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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人却懊恼地发现，事态正在继续恶化，并且开始向东蔓延。首先是伊拉克。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引发了巴格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之间的热烈讨论，对他们来说，作为美苏之外第三条道路的泛阿拉伯主义正变得越加诱人。不过随着人们对纳赛尔支持的日趋狂热、当地反西方情绪的持续发酵，以及对以色列言辞的愈发激进，局面在1958年夏天的巴格达突然失控了。7月14日，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ul Karim Qasim，20年前与他一起在英国受训的同学送给他“耍蛇者”的外号）领导的伊拉克高级军官们发动了政变。
政变军官冲入王宫，抓获了王室成员，其中包括国王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并在王宫前面的草坪上将其处决。王储阿卜杜勒？伊拉（Abd al…Ilha，一个沉着严肃的人）的尸体被“像狗一样拖到大街上”，然后遭到分尸和焚烧。第二天，曾亲眼见证了中东变革的老牌政治家、伊拉克首相、化装成老妇人出逃的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被人发现，并当场处决。人们兴高采烈地拖着他那残缺的尸体在全城游行示众。
这些事件让苏联的扩张步伐更加坚定。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首脑会晤中告诉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联很快就会像摘熟果子那样把伊朗收入囊中。这并不是虚张声势，伊朗秘密警察的头目已经在密谋推翻伊朗国王。在一次暗杀行动失败之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克格勃）开始着手在伊朗全境布置着陆点和军火库，为煽动民众起义并推翻君主统治作准备。
伊拉克的情况似乎更加糟糕，美国一位高级幕僚写道：“它几乎注定会被共产主义者接管。”局势的恶化导致了西方与纳赛尔的再次结盟，后者开始被认为是“两个魔鬼当中相对较好的那一个”。美国急于与这个喜怒无常的埃及领导人建立联系。纳赛尔本人也意识到，随着“共产主义在中东的进一步渗透”，阿拉伯民族主义很可能会与之妥协。伊拉克的新领导层决定自己规划未来方向，从而脱离纳赛尔及泛阿拉伯主义，这恰好促使华盛顿与开罗走到一起，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双方对“苏联幽灵”的担忧。
针对巴格达的局面，美国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制订阻止“共产主义者控制伊拉克”的“公开或秘密的手段”。由于原始资料尚未公开，我们很难知道中情局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次1959年下半年推翻卡塞姆（这位民族主义总理废除了伊拉克的君主体制）的阴谋。我们只知道有一位参与者在混乱中擦破了小腿，但他后来将自己在这场行动中的作用宣扬得近乎神话，以显示他的决心和勇气。他的名字叫作萨达姆？侯赛因。
在这一事件中，中情局是否帮助了阴谋分子尚不能确定，尽管有记录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在政变发生前就知道它会失败。一些精心策划的、针对关键掌权人物的暗杀行动——比如一位伊拉克上校收到了一块印有字母的、已经失效的毒手帕——也表明有人试图确保巴格达不投入苏联阵营。卡塞姆最终在1963年被推翻也许并不是个巧合，美国人对他的下台一点儿也不意外，并在后来称“中情局已经详细地预测到了这个结果”。
美国之所以深度干涉伊拉克事务，主要是为了让苏联远离这个位于其南部边境的国家：与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建立联系是政治地位的一种体现，美国无法忍受让一个与自己世界观迥异的对手赢得这一地区。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1955年，莫斯科认为大草原为建造一系列制导天线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让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监控导弹的飞行，同时那里也足够偏僻，不会威胁到现有的城市，因此决定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秋拉塔姆（Tyuratam）修建一座大型的远程导弹测试基地——这就是后来的拜科努尔（Baikonur）航天发射基地，是苏联重要的弹道导弹研发和测试基地。在该航天中心完工前，苏联就已经发射了射程超过600英里、能够运载核弹头的R…5导弹。1957年，它的下一代、射程为5000英里的R…7（它在北约的代号更为知名：SS6“警棍”）开始生产，极大地提升了苏联对西方的威胁程度。
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的发射，以及Tu…95“熊”和米亚西舍夫（Myasishchev）3M“野牛”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投入使用，使得美国军方更加焦头烂额。美国人必须能够监视导弹测试，密切关注苏联在弹道导弹上的进展以及不怀好意的发射活动。一提到冷战，人们通常会想起柏林墙，以及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主要竞技场的东欧。然而，冷战的真正战场其实是位于苏联下腹部的那一长条地带。
