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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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帝国的生与死-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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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定州公署门前,狄青看到的,是横亘在他与北宋文人们之间的一道永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次不得不作出的决裂。

狄青是永不低头的人,或许从定州公署门前开始,他就打定了主意,一辈子都会在脸上留住刺字,让人们知道,他曾经就是一个兵,一个低贱的配军。

他的刺字是为焦用们留的。

后来狄青官拜枢密使,赵祯出于好心,让当时的副枢密使王尧臣给他送了瓶能洗去刺字的药水。

狄青,你洗掉吧!洗掉刺字,平时再多附庸些风雅,多结交些才子,最好认个有点名气的祖宗,你狄家在唐朝不是出了个大名人狄仁杰,认他当祖宗你也不亏,时间一长,或许文人们就会渐渐忘掉你曾经的身份。

狄青说不,我就是要留这个刺字,告诉人们,一个配军也能通过他的努力坐到枢密使的位置,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东华门,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王尧臣有些尴尬。他和狄青说来颇有渊源,当年狄青在东京拱圣营当一名小兵的时候,王尧臣是那届东华门下的最后胜利者——状元郎,当日状元郎全城巡游万民瞻仰,狄青和几个同伴也在人群中,同伴们感叹都是人咋差距这么大!年轻的狄青不以为然,说他日谁的成就高还不一定呢?

很多年以后,当年的状元郎作了昔日贼配军的副手。即使王尧臣不觉得丢脸,帝国的文人们也看不下去。

反击,必须反击,为了东华门前的荣光,为了帝国文人们的利益,他们必须整体出击。

于是,狄枢密使家就老是出事,先是被水冲,不得不迁家相国寺,后来在相国寺又有人看到狄枢密使竟然穿黄袍玩,于是韩琦老先生见人就问,嘿,你昨天看见“赤枢”(文人们送给狄青的外号)穿黄袍玩没?又有人说看见了狄大人家的狗长出了两只角,什么奇谈怪论都来了。

而鲁达守护的这片废园,当年正是狄枢密使家的后园,一场“火”烧掉了帝国最优秀的武将的未来。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狄青家夜祭祖先,烧纸钱,事先忘记到消防部门(厢吏)那里备案,结果不小心着火,火势不大,等消防人员赶到时已经扑灭了。

一个很小的治安事故,却在帝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全东京都传开了,狄枢密使家夜现怪光,经过文人们的整理加工,故事更加精彩,自然在市井小巷大肆流传开来。

有文化就是不同,文人们最后不忘提醒看官,当初朱全忠(朱温)篡唐前,家中也有这样的现象,让看官们加以类比。

故事传到了赵祯的耳朵,皇帝对这种新闻不是十分感兴趣,一来大病初愈,二来我们都知道那两年赵祯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而狄青他还是信得过的。

阴的不行,文人们只有在朝堂上光明正大地把事情摊开来说个明白。

谁当领头羊,当然非欧阳修莫属。

欧阳修在嘉祐年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当时的进士考试,是整个科考选秀的执行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期间涌现了众多文化名人,欧阳修也成为了当时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说话的分量当然很重。

当然,让欧阳修当领头羊,也因为他有成功参倒枢密院武将的经验。

王德用是真宗朝大将王超之子,十七岁就随父出征,与李继迁打得不可开交,屡立战功,赵祯亲政后不久,就升任其为知枢密院事,在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上干了几年。

王德用在枢密院的位置上干得很好,不但将军队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针对帝国军制的一些弊病,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针对太宗传承下来的阵图,他就认为应该废除。

干得好没有用,帝国的文人根本不拿他的工作说事,而是拿他的长相说事。老王军人出身,很有男人味,另外有个特点,脸黑,但脖子以下的皮肤却很白,文人们拿这说事了,说老王“类艺祖”——长得很像赵匡胤,你说赵祯你能让一个长得像你祖宗的人天天在你的眼前晃吗?

当然了,王德用的家宅正枕在都城乾冈线上,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赵祯你自己去想吧。

结果当然是王德用被贬出朝,官方原因竟然是“且谓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深得士卒人心,看来也是一种罪过。

王德用是老实人,有度量,离开东京的时候摊摊手,说相貌是父母给的,长得“怪”不是我的错。

狄青任枢密使后,王德用任了几十年边将后,又重回东京,做狄青的副手——枢密副使,这时的王德用已经七十多岁。

但文人们并不因为他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而放过他。

嘉祐年间,文人们的主要炮火还是对准皇帝——帝国继承人的问题,整天向赵祯发难开炮。

作为枢密副使,作为一个驰骋沙场多年的男人,王德用有些看不下去,赵祯也是人,也是男人,有尊严的皇帝,一天老拿别人没儿子说事,像话吗?老王在朝堂上发言了,论调肯定和文人们不太一样。

欧阳修发火了,当堂语出不逊,你个老衙官!你懂什么,这等国家大事,是你这等粗人掺和的吗(老衙官何所知)?

