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一看，不是鬼，就是人。他们是阵地上的幸存者，只是因为精神紧张和时间有限，“收尸队”当时没有逐个认真检查，都当成了尸体。
敬完礼，这几个人又扑通一声倒了下去。还以为是死了，随即就看到他们张大着嘴，闷雷一样地打起了鼾。
1939年5月31日上午，第23师团长小松原得知山县支队“收尸成功”，给山县发来电令，让他在天黑后撤离战场，返回海拉尔。
之所以趁天黑撤，当然是知道撤退不易。为了帮助山县支队撤退，日军轰炸机群在战斗机队的护航下，不顾地面高射炮的拦截，对哈拉哈河两岸的苏军阵地进行了轰炸。
此前小松原已派来5个中队对山县进行增援，其中有两个山炮中队，山县便指挥这两个山炮中队进行压制射击，并以军旗中队殿后，于当晚将部队依次撤出742高地。
卫生队率先撤退，当他们坐着卡车到达将军庙时，一下子呈现出疯狂状态，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供水车。
山县支队占领742高地后，最让官兵们苦恼的就是没有水喝。人可以几天不吃饭，却不能一天不喝水。士兵们的嗓子干到冒烟，有人实在干渴难忍，情急之下，抓过汽油就往喉咙里灌，结果中毒而死。
卫生队曾利用晚间轮流挖井，可是沙丘高地之上，不管挖多深，掘出来的还是沙子，哪有水的影子。由于很长时间喝不到水，因此出现轻度昏迷的士兵不在少数。
再次看到水，卫生队犹如看到救星，排队喝水一下子变成了混乱的“抢水战”。
第一次诺门罕之战便在这种极其狼狈的气氛中结束了。除搜索支队基本全军覆灭外，山县支队的人员损失也接近百分之三十，如果不是山县老是藏着掖着，伤亡率当然还不止这个数字。
1939年6月2日，小松原飞抵甘珠尔庙，在东八百藏和其他战死者的牌位前进行了哀悼。当他看到伤员正源源不断地运往海拉尔时，不禁为自己的轻率出击感到一阵阵后怕。
后怕与后悔都是过去时，重要的是现在该如何收场。
丧事要当喜事办
诺门罕一交火，小松原第一时间就向参谋本部直接发送了捷报，那就是搜索支队摧毁蒙军指挥所，打死骑兵师长沙日布的“开门红”。此后战局急转直下，但令人惊异的是，参谋本部从第23师团收到的仍是一份又一份捷报。
小松原跟张鼓峰战役中的尾高不同，尾高属于明显抗命，小松原则出兵有据，没有关东军的“要纲”在先，他不会那么快就出兵，而且事后也经过了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确认，所谓“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行事堂堂正正，清清白白。
可是前面不是说了吗，按照日本陆军几乎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在这类事情的处理上，赢才是关键，清白或抗命与否，仅居其次。
小松原深谙这一学问，他对关东军司令部和参谋本部分别对待：再怎么瞒，瞒不过关东军的参谋们，而且这场战争本来就是关东军司令部所策动与支持的，因此可以基本如实汇报。参谋本部就不一样了，一来它对战争的态度不像关东军那么明朗，二来作为日本陆军最高军事机构，掌握着将佐们未来的升沉荣辱，对着此辈，你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真话。
小松原的办法是在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中大玩文字游戏。己方损失，他来个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苏蒙军的伤亡，则通过“合理想象”，极力进行扩大，比如山县支队为解救搜索支队，曾向包围圈外的蒙军骑兵15团发动进攻，小松原就写成“全歼15团”上报。
在关东军参谋中，辻政信是清楚前线状况的，要不然也不会气急败坏地空降742高地，督促山县“收尸”了。可是辻政信的所思所想，跟小松原并无二致，小松原以师团的名义打马虎眼，他就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玩花头。
从前线返回长春后，他都等不到第二天，当天晚上就给参谋本部发去了一份电报，以汇报“赫赫战果”。在辻政信绘声绘色的描述下，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也因此有了堪称神奇的另类演绎。
“搜索支队有损失不假，在苏军对岸重炮的轰击下，死伤共超过两百，但他们在川叉坚持战斗，一直坚持到了主力赶到，最后包围敌人，全歼敌军七百余名。”
看完电报，你认为山县支队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
新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经常能收到小松原的“捷报”，对前线“连战连捷”早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辻政信的电报不过是加强这种印象而已。
包围加上全歼，就是说战役已经收官了，中岛随即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去祝捷电报，好好夸赞了一番。
说一句谎话，通常就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辻政信接着又向日本国内的媒体发去通稿，第一则新闻标题是“残余蒙兵被完全驱逐出国境”，上面还信口吹嘘了“驱逐”乃至“重创”苏军的过程，说什么苏军“仅遗弃尸体就多达三百多具”，又推断苏军“死伤达七百人以上”。
第二则新闻总算提到了倒霉的搜索支队，不过全是煽情语言：“白刃突击战，壮哉，东队长（指东八百藏）之战死。”
读者看了这则新闻，脑子里只有搜索支队神一般英勇的形象，却不知道这支部队早就被对手给抹光了。
