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内容。要从这些浩瀚的信息中发现有价值的情报，如同大海捞针，所以众人只是按部就班，就事论事，对这些内容本身并没有一点兴趣。
起初崛荣三也是如此，但慢慢地他从股票价格波动的消息中发现了玄机：只要罐头公司和制药厂的股价上涨，太平洋上的美军铁定就要开始启动下一轮进攻。
崛荣三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美军每次出兵前，都要大量生产食品罐头以及抗疟疾的药品。
在诺门罕战役中，参谋本部情报部同样也对苏军动向作了大量的跟踪分析。早在6月中旬，情报参谋们就掌握到一个情况，即苏军正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载重汽车。
参谋本部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了通报，并特别提醒关东军，鉴于载重汽车将可能成为苏军兵站运输的主要手段，必须迅速改变一个错误判断，即苏军不会在诺门罕地区使用大兵团作战。
辻政信收到情报后却不以为然：就算苏军在用载重汽车而不是马拉大车卸货运货，可是你们这些搞情报的弄弄清楚，大会战是什么概念，那得需要多少载重汽车啊，苏联有那么多吗？
情报参谋们费尽辛苦，给辻政信几句话就打发掉了。
日本陆军实行的是维持作战主导体制，作战第一位，情报和后勤只被作为作战的补充，可有可无。日军的参谋分为三个级别：作战参谋、情报参谋、兵站参谋，像稻田正纯、辻政信这样的作战参谋地位最高，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属于一类，地位很低，且不受重视，这也就难怪日军的情报和后勤系统总是拖后腿了。
崛荣三为太平洋战争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但从来没有被参谋本部和军事主官们采纳过。战后他不无悲愤地总结道：“昭和陆军根本就不懂情报这个东西。”
尽管情报参谋在参谋本部也不值钱，可话又说回来，他们毕竟是本部门的人，现在竟然被作为下级机构的关东军嫌弃，还是让人感到脸上无光。
再看诺门罕前线，苏军天天进攻，担任前敌指挥的第23师团长小松原又束手无策，活像是霜打的茄子，参谋本部就决定来个走马换将，在给关东军司令部一点警示的同时，也顺便加强该地区的作战指挥。
1939年8月4日，参谋本部在海拉尔成立第6军，下辖第23师团和第8国境守备队，军司令官由原驻关内宜昌的第13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担任。
虽然成立了军，但除将第7师团的最后一个联队调来外，兵力方面并没有太多变化。这种管理方法称得上是日本陆军的常规，侵华战争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在师团以上组建军机构，乃是通行做法，而且作战结束后，军的单位也会随之取消。正常情况下，关东军不会反对。
不过这里说的是正常情况，现在的情况一点都不正常。你参谋本部早不成立，晚不成立，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成立第6军，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因为仗打输了。
仗打输了，谁不恼火？都恼火，关东军做着梦都想扳它一局，要不然老植田瘸着腿去前线干什么？可大家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扳回局面的时候，参谋本部却突然使出阴招，通过成立第6军，隔开了关东军对第23师团的直接指挥。
从植田本人到辻政信等参谋，对此无不是既愤慨又伤心：这分明是对我们不信任，有意给我们难堪啊！
关东军司令部感觉自己掉沟里了，然而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增设第6军只是难堪的第一步，还有第二步。
怪现象
参谋本部把原先曾随矶谷来长春担任“监军”的两名参谋又派了过来，调查是不是要对苏联空军轰炸富拉尔基江桥作出报复。
这还是第三次诺门罕战役发起前的事，而且参谋本部早已答复，说是要“注意隐忍”，关东军司令部的人为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监军”询问辻政信等人的意见时，他们就老实作答：当然得报复啊，如果能够轰炸蒙古机场，起码还可以减轻地面部队的空中压力。
询问完了，两“监军”到诺门罕前线视察了三天，然后起程回国。
1939年8月7日，参谋本部给关东军司令部来了电报，说已经同意轰炸蒙古机场。
这封电报顿时引爆了关东军作战课，参谋们全炸了，房梁差点没被他们给掀下来：早点不说同意，非让我们“隐忍”，现在我们拿什么去炸？
经过第三次诺门罕战役，轰炸机和战斗机不知毁损几多，要炸的话，起码得经过两周的补充才行。
最让参谋们恼火不已的，还是参谋本部前后态度上的巨大反差。当初提出要轰炸蒙古机场时，关东军司令部曾郑重其事地打了请示，可是却遭到参谋本部的一口回绝，现在来了两个“监军”，装模作样地一问一看，走马观花，事情竟然就成了。你们这不是在侮辱关东军司令部和植田司令官吗？
有人也在暗中揣测，参谋本部前紧后松，与增设第6军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事也没有证据，只能打打肚皮官司。
似乎参谋本部的措施真起了作用，荻洲上任四天后，苏军忽然停止了每天例行的进攻，不过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辻政信和以往一样，经常以一个作战参谋的身份，越权跑到前线来指手画脚，根本就没把各个联队长甚至是第6军司令官放在眼里。荻洲对此非常生气，曾对身边的人说：“违反军纪的幕僚中，最厉害的要数辻政信，随便到第一线指挥部队，这算什么，要撤他的职！”
