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墓地有两座雄马的塑像和一座赤陶武士雕塑在站岗护卫。
匈奴人驰骋在中国以北的整片蒙古干草原，他们和汉人的关系并非一直和睦友好。当时的历史学家将这些部落人群描述为蒙昧无知、茹毛饮血的野人；有位学者还说他们是“被上天遗弃的民族”。汉人宁可向他们进贡也不愿他们进犯自己的城市。汉人常常派大使造访这些从小就擅长捕捉耗子、小鸟甚至狐狸和兔子的游牧民；皇帝还会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无恙”。在一套正式的朝贡体系下，汉人要给游牧部落送去许多奢侈的礼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纺织品——只求换得和平。中国最重要的贡品是丝绸，游牧部落极为看重这种丝织品，因为它质地好、分量轻，铺床做衣都用得上。丝绸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拥有那么多的高级绸缎是单于尊贵身份的体现，并将之赏赐给手下侍从。
为换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资总量十分巨大。比如在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万匹丝绸和大约相同数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一些汉代官员相信，匈奴人喜欢奢侈品，说明他们将一事无成，濒临灭亡。“如今你们已离不开中国货了！”一位特使毫不客气地对部落首领说。他认为匈奴的习俗正在发生变化，并且信心十足地预计，中国最终会赢，并征服整个匈奴。
这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事实上，和平相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匈奴的纠缠。首先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部落赶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疆土的扩张激起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官员们奉旨对帕米尔高原进行考察并将相关记录呈报朝廷。留存下来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一位汉帝国大历史学家（太史）的儿子。他因替战场上年轻气盛的将军辩护而被贬官、遭受宫刑，却仍坚持不懈地完成他的历史巨著。他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审视印度、波斯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经济和军事状况。他认为，中亚诸王国兵力薄弱，因为他们受到匈奴的威胁，这些野蛮人因被中国打败而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司马迁写道：这些中亚王国不通军事，却善于经商，在商业繁盛的巴克特里亚都城可以看到各类物品被交易。
中国和外界的贸易交流也在缓慢开展。对于戈壁滩边缘的通道，特别是玉门关（商队西行的必经之路）以西通道的开拓并不顺利。无论是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都必须穿涉险要地带，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绿洲，路途异常艰辛。极端的高温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这也是巴克特里亚骆驼如此弥足珍贵的原因：这些动物能忍受极其恶劣的气候环境，对致命性沙漠风暴的到来非常敏感。它们在预感到风暴来临时会“立即嚎叫着聚成一团”，商人和商队见到后会马上用毡布将自己的鼻口包裹起来。当然，骆驼在预测天气方面也会出错，人们在商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死亡骆驼和尸骨。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必须有丰厚的回报才值得人们去冒巨大的风险。尽管四川的竹子和布匹可以出现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巴克特里亚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价格高昂的珍贵物品同样能够通过长途运输抵达这里。
贸易的主要产品是丝绸。除了用来讨好游牧部落以外，丝绸在古代还扮演着诸多重要的角色。在汉朝，丝绸与钱币、粮食一样可以用作支付军饷。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铸造足够数量的钱币是个难题，事实上，货币在当时的中国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军饷方面更成问题，饱受战火的边疆地区百姓抱怨不断，那里的铜钱一文不值，粮食也会随着时间腐烂。于是，成匹的丝绸经常被用作货币，或作为军饷，或作为中亚佛教寺院惩罚犯戒僧人的罚金。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