辻政信是不负责任，想到哪里吹到哪里，身为师团长的小松原却还面对着一个大难题，那就是如何交代搜索支队的下落，从“连战连捷”到全军覆灭，这个弯绕得太大也太突然了，很难交代啊。
如果实话实说，自己在军界的前程注定完蛋，已经是中将师团长，再往上跳一跳，不过一步之遥，小松原绝不甘心，而且就算他不顾及自己，总得照顾一下关东军的面子和利益吧，植田谦吉、辻政信这些人怎么办？
又想到了张鼓峰战役，那一战，第19师团伤亡了一千四百余人，比这次要惨重得多，可是为什么师团长尾高反而能够逢凶化吉，晋升为军司令官呢？
说到底，还不是靠一张嘴，也就是对自己的损失避而不谈，极力渲染第19师团的战绩而已。其实参谋本部同样需要这些“战绩”来支撑自己的虚荣心，比如参谋次长中岛新官上任，他喜欢你们老号丧？
这是一个厚脸指数足以爆棚的时代，小松原决定将无耻进行到底，继续丧事当喜事办。
搜索支队中相当一部分战死者的尸体都没能带回，小松原就将他们归类为“失踪”，这样一算，伤亡率就从百分之一百变成了百分之六十，对山县支队也如此统计，只要死不见尸的，都写成“生死不明”，从而“成功”地把山县支队伤亡率降为百分之二十。
搜索队还有一个骑兵中队留在海拉尔，小松原一边上报百分之六十的伤亡率，一边命人悄悄地对搜索队进行重组，以便证明搜索支队覆灭一事的子虚乌有。
小松原和辻政信等人是做贼心虚，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却是真的把第一次诺门罕战役判定为“胜负各半”，双方打成了平局，其论据之一便是空战的胜利。他甚至认为，如果不是第23师团出动兵力过少，且缺乏重武器，地面战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
见司令官如此，辻政信也来了精神，他马上说，诺门罕战役开始以来，日苏双方不过是一胜一败。上次搜索支队把蒙军赶到哈拉哈河西岸，乃是一胜，这次搜索支队吃了败仗，两边正好抵消，所以没什么好难为情的。
日方不服气，苏方不让步，山县支队从742高地撤走后，苏蒙军就占着高地没挪过窝，这说明暂时的分手，绝不等于翻篇儿。有这股气在，大家就还要继续较量下去。
第四章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
1939年6月1日，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上将正在为演习作讲评。突然莫斯科打来电话，电话中命令他立即动身，第二天向“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到。
电话没有说明此行的内容，这让朱可夫的心凉了半截。
肃反运动覆盖苏联全军，白俄罗斯军区也不能幸免。朱可夫的上级同僚隔三岔五就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通知，然后就在“报到”过程中一去不复返，其中就包括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久而久之，“报到”近乎成为死刑判决书的代名词。
再怕也不能不去，一路上朱可夫都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的脑袋还能在脖子上待多久。
1939年6月2日，朱可夫走进了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伏罗希洛夫首先询问了朱可夫的健康状况，然后就说到了已经结束的这一次诺门罕之战。据伏罗希洛夫透露，苏联高层对苏军在这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冲突中，苏军虽占有火力上的优势，但没能取得预想中的战绩，以至于指挥所被端、空军落败，后面的仗也打得一点都不轻松。
苏军高层预计诺门罕还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日军将会卷土重来，伏罗希洛夫指着地图说：“一场严重的军事冒险正在酝酿。无论如何，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说到这里，他问朱可夫：“你能立即动身飞到那里，并在必要时接管部队的指挥吗？”
朱可夫马上领悟过来，斯大林是要授予他指挥刀。
虽然伏罗希洛夫用的是问句，但实际上就是下达命令，听到这句话的人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松了口气的朱可夫当即回答：“我已准备好马上起飞！”
最佳人选
应该说，如果不是肃反，朱可夫还不一定能得到如此重用。
第一代红军领导层中名将太多了，完全可以用灿若繁星来形容，不说加伦，即便是朱可夫曾经的顶头上司乌鲍列维奇，也十分了得，此人被誉为“二战”前苏联最优秀的军区司令员。显然，从资历到实战经验，无论他们中的谁，都比朱可夫更有资格担任前线总指挥。
正因为这些更有资格的人都挂了，朱可夫才会成为斯大林的最佳人选。
朱可夫出身骑兵，是布琼尼元帅的得力助手和下属。到肃反结束，五大元帅杀了三个，留了两个，留下的这两个，一为伏罗希洛夫，一为布琼尼，二位同属于苏联国内战争时第一骑兵军的将领，而第一骑兵军称得上是苏联的精锐部队。
顺着布琼尼这条线，朱可夫在政治上首先达到了“及格线”，这也是朱可夫能够保住项上人头的重要前提之一。
除此之外，就得有点真本事。朱可夫从骑兵排长做到骑兵军长，有着指挥机动作战的丰富经验，同时指挥军区演习的经历，又使他初步具备了调度大兵团的那种宏阔眼光。
还有一点也可能是苏联高层予以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抗战爆发后，朱可夫曾作为军事顾问援华，尽管他当时只是在技术问题上为中国军队提供咨询，并未参与具体作战计划的制订，但多少积累了一些对日军的认识和作战经验，如今在诺门罕战场上正用得上。