自然，这也是气话，以辻政信在关东军中盘根错节的关系，又岂是他荻洲能撤得了的。
辻政信是热心得过分，小松原和其他将领的态度却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对荻洲一直敬而远之，若即若离，荻洲在前线就找不到可以交心的人。
荻洲自己对打仗的事也慢慢冷淡下来。在他上任前后，苏军一共进攻了八天，八天后，便开始修筑永久性过冬工事。
当看到日军士兵受累于天气炎热和缺乏饮用水时，荻洲由此及彼，明白了苏军为什么要准备过冬，因为眼前的酷热和缺水，同样是苏军作战时难以解决的严重桎梏。
不久，有人从阵地上捡到一本飞机散发，供苏军官兵阅读和使用的册子，名字叫《战士防御须知》。看完这本小册子，荻洲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即苏军不会再进攻，只会实行防御。
有时空中侦察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信息，说看到苏军运输车队在行动，而且使用的全都是载重汽车，这说明先前参谋本部向关东军提供的情报不假。
荻洲点点头，看来朱可夫确实有可能启用大兵团作战，不过正如前面分析的，苏军即便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也得等到明年春天。
对苏军车队忙个不停，荻洲给出了一个他认为完全合理的解释：诺门罕的冬天极为严寒，这里的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度，要想在诺门罕过冬，当然需要大量的御寒物资，一点不奇怪啊。
小松原等人在其他事情上可能与荻洲不和谐，但在敌情判断上，双方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老毛子在“八天攻势”未果后，已经准备像北极熊一样趴下过冬了。
日军的补给速度本来就极其缓慢，荻洲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储足物资后再组织新的攻势。
关东军司令部也在窥测苏军的动静，他们还特地施展特种情报技术，对苏军的无线电联络进行了窃听和截取。
作战课调集破译专家，准备对电码进行破译，但实际上这些电报根本就不用破译，因为全都是一些明码电，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抱怨缺少修建阵地的施工材料，以及水泥质量不过关，要求调拨相关器材，有的则说是阵地上水不够了，请求紧急供应饮用水。
辻政信等人陆陆续续去前线进行了侦察，侦察的结果似乎验证了电码内容。哈拉哈河东岸，苏军全在专心致志地修建过冬工事，时常能听到士兵打桩的声音，而在哈拉哈河西岸，除了运输车队运送“御寒物资”以外，白天几乎见不到苏军有任何动静。
大家都放松下来，只有参谋本部情报部的那些“兔子”们仍竖着耳朵，瞪着眼睛。
关东军司令部截获的电文被他们要了过去，情报参谋不像作战参谋，怀疑一切和审查细节是他们的职业习惯。看过电文，这些情报参谋颇感疑惑，认为前线电码不加密本身就是个怪现象。
难道是施工材料实在太缺乏，饮用水实在太紧张，弄得电报员连编密码的时间都没有了？或者，是因为在不毛之地作战，通讯纪律开始松弛？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前面两种假设都不存在，那么很可能是苏军在有意识地拍发假电报。
问题是，苏军为什么要造假呢？
真假情报
答案都装在朱可夫的肚子里。
松本的父亲告诉松本，不要撒谎骗人，这条戒律在战场上尤其指挥高层并不适用。
朱可夫不是经常撒谎骗人，但必要时他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可以做到极致，早在制定进攻计划的同时，他就制定了各种迷惑战术。
苏军建有专门的无线电干扰部队，在第三次诺门罕战役中曾建有奇功，战役结束后他们便奉朱可夫之命，停止了对诺门罕地区的通信干扰，否则关东军又怎么可能截获到电文？那些明码电文不用说，全是假的，为的是让日军相信，苏军将会老老实实地过上一冬。
此外，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散发小册子，也都是朱可夫有意为之。
除了命令施工队不停地修筑工事，以便让日军“眼见为实”外，朱可夫还把一架大功率的音响设备运到前方，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只放一个内容，就是模拟打桩的声音，刻意营造大修工事的热闹氛围。
这些都是故意散布的假情报，你要从苏军手里得到真情报，那就比较难了。
朱可夫制定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反攻计划在前线只有五个人知道，分别是朱可夫本人、军政委尼基舍夫、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作战部部长，所有战役计划、命令、口令、文书，统一由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员负责打印。
朱可夫规定，一直到大反攻到来的前两天之前，所有部队一律不准进入进攻出发地域，需要潜伏到前沿勘察地形的指挥官，必须要换成士兵着装。
1939年8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拟订了“诺门罕事件处理纲要”，在“纲要”中，提出要在严冬季节“确保既得成果”，同时借机摧毁苏军战力，以便使“敌人野心破灭”。
在假情报的蒙骗下，植田、辻政信这些人真的以为苏军要过冬了，他们还准备趁苏军过冬麻痹时，给以突然打击哩。
