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而言；很可能没走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保卫、各个击破的危险。”卫立煌建议郑洞国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说服蒋介石收回决定；允许东北剿总固守沈阳；坚持到扭转战局的那天。
二十三日；郑洞国飞抵南京。蒋介石正在庐山休养。郑洞国又飞抵江西九江；换汽车到庐山脚下；然后乘轿子上山。在景色秀丽的“美庐”别墅；他终于见到了神情疲惫的蒋介石。郑洞国将卫立煌的请求陈述之后；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郑洞国赶紧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
蒋介石忽略了一个事实：卫立煌不是黄埔生。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卫立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做出这一决定；从战略上讲；应该承认他的这一决定是富于远见的：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着个别大城市；相互的联系以及补给的道路几近完全中断；国民党军在东北扭转战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要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
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
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
蒋介石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被迫同意卫立煌“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东北野战军接着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烈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
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倍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吉林相继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吉林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吉林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吉林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吉林；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吉林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东满独立师火速追击。追击的部队兵力有限；曾泽生亲自组织掩护战斗；结果只有落在后面的运输团遭到共产党军队的打击。
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尽管第六十军出逃了；四平还是要打。
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对自己拥有的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很有信心；但官兵们的议论还是时不时地传到他的耳朵里：“四平是口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共军早晚要来打。”彭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
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
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三月十二日清晨；猛烈的炮火把四平城防打成一片火海；竟然连二十四小时都没用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
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
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乃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表妹弟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他一九三三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学生。受法国共产党员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卫立煌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汪德昭问：“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卫立煌上任东北后；邀请汪德昭回国到他身边工作。身为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舍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跑到遍地战火的东北；去做自己并不了解的军事工作；汪德昭究竟为了什么？汪德昭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来往。返国之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但是；卫立煌和汪德昭都清楚曾经有过的“回音”：“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此段史料出自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的回忆；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赵荣声是共产党派往卫立煌司令部的；那时他的名字叫任天马。
历史真是让人摸不透。
唯一明朗的是；自卫立煌上任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局势急转直下。
国民大会
毛泽东这次向东移动；不再是与追击他的国民党军兜圈子；而是要离开他住了十多年的陕北。两天后；毛泽东看见了黄河。当地的百姓把他送到河边；他顺着黄河西岸向下游方向走了大约十几里；在吴堡县川口以南河神庙附近一个叫园则塔的渡口上了船。船靠东岸之后；毛泽东回头朝西望了好一会儿；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那一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射着中国西部连绵起伏的黄土沟壑。毛泽东此生再也没有回过陕北。
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与失败后；国民党军开始检讨和反省；并制订出名为“总体战”的新的战略。——不知在各个战场都已手忙脚乱的蒋介石如何观察出“总体”来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军“华中绥靖会议”在南京召开；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对“总体战”进行了说明：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军事；“可称是党政军一体化”。“‘总体战’方案；在军事方面；要国军主力进行机动作战；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来对付共军的窜扰。这就要求政治方面；实行坚壁清野；使敌无从掠夺。这样密切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共军求兵、求食、求战的‘三求政策’了。”
“总体战”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在军事上；将西北、中原和华东战场重新划为二十个绥靖区；撤销原来战区的司令长官；绥靖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党务；实行自卫自足政策；彻底控制辖区内兵员粮食等物资；大力组建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清查户口；实行联防。
其次是政治战；其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组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经济战内容的有趣之处在于；国民党决定仿照共产党的做法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执政中国以来；不但没有实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反而使土地更加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国民党决心进行土地改革。蒋介石说；可以由国民政府贷款给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成为自耕农。问题是；这个暗藏陷阱的“土地政策”会使佃农更加贫困；心知玄机的地主们当然愿意接受；但是佃农们呢？
渡过黄河之后；毛泽东骑马沿黄河东岸南下；又循湫水河上行；三月二十四日到达山西临县交镇三塔村。虽然国民党“总体战”战略已隆重推出；但是毛泽东依旧对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时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仅仅十三月后；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一路向南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那时候果真是“根本不用打仗”了。
当毛泽东离开陕北；向全国战场的核心地带走去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开幕了。国民党决定要以“民主国家”的惯例；为中国人民选举出“合乎民意”的“总统”和“副总统”来；“使整个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谁当总统？没人怀疑蒋介石是当然人选；但蒋介石本人却提出他不愿意当总统；他主张首届总统应该由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且应该符合下列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二、在国际上有声誉；三、对国家有贡献。蒋介石当众宣布自己无意竞选总统；之后就退出了会场；结果与会者的思维顿时陷入混乱。有人揣测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推选北大教授胡适当总统；甚至揣测也许蒋介石已经事先征求了胡适的意见。混乱之后；出自黄埔的多数国民党军政大员认为；蒋介石实在不愿当总统也好；但是要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而戴季陶等国民党中的强硬派坚决主张由蒋介石来当总统；认为除了蒋介石之外别人都没有这个资格。争论的结果是：“一致推举蒋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向蒋介石说明。
陈布雷的电话打了；蒋介石还是推辞。
十分棘手的问题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蒋介石到底当不当总统候选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开始重新争论。可是；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争吵了；行政院院长张群索性道破了天机：“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高官大员们恍然大悟；当即推举张群、陈立夫和陈布雷三人去面见蒋介石；转达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如果他愿意担任总统；就在宪法外另立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特殊权力。
蒋介石立即同意了。
所谓赋予总统必要的特殊权力；就是“国民大会”后来通过的《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根据这个条款；未来的“总统”将被“授予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之权力”；从而拥有一切军政大权；而只要共产党还没被彻底扫清；都可以算作是“动员戡乱时期”。
果然；蒋介石顺利“当选”为“总统”。
四月十三日；走过艰辛的路途；毛泽东到达河北阜平县一个叫城南庄的村庄；他准备在这里住些天歇歇脚。——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电请陈毅、粟裕前来共商“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问题”。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几个大仗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终覆灭。
南京的“国民大会”仍在轰轰烈烈地开着；总统的选举搞妥之后；副总统的选举开始险象环生。副总统的主要竞选者是李宗仁。李宗仁是国民党军桂系的领军人物；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政治夙敌。抗战结束后；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虚职；因此副总统选举对他来讲无异天赐良机。有充分的史料表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授意的。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竞选活动。为了筹集竞选经费；李宗仁、白崇禧都贡献了自己的部分私产；而凡是以往借助桂系势力发财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