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年间，王戎刘颂等人曾想革除时弊，通过实行《甲午制》等进行吏治改革，这些尝试最终不了了之。阻力并非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朝野内外尸位素餐的大大小小官员。元康年间是西晋王朝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绝大多数人都在坐吃等死，面对来时大难，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元康九年之前的贾皇后，头脑无疑是清醒的。她清楚地看到，处于腑肘之间的群臣，他们从来不为我用，随时都有可能投靠政敌。因此贾氏谨言慎行，仔细考究史料，除了所谓莫须有的“荒淫”，贾皇后没有犯下任何别的罪行；而贾家，也没有历代外戚专权时那种跋扈专横。若说贾模、贾谧专权，他俩的官职一直远在张华、裴之下；贾模至死爵位不过是乡侯，食邑千户，远少于孟观等人，贾谧因袭贾充的鲁公爵位，一直没有增封，《晋书》上说贾谧“奢侈逾度”，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不足以为罪证。
整体而言，元康九年之前的贾氏，还是能够严以律己，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至于为何到了元康九年，贾皇后就昏招迭出自取灭亡？这个原因很复杂，容后再表。
说完朝臣，再看宗室。若说洛阳群臣不过疥肤之癣，那么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司马宗室才是贾皇后的心腹大患。
此时武帝临终安排的四方藩镇几经变换，已经面目全非。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秦王司马柬已经过世，赵王司马伦也在洛阳担任一个闲职。元康九年初，除了淮南王司马允依旧镇守寿春，镇守长安的变为河间王司马颙，镇守邺城的变为成都王司马颖。这几个王爷后来个个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游离于贾皇后控制之外。
元康九年军事分布图
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杨骏时期是如此，贾皇后时期也是如此。之前依附贾氏，并且对宗室有点影响力的下邳王司马晃已经去世，活着的宗室成员中，赵王司马伦、东武公司马澹可以算为贾氏一党，但赵王司马伦为老不尊，历来没有威信，能力也很差；东武公司马澹是宗室疏族，口碑同样也很差。两人无法代表宗室。
当时朝中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宗室元老是梁王司马肜，官任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可是此老好声色犬马，对于权势并不过分热衷，并且还是惠帝的叔祖，因此没有巴结贾皇后的必要，后来赵王起兵杀贾皇后，他也是主谋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高密王司马泰（之前是陇西王，后来改封高密王）在朝中任尚书令，此人是惠帝的从叔，在宗室中威望也很高，可惜也不是贾皇后一党，元康九年病死了。
因此直到元康末，宗室依然是晋朝最强大的势力，贾皇后依然无力控制宗室。
好在宗室虽然强大，其一盘散沙的弱点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汝南王、楚王殒命之后，宗室诸王更加明哲保身，各大藩镇也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当年杨骏就是把宗室欺负得太狠，引起不满，结果丢掉了性命；汝南王倚老卖老，得罪了宗室的少壮派，结果死于乱刀之下。殷鉴不远，贾皇后是这两起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能步杨骏等人的后尘。因此她不敢向宗室夺权，作为回应，宗室也遵从贾皇后对中枢的领导。
元康年间的太平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这种平衡的脆弱，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歌舞来做比喻。这种歌舞俗称“晋世宁”，表演方式是拿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酒杯等易碎物，用手快速将盘子翻来覆去，边跳边唱，歌词如下：
“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
设想一下，酒杯在盘子上随时可能摔个粉碎，这样的“晋世”到底是“宁”还是不“宁”呢？
贾皇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宗室凝聚起来向她夺权。
诸藩镇之中，河间王司马颙是宗室疏族，辈分资历都不高，没有这个能力；需要提防的是两个小叔成都王司马颖与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资历尚浅，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值得重视的是淮南王司马允，此人镇守淮南近十年，声名卓著，元康九年时淮南王二十八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对于贾皇后而言，淮南王虽是危险人物，但是他毕竟远在寿春，没有诏命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个人比淮南王更危险，这个人的血缘比淮南王更加正统，这个人的身份比淮南王更具备号召力，而且这个人始终卧在京师。
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