中国还为来自域外的商人制定了贸易规则，创立了一套正规的管理体系。在离敦煌不远的古代要塞悬泉置遗址中发现的一卷三万五千字的文献，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河西走廊咽喉之地的日常商业活动。这些文字写在竹简或木板上，从其内容得知，进入中国的客商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行走，他们将拿到通关文牒，也常常会被官员询问，其目的是确定这些人最终能返回故里。像当代旅店的顾客注册制度一样，这些来客的信息均被仔细记录：他们吃饭花了多少钱，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身份，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这不是带着怀疑的眼光进行盘查，而是要准确地掌握什么人在进出中国，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考虑到关税）他们所携带的货物的价值。所有这些复杂的行政措施都为我们展示出当时的都城长安（现称西安）是如何面对一个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
在当时，几千英里之外发生的变化会直接刺激到当地的奢侈品需求，以及人们购买奢侈品的能力。
在波斯，塞琉古的后代于公元前247年被一个叫阿萨西斯（Arsaces）的人所推翻。他的后代被称为安息人（Arsacid），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并决定扩展其势力范围。他们巧妙地借用历史，将希腊和波斯的观念融合，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从而开创了一段稳定繁荣的时期。
然而，最大的刺激莫过于地中海周围发生的事情了。坐落在意大利西海岸线正中央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经过慢慢的努力发展，从一个闭塞之地逐渐崛起成为地区间的强大势力。在夺取沿岸的一座座城市之后，罗马开始统治整个地中海西岸地区。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的扩张极具雄心，进展神速。它的目标也坚定地锁定在东方。
罗马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大国，它重视军事力量，崇尚暴力和杀戮。角斗已经成为一种定期举办的公众娱乐活动。角斗场上，战胜外国族裔和其他超乎自然的壮举都会得到疯狂的喝彩。城中遍布各处的凯旋门每日都在提醒忙碌的市民罗马所取得的战绩。军国主义、英勇无畏、崇尚荣耀被作为关键特性灌输给这座充满野心的城市——它的未来不可限量。
罗马的强大靠的是按标准要求训练出来的军队。士兵必须能在5小时内走完至少20英里的路程，同时能负重至少50磅以上的装备。为了保证部队的凝聚力，士兵被禁止娶妻。经过严格训练，士兵们个个身强力壮。这些年轻人从小就对个人能力充满信心，坚信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构建罗马帝国的一块基石。
罗马在公元前52年征服了高卢（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法兰西、荷兰以及德国西部地区），并攫取了数量巨大的战利品，甚至都影响到了罗马的黄金价格。不过，欧洲可以征服的地方只有那么多，而且没有什么发展前景光明的地方。帝国若想壮大，必须拥有大量的城市，由此征取足够多的税收；帝国若想辉煌，必须拥有艺人和工匠——他们的精湛技艺让有钱人相互攀比炫耀，并由此获得高昂报酬。像不列颠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为罗马帝国增添任何价值。驻扎在不列颠的士兵在家信中说，这地方就是冷漠、孤独和无望的代名词。
罗马的崛起和欧洲这片缺乏资源以及（充满纳税人的）城市的大陆没有太大的关系，真正推动罗马成为帝国的因素是它能够重新将目标定位于地中海以东。罗马的成功和荣耀始于对埃及的占领，以及将矛头对准更远的东方——亚洲。
亚历山大大帝的护卫官托勒密（Ptolemy）及其后代曾统治埃及近三百年之久。尼罗河的洪水带来粮食的大丰收，埃及仰仗着这条河流创造了辉煌的财富。丰收的果实不仅能满足当地人口的需求，而且有大量剩余可以支援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港。据一位当代学者记载，亚历山大港已发展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元前1世纪时的人口就多达30万。粮食的运输受到严格的监管，每次装船前船长都要进行庄严宣誓，然后拿到一张由皇家官吏派发的收据，这时才可以拿到粮食、上船出发。
罗马长期以来一直贪婪地觊觎着埃及。罗马大帝尤利乌斯？凯撒遇刺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卷入到混乱的权力斗争中，这给罗马创造了可乘之机。在公元前30年的亚克兴（Actium）战役中，艳后成为马克？安东尼的情人。他们的同盟激怒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愤怒而狡诈的屋大维不久便向埃及艳后宣战，罗马大军直逼亚历山大港。克里奥佩特拉做出了一系列既不成熟又不奏效的防御决策，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或被毒蛇咬伤致死，或可能吞下自制的毒药。埃及很快成了罗马的囊中之物。屋大维离开罗马的时候是位将军，返回的时候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元老院赐封他为“奥古斯都”。罗马已成为真正的帝国。
征服埃及改变了罗马的命运。他们获得了尼罗河谷大面积的庄稼收成，导致粮食价格急速下跌，家庭购买力随之大幅提升。贷款利率也开始下滑，跌幅从4％到12％不等。伴随着大笔廉价资本的涌现，一个司空见惯的繁荣场景出现了：地价飙升。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显著增长，使得奥古斯都可以将获取元老院成员资格的缴纳金门槛提高40％。奥古斯都沾沾自喜，说他当初创建的罗马是一座砖砌的城市，如今却是一座大理石的都城。