辻政信随即带着“纲要”，到前线与荻洲、小松原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于8月24日对苏军发动攻势，以组织“第四次诺门罕战役”。
1939年8月13日，在小松原的陪同下，荻洲巡视了诺门罕一线战场，他仍然没有发现苏军有主动进攻的任何迹象，于是第二天就动身去了海拉尔。
“第四次诺门罕战役”还早，荻洲在海拉尔要处理的，是小松原给他遗留下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比如辎重人员、车辆不足，以及一线士兵老是喝不上水等等。这些问题过多过滥，够荻洲折腾上一阵子了。
关东军的眼睛被蒙住了，唯有参谋本部情报部仍对那些假电报持有疑问，他们还侦察出，苏军在博尔集亚到蒙古之间铺了铁路，只是列车是否已经通行，具体情况尚未掌握。
1939年8月13日，就在荻洲巡视战场的当天，情报部向关东军提供了一份敌情判断，对已集结于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兵力做出了推测。
朱可夫一直在运兵，关东军始终侦察不到，仍然是因为迷惑战术在起作用。
所有即将投入反攻的部队，都是利用晚上或恶劣天气，才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从大炮到坦克装甲，以及其他一些军用器材，都采取了伪装分散措施，上面盖有用草木编成的伪装网。
尽管如此仍免不了会有些动静，尤其是坦克部队，动静更大。朱可夫就出动轰炸机编队，通过编队的低空飞行，来掩盖坦克的嘈杂声，同时前沿值班部队也经常利用小口径机步枪进行连续射击，以分散和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到反攻发起之前一连十几天，前线的坦克越来越多。朱可夫索性拿出一些坦克，拆掉消音器，沿着前线不停地来回开动，通过这样的办法，使日军逐渐习惯苏军的坦克声音，一方面继续为隐蔽中的坦克群打掩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日军在正式反攻时摸不准苏军的进攻方向。
在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敌情判断上，揭示了朱可夫偷偷运往前线的兵力概数：步兵营30个，坦克装甲5个旅，蒙古骑兵师2个，野炮级火炮130门，重炮50门。
情报部推测出来的兵力概数，与实际情况虽非完全一致，但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涌现出“麦克阿瑟的参谋”的情报部门果然非同凡响。
任何有作战经验的人，只要拿到敌情判断，就会知道朱可夫已具备随时发动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并且一定已有相关计划和安排。
然而情报部又一次失望了。敌情判断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根本就没人答理。
事后，情报参谋们也承认，关东军的作战参谋是否接受了他们的分析，是件颇有疑问的事。
辻政信他们究竟是怎么了？
两码事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争斗，如今在辻政信脑海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便是这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江湖恩怨。
关东军和其上级机构参谋本部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第6军的设立和取消轰炸禁令，更加深了这种感情上的对立，以至于他们与参谋本部逐渐互不联系。
参谋本部倒不像关东军这么小心眼。只是在当时汪精卫叛逃的情况下，张灯结彩，来年扶植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已成为参谋本部的头等大事。这件事还牵一发而动全身，汪精卫做了汉奸老大，其他汉奸怎么安排，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如何统一编组与指挥，都一齐涌了上来，从中岛次长开始，参谋本部的一众作战参谋忙到昏天黑地，既然关东军不来联系，他们也乐得先丢下不管。
关东军不同，是真耍起了性子。这些哥们与参谋本部之间既不通电话，也不发电报，情报部的敌情判断来了，没人当一回事。
其实这时关东军通过空中侦察，也发现苏军的运输车队很是反常，运输汽车日夜不停，川流不息，有时一天竟然达到千辆左右。
这是在运输“御寒物资”吗？怎么看都不像。
如此重大的情报，按规定应向参谋本部汇报，但关东军方面根本没这么做，他们认为，离开参谋本部的控制，关东军这部军事机器不仅能够照常运转，还可以更好地放开手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自由多惬意。
关东军从一般自恋滑到极度自恋，连与参谋本部的正常联系也中断了。
情况传到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耳朵里。载仁觉得很不是滋味，就派分管作战的中岛次长亲自到长春，做出虚心求教的样子，并承诺，第6军不会绕过关东军，仍受关东军指挥和管辖。经过多方疏通和解释，植田、辻政信等人的脸色才缓和下来。
关东军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指挥位置，辻政信指手画脚得越发起劲，哪里轮得着情报部来给他提供什么指导。
前线日军从一名战死的苏联军官身上得到一份地图，这份地图到了辻政信手上。他从地图上得到的信息是，苏军在哈拉哈河地区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