专门从事人口贩卖的葡萄牙商人发放特许状。在一些因暴力和疾病导致人口寿命缩短的地区，奴隶的需求几乎永远无法满足。正如8世纪伊斯兰世界走向繁荣时一样，某一地区的财富集中会导致其他地区的奴隶需求急速上升。财富和奴役向来都是形影不离。
没过多久，非洲的统治者便开始出面抗议。刚果国王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一系列申诉，严厉谴责蓄奴行为带来的后果。他谴责年轻男女——包括贵族出身的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绑架、并被欧洲商人烙上印记售往欧洲的行径。而葡萄牙君主则认为刚果国王应该停止抱怨，刚果地域广阔，有足够多的人口可以被运到国外，再者说来，他能得到的收益也不薄，特别是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
然而至少有一部分欧洲人，他们既对奴隶所处的困境感到愤怒，也对人们贪婪地从新大陆攫取财富嗤之以鼻。尽管恢复耶路撒冷已经毫无希望，但作为基督徒传递福音的责任感不久便重新浮现。某位耶稣会高级会士在1559年愤怒地写道，那些定居南美洲的欧洲人“不明白”殖民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占领那些土地、修建磨坊，或是将财富带回家……而是弘扬天主教信仰和拯救灵魂”。这与几个世纪前行走在贸易通道上并在南俄罗斯及中亚草原上定居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们都曾抱怨过度注重商业贸易可能会耽误更重要的事情。
在新大陆，人们更有理由抱怨精神追求的丧失。黄金被大批地运回西班牙，以至于到了16世纪中叶，当时的时代甚至被认为已经超越了传说中的所罗门时代。1551年，有人曾对查尔斯五世说，我们运回了这么多的财富，“真算得上是‘黄金时代’（era dorada）了”。
当然，并非所有在美洲攫取的财富都被运回了西班牙。几乎在运送财富的舰队刚起航之际，来自法兰西和北非港口的那些嗅觉敏锐的投机分子和海盗就已经盯上了他们，试图将财富截为己有。这些人或在运输目的地守株待兔，或（随着时间推移）在加勒比海中途劫取大船。
有关货船被掠夺的消息引起了各地投机者的关注。一位当时的人绝望地写道，在北非大西洋海岸能够获得“巨额财富的报道”吸引着大批的人群到来，他们兴奋得如同“当初在印度找到金矿的西班牙人”。这些人包括穆斯林掠夺者，他们也准备截获满载商品的入港货船，同时觊觎着西班牙的沿海港口和城镇。他们挟持了成千上万的俘虏，或是索要赎金，或是将人质当作奴隶出售。
尽管并不怎么奏效，但抢劫行动通常会打着宗教的幌子，甚至连一些欧洲海盗都会用政治矛盾作为掠夺的借口。抢劫伊比利亚商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正规行业，西班牙国王的基督教对手们还为此发出特许状，即所谓的《货船逮捕特许函》。作为回应，西班牙人立马发布《反海盗公告》，大力悬赏打击海盗的行动，誓将罪犯绳之以法。成功者不仅得到了王室的重赏，还提升了名望，比如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éndez de Avilés），他所率领的战舰斩获良多，从而名利双收。
新世界在海外被发现，但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各种新思想百花齐放，各种新尝试广受欢迎，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为资金和赞助相互竞争。新大陆探索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他们带回的财富奠定了欧洲文化转型的基础。几十年间，欧洲涌现出一大批热衷于追求奢华生活的富豪。人们越来越渴望得到异域稀有的奇珍异宝。
欧洲的新财富给予它荣耀和自信，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它复兴耶路撒冷的信念。对很多人来说，从美洲带回的无限财富显然是上帝保佑的结果，“主在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各王国的存亡”。新世纪的黎明和真正的黄金时代，让人们忘却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时，罗马街头的哀号、悲痛和泪水。
如今的使命在于重新找回过去。古老帝国都城的沦陷为新继承者们重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辉煌提供了机遇。当然，这还需要极大的热情。但事实上，法兰西、日耳曼、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都和雅典及古希腊世界没任何关系，在罗马的整个发展史中也无足轻重。这些热情都要归功于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家的粉饰，他们借鉴了古代的元素、思想和文字，选择性地引用史料，编成了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越发让人觉得可信、越发被人认为是标准的故事。因此虽然学者们一直将这一时期称作文艺复兴，但其实根本就不是复兴。相反，这是一次新兴、一次新生。在人类历史上，欧洲首次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第十二章
白银之路