1939年6月5日晨，朱可夫乘飞机抵达蒙古，重点是研究驻蒙古的第57特别军在诺门罕战役中的指挥得失。
让他想不到的是，第57特别军司令部竟然设在距离诺门罕前线120公里之外！
朱可夫十分吃惊，接着他来到特别军司令部，见到了军长费克连科等人，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费克连科至今未到前线去过，什么都一问三不知。
军参谋长库谢夫向朱可夫报告了局势，朱可夫一听，就知道这位军参谋长也一样没到过前线，不了解诺门罕战场的真实情况。
朱可夫调查下来，在军司令部的高层指挥人员中，只有军政委尼基舍夫去过事发现场。
朱可夫怒不可遏：你们这算打的什么仗，为什么不把军指挥所设在前线？
见朱可夫发了火，费克连科很是慌张，结结巴巴地辩解说，不是他不愿意到前方指挥，是因为那里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
如此荒谬的解释，对于以性格火暴著称的朱可夫来说，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扔下费克连科等人，气冲冲地赶到哈拉哈河东岸，亲自对诺门罕战场进行了考察。
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对苏蒙军前线官兵的询问，朱可夫确认，刚刚过去的战役绝不是普通的边境冲突，而且正如伏罗希洛夫所说，日军没有被打服，在退出742高地后，一定还会再次发起“严重的军事冒险”，而以第57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实力根本无法取胜。
1939年6月8日，朱可夫向伏罗希洛夫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对局势的判断分析以及进一步行动计划。报告当天便得到答复，费克连科因“丧失战斗意志”被撤职，朱可夫兼任第57特别军军长。
朱可夫走马上任后，军指挥所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第57特别军迅速占领了河东的所有要点，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永久性工事。
兵派上去容易，关键是还得吃饭饮水。朱可夫在前线考察时注意到，诺门罕战场附近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无法就地征用物资，从武器、弹药、燃料，到所有粮食用水，都必须从外地运过去，如此就牵涉到一个兵站运输的问题。
在朱可夫的要求下，苏联开始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博尔集亚火车站大量运送作战物资。最初是几列军列为一批，每隔一定时间便开往博尔集亚，之后，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军列也越来越密集，有时甚至多达三十列军列为一批。
货物卸在博尔集亚，还得继续运到诺门罕，中间没有铁路，由此又给朱可夫出了个大难题。
对朱可夫是难题，对日军则是武器。
1939年6月10日，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诺门罕地区的日军地空部队全部撤回了原驻地。日军的撤退不是要将诺门罕拱手相让，而是认为诺门罕的地形将自动绑住朱可夫的手脚。
按照日本陆军的兵站常识，当使用大兵团作战时，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而从博尔集亚到诺门罕，兵站线长达七百五十公里。
以“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为标准，辻政信判断苏军再怎么添加兵力，也没法集结和动用大兵团，相反，他相信日军能做到。
辻政信在地图上计算了一下，从海拉尔到诺门罕，不到两百公里，如果利用内蒙的白阿铁路，距离还要更短一些。
这下辻政信有把握了：日军可以出动大兵团，苏军至多只能供应中小兵团，以我的大兵团吃你的中小兵团，还会有困难吗？
日本驻苏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回国述职，正巧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看到苏军增援部队，据他估计，起码有两个苏军的机械化师。
到达东北后，土居马上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向植田及其幕僚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连声嘱咐：“赶快让国内增援坦克和飞机，如果做不到，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植田听后默然无语，辻政信则在旁边一个劲地冷笑。他倒不是不相信土居的话，他是坚信自己的“兵站极限论”：兵站补给线是瓶颈啊，懂不懂？老毛子有再多的机械师，也通不过瓶颈，都得卡在那！
生怕土居回国传播这条消息，以致动摇了参谋本部及国内舆论的作战决心，辻政信过后把土居拉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威胁的口气恐吓他说：“像今天这样的软弱话，将危及土居君的生命，你回东京以后千万不要乱说，要不然当心那些少壮军官把你给宰喽。”
辻政信对前景自信满满：“这次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坦克抓到新京（即长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