第二天,欧阳大人就参了王老先生,说武人执军事,知道太多国家机密(当然包括立继承人这种事)不好,何况老王七十多岁了,也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该退居二线了,好让年轻人来。

欧阳修发话,其他文人相继出招,老王这把年纪哪是敌手,很快被迫退居二线,回家抱孙子去了。

而狄青就要难对付一些,首先,狄青的性子是恩怨分明的那种,明显不像老王那样厚道。当年韩琦在定州唱那出戏后,并没有吓住狄将军,事后无论公私场合,狄青都没有掩饰他对昔日上司的不满和鄙视——韩琦,不过就是有个进士出身的身份,能力?哼哼!不过如此(后来韩琦的另一个属下王安石也作过类似评价——韩琦不过就是长相好点,看来韩大人在下属中的口碑真不太好)。而谁嘲笑他脸上的刺字,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反驳——当然已不用鞭子。

欧阳先生面临的课题很难,他要弹劾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把柄和过错,而又性格鲜明的人。明眼人都知道,狄青对于帝国,只有功,没有过。而狄青在任枢密使的四年中,也没什么小辫子让文人们抓住。狗长角穿黄袍家中现异光,正常人都知道那些话上不来台面。

有什么能难倒文坛领袖欧阳修呢?他连连向皇帝上书,就狄青事件展开连环式进攻,抛出两篇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一篇是《论狄青札子》,一篇是《论水灾疏》。

欧阳修的论断如下:

一,近年来东京老是遇水灾,水是属阳的,而武将是属阴的,水患多是因为武人得以重用,要治水患,狄枢密使恐怕得先下台呆两天。

二,狄青任枢密使四年,虽然没有什么过错,可武将长时间执掌国家军政,那是很危险的,想当年……

三,罢免狄青也是关心和爱护他。树大招风,狄将军有这么多流言蜚语,搞得人心不安是因为他居于高位,现在把他调离岗位,也是“爱护”狄将军嘛!当小弟的受点委屈没什么的,你看我们谁不是几进几出,名利不过是浮云罢了。狄将军如果是忠臣死都不怕,当然也不会在乎枢密使这种虚名的。

才子就是才子,逻辑严密,让人无法反驳。

赵祯看到这样有才的文章,依然是留中不用。赵祯是个很清醒的皇帝,他知道他的帝国不仅需要会吵架的文人,更需要能打仗的将军。而且他本人也是“狄粉”,当初西北出了个狄青的时候,赵祯欣喜若狂,和帝国的军民一样,对这位面涅将军非常神往。西北战事吃紧,狄青不能回朝复命,于是赵祯让人画了一幅狄将军的画像,每天挂在宫中,睹画思人。

欧阳老大的奏章没反应,后继火力跟来,范镇、刘敞、吕景初、韩琦接着。嘉祐元年的帝国朝堂,文人们的子弹一直在飞,目标只有两个:赵祯和狄青。

最后,帝国宰相文彦博代表文人们和赵祯最后摊牌,今年的两大议题,一是继承人问题,二是狄青的枢密使问题,至少你得解决一个。

真的必须作出选择吗?赵祯问。

文彦博沉默着回应他。

谁都知道皇帝会怎么选择。

在落笔签署狄青的罢免文件前,赵祯又停住了笔,望着文彦博这位在嘉祐时期看起来最厚道的文人,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狄青可是忠臣啊!

话外音:你们文人可是最重名节的,你们今天这样做,不怕以后在史书上留下残害忠臣的骂名吗?

而文宰相回的那句话更意味深长:

——当年太祖不也是周世宗手下的忠臣?

话外音:你老赵家当了偷吃禁果的婊子,就永远没有资格相信别人会做守身如玉的淑女烈妇。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狄青接到了他的枢密使罢免文件,出判陈州,接替他位置的是当初在定州高唱“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的韩琦。

狄青输了,这是一场他根本打不赢的“战争”。

但狄青仍然倔强,他输不要紧,他需要一个答案——为什么?

他找皇帝,赵祯不见他,赵祯本人也不知道答案,还不知怎么面对昔日的偶像。

于是他找到文彦博,要一个说法。

文彦博坐在中书省大院的太师椅上,不紧不慢地说,没有其他原因,皇帝怀疑你了。

一句话就打发了曾经的狄枢密使。

狄青认输,却不服,他也丢下了一句话:

——“无功而受两镇节麾,无罪而出典外藩。”

话外音只有三个字:不公平。

狄青离开了东京,那个地方不是他的舞台。

当然,陈州也不是,半年后,他在那个地方死了,死法很奇特,疽发髭卒,胡子长疽。史书上没记载第二个人有这种死法,不过帝国的文人说怎么死就怎么死的吧。狄青的生平本来就已经有很多“传奇”,有的真有的假,真真假假留给后人去分辨好了。

但帝国的文人们不免有些遗憾,特别是欧阳修,狄青如此刚烈屈死,使他“爱护国器”的幌子没了打处。而近百年后,一个叫秦桧的文人学会了欧阳修的这招,并起了一个名字,叫“莫须有”,中招的那个武将我们都知道叫岳飞。