美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苏联南部边境诸国的战略意义。如今它们变得更加重要。巴基斯坦境内的空军基地、监听站和通信网络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关键部分。随着苏联的导弹技术发展到洲际阶段，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机场承担着重要的情报搜集任务。U…2侦察机从这里起飞，负责对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基地以及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的钚加工厂等主要军事设施进行侦察。1960年，加里？鲍尔斯（Gary Powers）就是从白沙瓦起飞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附近的苏联领空被击落，这是冷战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之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人声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为了捍卫自由世界和民主生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为了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美国借助了多个铁腕人物的力量，这些人都有着反民主的天性，而且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在巴基斯坦，阿尤布？汗（Ayub Khan）于1958年领导了一场政变，并狡猾地称之为“摆脱共产主义的革命”，以获得美国的支持。美国很乐意和他打交道。他的西方朋友不会因他实施戒严令而谴责他，反而称他“打击的对象只是那些破坏巴基斯坦道德制度的人”。“恢复宪政”不过是一句空话，每个人都清楚军事独裁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阿尤布宣布它将持续“数十年”，直到教育水平提高到可以放手让民众投票选出他们的领导人之后。美国非常愿意向这个立场可疑的盟友提供大量的武器：响尾蛇导弹、喷气式战斗机和B…57战术轰炸机不过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出售的众多武器中的一部分。
这进一步提升了军队在巴基斯坦的地位，导致该国国家预算的65％以上都花在了军事开支上。这似乎是美国人为了保持友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相较于推进社会改革，与独裁者合作似乎更为快速有效，即便这样做会扼杀民主制度，会种下根深蒂固的恶果。
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阿富汗。例如，阿富汗总理穆罕默德？达乌德（Mu？ammad Dāwud）在20世纪50年代末应邀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为了表示重视，他在停机坪受到了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热烈欢迎，之后又受到了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热情招待，后者竭力提醒阿富汗总理穆斯林所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在阿富汗推行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如赫尔曼德河的大规模灌溉系统，以及大刀阔斧的教育体制改革。如今美国承诺给予阿富汗更进一步的援助，以免落后于苏联人——后者为阿富汗送去了大量贷款，一些援建的基础设施也已投入使用。
当然，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可以从这两超级大国的竞争中获取渔翁之利。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50年代末以私人身份访问喀布尔时，他甚至被直接要求给予阿富汗同莫斯科提供的一样多的援助。拒绝的后果是严重的，然而答应的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伊朗的动摇也开始让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深感不安。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在50年代末表现出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倾向。在那之前，苏联资助的一个电台曾经展开了一场指责伊朗国王的宣传攻势，毫不留情地称这位伊朗统治者是西方国家的傀儡，并号召工人揭竿而起推翻他的残暴统治。这足以让国王开始考虑改变伊朗与苏联之间所谓的“完全敌对”的关系，并开启更多的沟通与合作渠道。
这给华盛顿敲响了警钟，美国的战略家们认定，伊朗是苏联南部边境地区一枚重要的棋子。一份报告指出，从60年代初开始，该国“在苏联与波斯湾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及丰富的石油储量，使得伊朗的友谊、独立和领土完整”对美国而言十分关键。为支援伊朗的经济和军事，为了帮助国王巩固对该国的统治，美国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取悦于伊朗国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对其排除异己、大规模腐败以及不可避免会导致经济停滞的行为统统视而不见。没有人对宗教迫害——如50年代巴哈伊教徒（Baha’i）的悲惨境遇——说三道四。同时，伊朗的石油收入剧增（在1954年至1960年间增长了七倍多）几乎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变化。国王的亲戚和相关利益集团在伊朗被称为“一千个家族”，他们牢牢控制着伊朗的出口贸易，像从前那样为自己谋取财富。华盛顿发放的低息贷款仅仅充实了极少数人的腰包，而代价则由穷人遭受：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很难赶上飞涨的生活成本，特别是在1959到1960年严重的粮食歉收之后。
美国制定的一些刺激农业经济发展的计划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用现代化杂交种子取代传统种子的做法导致了一场灾难：新的物种无法适应当地的地理条件，并且无法抵抗病害和虫害的袭击。由于饲养方法不当加上缺乏防疫措施，一项将美国鸡引入伊朗以帮助伊朗和美国家禽饲养者的计划也惨遭失败。对伊朗地下水位的不了解导致了地下水储备被水井耗尽，让该国的许多农场难以为继。