这种财富的剧增源于罗马对埃及税收的无情课取。税务检查官遍布埃及各地，推行了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凡16岁至60岁的男子都要缴税，只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免除——比如说宗教祭司可以不纳税，但他们必须在神殿通过严格注册才行。这就是某位学者所说的“古代种族隔离”（ancient apartheid）制度，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让财富聚集到罗马。
随着罗马的经济和军事触角的不断扩张延伸，这种税收方法也被运用到其他地区。兼并埃及后不久，罗马派税务官员到犹太省（Judaea）进行人口普查，再次确保税收的精准。假设在埃及实施的模式被运用到该地区，即记录所有人的出生和死亡、记录所有男性成人的姓名，那么耶稣基督诞生到这个世界也应当有一位官员做记录。可见，当时的官员并不在乎婴儿是谁、婴儿的父母是谁，而是在乎婴儿的出生代表着人力资源的增加，代表着帝国又多了一个未来的纳税人。
东方世界让罗马人眼界大开。亚洲当时已然以慵懒奢侈的精彩生活而著称。西赛罗（Cicero）这样写道，那里的富庶程度难以描述，田野的收获可谓奇迹，商品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成群的牲畜让人目瞪口呆，产品出口量十分巨大。在罗马人看来，那里的人们可以不用劳作，尽情享乐。诗人塞勒斯特（Sallust）说，罗马士兵到了东方才能长大成人，这毫不奇怪，因为正是在那里，士兵们才学会了做爱，学会了醉酒，学会了欣赏雕塑、绘画和艺术。这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至少从塞勒斯特的观点来看，或许亚洲的确“充满诱惑，引人神往”，但“贪图享乐将迅速瓦解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如此看来，东方的价值观与罗马崇尚的严格军事化的理念正好相反。
奥古斯都本人尽力去了解东方的新疆域。探险部队被派往阿克苏姆（Axum）王国（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和萨巴（Sabbaean）王国（位于今也门）；尽管罗马仍忙于巩固其在埃及的统治，但对亚喀巴湾（Aqaba）的探索也在同时进行。到了公元前1年，奥古斯都又下令对波斯湾两岸进行详细考察，就该地区的贸易活动写出报告，并记录海上航线如何与红海相通。他还监督着经波斯深入到中亚内陆通道的实地考察。一份被称作《帕提亚驿程志》（Stathmoi Parthikoi）的文献完成于这一时期，它记载了东方重要城镇之间的距离，并仔细标注了从幼发拉底河到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polis，今阿富汗的坎大哈市）之间的所有重要据点。
贸易商们开拓的路线正飞速延伸。据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在罗马兼并埃及后的几年中，每年都有120艘商船从红海的米奥斯贺而莫斯港（Myos Hormos）驶向印度。罗马和印度的商业交往频繁，次大陆的大量考古资料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在诸多大型遗址——如帕塔南（Pattanam）、科尔哈帕（Kolhapur）、哥印拜陀（Coimbatore）——发现了罗马的土罐、台灯、镜子和众神的塑像。在印度西海岸和拉克代夫（Laccadive）还发现了大量的钱币，年代可追溯到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的统治时期。一些学者认为，当地统治者曾将罗马的金币和银币作为通用货币，或将这些金属熔化后铸成自己的钱币。
这一时期的泰米尔（Tamil）文学记述了人们如何高兴地欢迎罗马商人的到来。一首诗中提到罗马人乘着“漂亮的大船”，带来了“凉爽香甜的葡萄酒”；另一首诗则是叙事性的：“美丽的巨轮……来了，带着黄金，劈开帕丽雅河（Periyar）上的白色泡沫，然后又满载着胡椒返航。在这里，海浪奏响的音乐永无休止，国王为客人准备了罕见的山货和海鲜。”还有一首抒情作品，描述欧洲商人在印度定居的情景：“阳光照耀着大面积的梯田，照耀着港湾附近的货仓，照耀着窗口如鹿眼一般的塔楼。在不同的地方……路人的目光都被西方人的住宅所吸引。西方的繁荣永远不会消逝。”《帕提亚驿程志》记载了罗马人希望从印度西部获得什么样的商品，并标记出哪里可以找到锡、铜、铅、黄玉等矿产，以及哪里能找到现成的象牙、宝石和香料。
不过，在印度港口贸易的商品并不仅限于次大陆出产的东西。比如位于埃及红海岸边的贝雷尼克港（Berenike）遗迹就表明，一批一批来自越南和爪哇的货物都能被运送到地中海。印度半岛东西海岸线上的港口成为商业中心，来自东南亚的所有货物都从这里运往西方。红海本身也是一个活跃的商业区，它拥有自己的货物和产品，并将地中海和印度洋及更远的市场联系在一起。
罗马的富裕阶层现在可以沉溺于异域风情和豪华奢侈的享受当中。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抱怨这些人的消费几近过分，感叹人们过度追求时髦。这一点在彼特罗纽斯（Petronius）的小说《萨蒂里孔》（Satyricon）中得到了完美的演绎。其中最著名的场景是特里马乔家的晚餐聚会。他从前是个奴隶，后来获得了自由，然后积累了大笔的财富。作品中最尖刻的讽刺是对这位新贵的兴趣的描述。特里马乔只想要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野鸡必须是专门从黑海东岸送来的，珍珠鸡要来自非洲，鱼要吃稀有品种，孔雀要带羽毛的。风格怪异的餐桌上摆满了一道又一道的菜，其中有道菜是把若干鲜活的小鸟放在全猪的肚子里，切肉的时候小鸟会马上飞出来；给客人分发的牙签都是银制的。这些都充分暴露了罗马新贵的低俗品位和过度奢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