早在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之前，全球的贸易就已经开始从15世纪的经济震荡中慢慢复苏。有些学者认为，这要归功于西非黄金市场的开发，另外还有巴尔干半岛及欧洲其他地区的矿产输出量的增加，这也许是得益于贵金属提炼技术的发展。比如说，146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萨克森（Saxony）、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瑞典的白银产量都多了五倍。有学者还指出，15世纪后半叶的税收制度也更加有效。经济紧缩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教训，尤其让人们知道了谨慎控制税收体系的必要性，这便导致所谓“君主统治复兴”的出现。中央集权制十分重要，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角度看都是如此。
在一位朝鲜旅行者眼中，15世纪末期的全球贸易速度似乎也在增长。据崔溥记载，在距离上海约70英里的苏州港，船舶“云集”，等待着将薄丝、纱布、黄金、白银、珠宝和工艺品运往新的集市。苏州城内满是富裕的商人，他们都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人们生活奢侈，”他羡慕地写道，“在发达地区，商铺可谓星罗棋布。”尽管这里的商业十分繁荣，但当时世界的关键点并非中国沿海的各个港口，而是在几千英里以外的伊比利亚半岛。
这要分两个方面来谈。15世纪下半叶，欧洲经济逐渐复苏，已经刺激了消费者对奢侈品的需求。随着新大陆的财富不断运往西班牙，资源的储备大幅增加。在塞维利亚，黄金和白银“像麦子一样”堆放在海关的库房中，港口不得不修建更多的新库房以应对更多到港的货物，也便于更好地管理税收。一位观察员记录了他所目睹的货船卸载的情景：他在一天之内看到了“322车黄金、白银和珍珠被登记入账”；六星期之后，他又看到686车贵金属进港入库。货物太多，“贸易馆（Casa de Contratación）实在容纳不下，最后只能堆放在露天平台”。
在哥伦布跨越大西洋带来意外收获的同时，另一路同样雄心勃勃的海上探险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当西班牙还在担心哥伦布探索亚洲通道的计划是否代价太高时，另一支船队已经整装待发，由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担任统帅。船队在起航前受到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的接见。国王似乎有意忽略了近来在大西洋彼岸的发现，并为达？伽马下达明确目标：找到一条“通往印度及附近国家的新通道”。如此，他接着说，“我主耶稣基督”将从那些异教徒（意指穆斯林）手中获得新的王国和疆土。但同时他也看重眼前利益。他想，如果能征服“古人笔下的最富有的东方”，不是更好吗？他接着说，看看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还有其他意大利城邦怎么从东方获得利益。葡萄牙人痛苦地意识到，他们不仅身处世界的尽头，连在欧洲都是末端。
这一切在达？伽马精心策划的远航后发生了变化。他的舰队首次抵达南非的时候，前景依然不容乐观。他们的失望还不在于看到那些衣不遮体甚至裸露阴部的土著人，而更在于难以下咽的食物——可供他们咀嚼的只有海豹和羚羊的生肉以及野草的草根。当土著人看到桂皮、丁香、珍珠、黄金及“其他物品”时，“他们对这些东西毫无概念”。
当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向北航行之时，他的命运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马林迪（Malindi），他不仅发现了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且还找到了一个领航员，这个人愿意帮他利用季风顺利抵达印度。经过10个月的航行之后，他终于在卡利卡特港抛锚。他取得了哥伦布所没能取得的成就——他发现了驶往亚洲的海上通道。
那里已经存在一些来自家乡附近的商人。他首先听到非常熟悉的口音：“是魔鬼把你们带到这儿来的吗？！”两个来自突尼斯的穆斯林商人看到了他们，其中一个会说西班牙语和热那亚语的人高声叫喊。一番询问过后，他们的对话便如音乐般动听：“你们的运气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这地方满是红宝石和祖母绿！你们应该好好感谢上帝把你们带到了这片如此富裕的土地！”
不过，葡萄牙人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清楚他们的亲眼所见——正如哥伦布当年的经历一样。满是印度神像的寺庙被误认为是供奉基督教圣人的教堂，圣洁仪式上的泼水被误认为是基督教教士在弹洒圣水。欧洲一直流传着耶稣门徒圣托马斯（St Thomas）抵达印度并使众人皈依基督教的传说，因此达？伽马等人不断得出错误结论并将之传回欧洲，尤其是声称东方有众多基督教王国准备和伊斯兰世界开战。许多人们从东方世界发回的报道最后都被证明是以讹传讹。
与卡利卡特首领萨摩林（Zamorin）的谈判对达？伽马来说是更艰巨的考验，他必须解释为什么虽然葡萄牙国王拥有巨量财富，远超“这里的任何国王”，但他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当他拿出帽子、脸盆、珊瑚串、白糖和蜂蜜作为礼物时，廷臣均大笑不止：即便是麦加最穷的商人，都不会用这些可怜的礼品羞辱他们的首领。
紧张局势逐步升级。葡萄牙人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周围有很多人监视他们的人，“这些人都带着长剑、双刃斧、盾牌和弓箭”。达？伽马和他的手下也非常紧张，但萨摩林突然宣布，他将允许葡萄牙人卸载货物并从事正常贸易。于是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将香料和其他商品装上货船，以展示他们旅行的收获，然后起航回家。这些被他们带回欧洲的物品将会改变世界。