秦桧和欧阳修的做法有区别吗?当然有,从法理角度来讲,秦桧是直接操刀杀人,而欧阳修的作法则叫间接伤害。

为此,一生几乎没什么污点的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背上了一个罪名——忠君误国。

或许把罪名独归于欧阳文忠公也是不公平的,他只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打手,狄青惨案更可以界定为一次精英集团群殴弱势群体事件,是一次集体犯罪,犯罪群体叫北宋文人。文彦博、韩琦、范镇、庞籍、包拯(传说中与狄青可是文武双曲星,他站出来为狄青说过一句话吗?当然没有)、司马光、王安石等嘉祐时期的文化名人们都是打手和从犯。

狄青死后,在民间和宫廷一样受到追捧,哲宗的长公主成年当婚,老爸问她中意谁,长公主说非狄青的儿子狄咏不嫁,哲宗一见狄咏,说不愧我闺女喜欢,和他老爸一样,帅呆了。而后来宋神宗赵顼上台后一心想富国强兵,也是愈发思念狄大将军,于是学赵祯一样,把狄青的像挂在宫中,顶礼膜拜。

当然,长公主最终也没能嫁给狄咏(门不当户不对,喜欢有什么用),而赵顼也是只能幽思古人,而无法“怜惜”眼前人,神宗一朝的枢密院也依然是文人们的天下,武人与狗不得入内,尽管赵顼手下也有种谔、王韶这样的名将。

帝国武将们的命运,在狄青死于陈州时就已经注定。



自从当年的那把火之后,狄青住过的那个园子,就再也没有人敢入住,于是渐渐荒废,后来划为了大相国寺的产业,成为了一个不起眼的菜园。

鲁达在菜园的日子是舒心的,一来在菜园里可以不用受寺里众多戒律寺规的约束,想吃肉吃肉,想喝酒喝酒,还有手下那帮泼皮供着奉着;二来相国寺僧人们的福利实在太好,也不似在渭州当兵时的穷酸。

手头也有了银子,闲暇无聊之际,鲁达偶尔也会出园来四处溜溜。

离开废园,鲁达立即进入另外一个天地——好一片人间的繁华盛世。

鲁达如果从相国寺走出来,从相国寺桥往西沿着汴河走,十来分钟的路程便能步行至州桥。

当时的东京城有四道穿城河,分别为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每河上皆有桥无数,而位于汴河处东京内城的州桥则最为著名。

州桥又名天汉桥,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可通西河平船,桥边为青石柱,有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是石壁,雕刻有海马、水兽、飞云等状,桥下密排石柱,为车驾御路。

州桥明月,是帝国八大风景观光旅游圣地之一。当年太祖南征北伐,凯旋而归,在此桥上接受万民敬仰,说不尽的意气风发;宛陵先生梅尧臣也在州桥上留下了“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坎艳歌留”的名句;那位从不被东京的繁华盛世打动的王安石在州桥上也难免一时陶醉,赋诗云:“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衰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而很多年后,南宋诗人范成大使金,途经故都汴京时,州桥已物是人非,范大诗人不禁黯然泪下,写下了“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千古伤心,那又是另一番滋味,另当别论。

州桥的正南直对帝国皇宫正门宣德楼,从宣德楼到州桥之间则是长约1000余米的御街,中间是皇家专用的御道,御道两边是供平民行走的人行道“御廊”(也允许摆摊点做买卖),人行道与御道之间有黑漆权子、朱漆权子、水沟隔离。

州桥以北到朱雀门,则是一条长约750米的饮食文化街,是当时东京最繁华的夜市。

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宋以前,实行的是井坊制,商业市场与市民的居住区是严格限制分开的,商业区称为井,居民区称之为坊。而到了北宋,这种井坊制却被打破。

当初赵匡胤在开封建立他的国都的时候,很有前瞻远见,都城的道路都建设得相当宽阔大气,但随着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宽阔的街道开始出现小商小贩,再后来,商贾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临街修建起了固定的铺面。

城市越来越繁华热闹,官方开始并不愿意把宽阔的国都大街变成马都无法畅行的闹市。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赵恒就组织帝国的干部职工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活动,强行拆除了东京很多侵街商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仁宗皇帝赵祯时,东京的街道又成了商业区,赵祯学老爹又搞了一次大拆迁。

而到了徽宗皇帝赵佶时,东京的临街商铺们又死灰复燃,赵佶公务私务都很忙,没心情再搞拆迁的事,说你们开就开吧,定期交税就行了,对赵佶来说,有了银子买石头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北宋的国都,便有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与北宋以前的城市有了天壤之别,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看成是现代化都市的雏形。

从州桥到朱雀门短短几百米的街道,就云集了几百家商铺酒楼,赵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花包子、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都是东京有名的商号,在这里鲁达只需要花上十五文钱,就可以饱尝王楼、梅家、鹿家、曹家等熟食店出售的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等美味。

当然,如果一开始就用熟食塞满肚子,鲁达很快就会后悔的,往北走是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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