显然，这些事与愿违的项目很难让人们相信伊朗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它们为批评者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没有人比什叶派学者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oosavi Khomeini）更擅长此道了，他抓住了民众对低工资、经济停滞和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日益不满的情绪。“国王先生，让我给您一条建议，”在60年代初的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中，这位阿亚图拉（Ayatollah）宣告道，“您这个可怜虫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这些合作将会把您带向何方吗？……国王先生，难道您想让我说您不信伊斯兰教并把您踢出伊朗吗？”说出这些话的霍梅尼毫无疑问地被捕入狱。德黑兰的市中心因此爆发了一场骚乱，人群高喊：“选择霍梅尼或者选择死亡！”中情局情报人员的报告中称，甚至连一些政府雇员都参加了反对国王统治的游行示威。
伊朗国王没有听从警告，反而进一步激怒了批评者。他在访问圣城库姆时鲁莽地宣称，伊朗的神职人员“愚昧无知、顽固腐朽，他们的脑袋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清醒过”。政府的精力没有放在与反对者达成妥协或是全心全意促进改革上，而是用于加大管控力度。霍梅尼被迫逃亡，并在邻国伊拉克的纳杰夫（Najaf）居住了十多年。在那里，他对伊朗国王的激烈指责不仅大受欢迎，而且还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伊朗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Savak）被组建起来，并且很快变得臭名昭著。大量批判国王的人及其亲友不经审判就被监禁，并遭到折磨和杀害；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那些拥有较高声望的反对派人士——如霍梅尼——无法被秘密处理，他们会被软禁，或者被驱逐出境。当苏联使用这些手段时，遭到了美国的强烈批评，指责其为民主的对立面和极权主义的工具；而在伊朗，它们被默许了。
为了确保伊朗国王的支持率、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华盛顿继续向伊朗倾注大量的资金，并帮助他们建造了一条连接波斯湾和里海、全长1500英里的公路网，协助修建了阿巴斯的大型深水港口，扩建和升级了电网，甚至为伊朗国家航空公司这样的面子项目提供资助。对许多美国观察家而言，伊朗代表着美国外交实实在在的胜利。1968年为约翰逊总统准备的一份报告中说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忠诚的朋友之一伊朗，其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如此迅猛，乃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奇迹之一”。甚至在四年后，美国人依然强调这一成果。美国大使指出，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孤注一掷，按照自己的规划改造这个国家。“这一冒险收到了巨大的回报，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接受美国类似赞助的发展中国家”。该报告充满信心地预测：伊朗已经上了正轨，马上将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还会超过许多欧洲国家。
只有极少数人对此表示怀疑，其中就包括年轻的学者威廉？波尔克（William Polk），他被肯尼迪政府找来为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不进行政治改革，伊朗将会出现暴动甚至革命；而一旦爆发动乱，警察早晚会向抗议人群开火。反对国王的人现在正团结在“伊朗强有力的伊斯兰组织”之下。
波尔克的看法完全正确。然而在当时，更重要的似乎是继续支持这一反共盟友，而不是强迫他放下权力。随着伊朗国王推出越来越多劳民伤财的计划，事态变得愈加严重。巨额资金被投入到军备上：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伊朗的军备开支从1963年的2。93亿美元增加到73亿美元，结果使得伊朗跻身世界上空军和陆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列。伊朗军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提升，部分要归功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低息贷款（这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大部分装备都购自美国的军火承包商）。此外，石油收入也是伊朗发展军备的主要资金来源：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商形成了垄断联盟，以此确保收益最大化。
为了统一协调石油生产国在公开市场上的供应量，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成立。该组织允许创始成员国——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内瑞拉——通过控制产量进而操纵价格，达到整合各国利益、提高石油收入的目的。这是诸石油国十分明智的一步棋，它们一方面试图夺取西方公司的权力，一方面又能迫使西方政府向它们提供更多的政治和资金支援。
OPEC通过深思熟虑的策略有效地削弱了西方的影响力。后者希望为国内市场提供廉价充足的能源供应，这与那些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渴望获得最大收入的国家完全不同。然而，OPEC的背后似乎可能是桀骜不驯的领袖摩萨台、民粹主义煽动家纳赛尔和卡塞姆的拥护者，以及在伊朗以霍梅尼为代表的逐渐增多的反西方人士。这些人共同的目标是使他们的国家摆脱强大的外部干涉。OPEC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但它却联合了众多国家，使它们行动一致，这是将政治权力从欧洲和美国手中夺回来的关键步骤。
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庞大的石油储量，加上不断增长的全球需求，使得该地区的东西方力量在20世纪中叶又一次恢复了平衡。这种改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当纳赛尔在1967年把军队开进至边境并准备发动进攻时，以色列人着实吃了一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两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