历经两年的伟大航行后，达？伽马在家乡受到了疯狂的欢迎。在里斯本大教堂的庆功仪式上，人们甚至公开地将达？伽马比作亚历山大大帝。这种比喻一直延续到当代，许多作家（不仅仅是葡萄牙作家）用它来描述打开通往东方世界新道路的成就。
国王曼努埃尔将抵达印度的航行视为一种壮举，他立即写信给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自己的岳父母），极力夸大达？伽马取得的成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手下的人带回了“桂皮、丁香、生姜、豆蔻和胡椒”及其他香料和花卉，还有“各种珍贵的石头，比如说红宝石”。“毫无疑问，”他还高兴地添上一句，“阁下听到这些消息时必定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哥伦布当时说的是可能，达？伽马给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当然，西班牙统治者也得到了一些安慰。第一次跨大西洋远航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曾向教皇游说，请求批准西班牙拥有大西洋彼岸所有新发现地域的主权，就像教皇对15世纪以来葡萄牙在非洲探险的结果所做的。仅1493年一年，教皇就发布了至少四封训令，规定了新发现的地域该如何分配。在就如何划定经线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双方终于在1494年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确定了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的一条分界线：“一条笔直的、从南到北、从地球的一极到另一极、位于上述海洋区域的分界线。”界线以西的一切归西班牙所有，界线以东的一切归葡萄牙所有。
三十年后，这一条约的重要意义才体现出来。到1520年，葡萄牙船队向东方的探索更进一步，航行越过印度后直达马六甲海峡、香料群岛和中国广州。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不仅意识到他们发现了南美洲和北美洲两块大陆，而且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环游全球的壮举：一位航海家成功穿越了太平洋，抵达菲律宾和香料群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率领这次远航的是葡萄牙人，他为西班牙服役，因为西班牙愿意资助他从西方探索香料群岛，并征服该地——不是以他祖国的名义，而是以邻国和敌国的名义。当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开启他这一史诗般的航行（1519—1520）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又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他们同意在太平洋上再画一条分界线，与大西洋上的分界线对应。于是，这两个伊比利亚邻国瓜分了整个地球，他们得到了教皇的祝福——当然，更是上帝的祝福。
此时，欧洲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适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强势崛起。1499年，达？伽马回国的消息在威尼斯引发了种种复杂情绪：震惊、焦虑、歇斯底里。一种主流声音是，经由南非抵达印度的海上通道的发现，直接意味着本城命运的终结。威尼斯总督吉罗拉莫？普列里（Girolamo Priuli）说，事实已经非常明显，里斯本将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贸易的中心。“毫无疑问，”他写道，“匈牙利人、德国人、佛兰德人和法国人，以及所有翻山越岭到威尼斯花大价钱购买香料的人，如今都将转向里斯本。”其中的道理在普列里看来非常简单。人人都知道，他在日记里说，货物从陆地抵达威尼斯，必须经过无数道关卡，并缴纳关税；而从海上运输货物的葡萄牙人则不用承担这些成本，他们能够开出让威尼斯根本无法与之竞争的超低价格。数字说明了一切，威尼斯的厄运真的来了。其他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6世纪初，定居葡萄牙的佛罗伦萨商人吉多？代迪（Guido Detti）同样坚信，威尼斯人将失去对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因为他们无法与通过海运抵达里斯本的货物竞争价格。威尼斯人将重新去做渔民，威尼斯城将退回到它发迹之前的潟湖。
然而，威尼斯即将没落的传言实在是令人多虑了，至少在短期内确实如此。正如某些头脑清醒的声音所说，经由海路前往东方的通道上并非没有风险。许多葡萄牙海船并没能安全回家，114艘船中只有不到一半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平安返回——文森佐？奎瑞尼（Vicenzo Querini）议员于1506年向威尼斯议会报告说：“19艘满载香料的货船已确认全部沉没，另外那40艘船至今下落不明。”
不管情况如何，威尼斯还是很快派特使前往穆斯林埃及，讨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