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女馆上学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9人，还有大哥的头两个女儿，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那时候，还有我二伯家里的一个大姐正在中南海内，所以也同在这个馆里读书。女馆里按照文化程度，分为第一、第二、第三3个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两个女儿，五、六两个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一共7个人，第三班则是一些小妹妹们了。专馆里也规定了考试制度，计有大考、小考两种。小考在暑假前举行，大考在年假前举行，也同样记分数，定名次。每次考试的第一名是有奖励的。二姐和我的功课在第一班里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是我俩轮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试的前夕，我父亲总要问问我俩，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么东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并在考前说是要一架新式铜床的话，那么，名次一定，新式铜床便也抬到我屋里来了。我们姐妹姑侄是有学名的。对那4个姨太太，老师们在课堂里叫她们“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亲便分别给她们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做志学，六姨太太叫做勉学，八姨太太叫做潜学，九姨太太叫做勤学。
女馆的女老师们，也住在专馆里，也专有一个厨房供应她们的伙食，专用了一些女佣人来伺候她们。她们的月薪，大约是每人100元。这样一些物质待遇，在当时说来，算是很优厚的了。但是，她们却有一大苦恼，那就是虽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来限制她们的自由，实际她们的行动却大大的不自由。在总统府里，我们姐妹和丫头、老妈们尚且不那么自由自在地任意闲步，何况那些女老师！请假外出，本来是允许的。但是外出的时候，要开一种条子，既要有专人送出府门，回来时，也还要有专人在府门迎接，才能进得来。因此，这些女老师们为了避免进出的麻烦，除非有特别紧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么样的佳节良辰，都在那小天地里熬，惟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来，才能得到解放，走出总统府。
我们女生是不住在女馆里的。学生每天上学的时候，总要带着自己的丫头或是老妈，有的小妹妹还要带着奶妈，以便随时得到伺候和照料。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这些随从们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里，等待各自的主人随时来吩咐她们些什么。教室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着课，某姨太太忽然站起来说“杨先生，我请一会儿假”，接着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头问“总统吃的饺子预备好了没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别的问话，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听讲。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别的姨太太也同样来上那么一套。请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们怎么能够讲好，学生们又怎么能够专心！
女馆同样规定学生要和老师一起吃午饭。但是，那几个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着我父亲吃饭，有的要回到自已屋里单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经常地和老师们一同进食。
就我父亲设专馆的本意说来，不但希望儿女们从这里学到封建社会所需的“学问”，同时还希望儿女们在和老师的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一些同样是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进退应付的规矩礼节。但是，根据当时的男馆、女馆的情况来看，由于我父亲不得其法，所以它们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父亲对于教育子女，除了用专馆以外，就只有一味地严厉了，尤其是对儿子们，有时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养寿园里的水池内捞鱼，正在捞得高兴的时候，猛然听得岸上“哦”的一声，似乎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赶忙跑了上来，却是五哥在假装着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捞鱼，同样地又听得“哦”的声音，他认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次却真是我父亲带着一些人来散步了。当时我父亲就叫丫头把四哥从水边拉了上来，不容分说，用棍子打了一顿。因为四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有时也要挨打。
弟兄们对我父亲非常害怕，在他面前就只有一味地驯顺。他们每天照例要向父亲请安，每天都几乎照公式问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都是在我父亲吃午饭以前，大约上午11点多一点，到居仁堂去给他请安。当他们进屋之前，男佣人先高声传报：“×爷来啦！”这时，他们必须得到父亲的许可，才能进去。他们进门以后，先是叫一声“爸爸”，然后鞠一躬，站在一旁，温声问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着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头，静候问话。我父亲对大、二、三哥，总是问：“这几天干些什么？”对四、五、六哥，总是问：“念书了没有？要好好念书！”每天都是这样。在这以后，有时也问问他们生活上的情况，有时也问一些他想问的别的问题，有时却什么也不问，只说“去吧”两个字来结束。这每天一次的照例会见，在他说完了“去吧”以后，这几个弟兄依然要向他再鞠躬，倒退着蹭几步，然后才敢转身出门。
至于父亲对待少奶奶的请安，那就更加可笑了。大约在每天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个“跑上房的”分头到各少奶奶处告诉一声“总统快吃饭啦”。这时，她们就分别前来。在叫了一声之后，同样的问一句：“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我父亲对她们是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了，只简单地说上4个字：“好啦，去吧！”就算完事。因此，在他们彼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父子之情，天伦之乐，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当大哥、二哥、三哥每天来请安的时候，我父亲往往就让他们陪着一同吃午饭。但是，这3个人怕拘束，是不愿意留在那里吃饭的。有一次二哥陪着他同吃，在二哥吃得很饱的时候，我父亲又递给他一个热馒头。古礼有云：“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依照这个说法，二哥是不敢说不吃的，但是他又真的吃饱了。这怎么办呢？他一面假装掰着吃，一面把所掰的馒头块偷偷地往袖筒里装，结果胳膊竟被热馒头烫掉了一块皮。
我父亲对儿子的管教，既是这样的严厉，儿子们又都受过专馆教育，后来五、六、七3兄弟还曾先后到英国留学，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后到美国留学，是应该成为出众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样家庭的影响下，他们念书既没有得到比较出色的成绩，以后也没有成为什么“人才”。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妈妈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他是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有时故意把十几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何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过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行，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和二姐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都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戒，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彩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气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里也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扫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带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6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7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辞岁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的女眷，就一定要过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已家里的人，要来也必须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总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珠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4个人当时府里的中医是刘大夫和我们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医是王仲琴和一位黄大夫，我们都叫他们为医官。，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会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倦容，应该说他的精力是够旺盛的。
上面已经谈过，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3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向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住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是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或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重要的来客。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到了碗内一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开去。有的人说，大哥曾在这时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