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二十二岁，也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明白了这层利害关系，再回过头来审视贾皇后与太子之间，就不是表面上的刀俎鱼肉关系那么简单了，而是一个相互投鼠忌器的僵局。
如果只着眼于洛阳城内，太子无疑是案上鱼肉，贾皇后要对太子下手是很容易的，问题在于怎么善后？太子的血肯定能将宗室凝聚起来，他就像一根导火索，引爆的炸药足够让贾皇后粉身碎骨。
此刻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洛阳，说不定有人正在暗中盼着贾皇后对太子下手，太子一死，这些居心叵测的王爷们就趁机杀上前台，消灭贾皇后，瓜分贾氏的权力。
贾皇后当然不愿让这些野心家得逞。
不过，悬而不决对贾皇后也很不利。太子还年轻，而她与司马衷则在一天天老去，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危险来自两种可能：一、惠帝突然驾崩，太子必须登基，到时候贾皇后如果阻挠，太子就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号召天下讨伐她；二、太子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跳出贾皇后的控制，最后号召宗室，与贾皇后争权。
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这九年间，进退维谷的贾皇后心中有多煎熬可想而知。
在此煎熬之下，贾皇后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落下口实让太子，或者让别的政敌借题发挥，这种情况下她还有闲情逸致，明目张胆地到洛阳街头引诱俊俏少年郎？
对于上面所说两种潜在的危险，贾皇后也作了相应的防备，她没办法阻止惠帝可能会发生的暴毙，但是她有办法阻止太子发展自己的势力。
元康年间，贾皇后一直遏制着东宫的发展。
四、诡异的母子情
贾皇后对东宫的遏制是双管齐下的，首先把东宫的好人都调走。
仔细推敲元康年间的太子属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素质江河日下。
太子司马遹是在元康元年春正月加冠礼的，加完冠礼就表示成年，必须搬出西宫，入主东宫。太子是储君，太子的教养就是国君的教养，国君的教养关系到社稷安危。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要想儿子有出息，就得给他请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贤人做老师，并且不能让他乱交狐朋狗友。秦始皇派赵高教导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血的教训摆在哪里，不能不慎重啊。因此东宫太子属官的人选，必须仔细斟酌、精挑细选，
于是惠帝下诏说：“遹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这道诏书里的“群贤”“正人”，含金量相当高。当时随太子赴东宫的太子属官，精英荟萃，个个都是享有盛誉的人物。
当时太子太师是何劭，太子太傅是王戎，太子太保是杨济，太子少师是裴楷，太子少傅是张华，太子少保是和峤，文人孟珩为太子友（官名），杨准、冯荪为太子文学。
仅以上这些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但是这还不够，惠帝担心太子误交损友，命令太保卫瓘之子卫庭、司空陇西王司马泰之子司马略、太子太傅杨济之子杨毖、太子少师裴楷之子裴宪、太子少傅张华之子张祎、尚书令华廙之子华恒，轮流到东宫陪太子读书。
在此安排下，曾经在武帝朝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何氏、杨氏、卫氏、裴氏、和氏、王氏还有张华，都去了东宫。
这套华丽组合是杨骏替太子配备的，里面虽然包含杨骏排挤老臣的私心，却也体现了杨骏对于太子的重视。他煞费苦心地把当时最显赫的高门士族当家人与后起新秀都集中到东宫，与太子培养感情，这样等太子登基之后，就能轻易得到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巩固帝位。
杨骏确实是太子真正的靠山，可惜太不结实了。杨氏倒台之后，张华、王戎、裴楷、何劭被调任朝中显职，和峤是贾氏仇人，还被留在东宫，元康三年病死。其余各高门士族子弟也先后被调离东宫。
在贾皇后的努力之下，太子的属官开始良莠不齐，那些名满天下的高门子弟不再有机会辅佐嗣君。渐渐地，东宫成了真正的官场垃圾堆，有处理不了的人事问题，就往东宫塞，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赵王司马伦，他在元康年间出镇关中，激起民变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回到洛阳，就被安排到东宫做了太子太傅。
到了最后，东宫的官员任命越发莫名其妙。有一次，贾皇后任命陈准之子陈匡、韩蔚之子韩嵩入职东宫。陈匡、韩蔚当时还是年幼的顽童，裴看不下去了，他上书进谏说：“东宫是培养储君的地方，东宫官员一定要选择有道德的英才俊杰，陈匡、韩嵩年幼无知，不懂君子立世为人的道理与气节。太子天姿优异早慧老成，如今派两个懵懂童子去伴随左右，这可无益于太子的成长。”
虽然裴是贾皇后依重的大臣，但是在处理太子的问题上，贾皇后显然与他意见相左。
东宫官员泥沙俱下，而贾皇后的手段不止于此，她还有意派许多奸佞之人，去诱导太子学坏。
《晋书·愍怀太子传》里说：贾后素忌太子有令誉，因此密敕黄门阉宦媚谀于太子曰：“殿下诚可及壮时极意所欲，何为恒自拘束？”每见喜怒之际，辄叹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岂得畏服！”
据说他们的诱导下，太子原本聪慧过人，“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变成了本章第一节那样令杜锡痛心疾首的人。
教育工作颇具成效，但贾皇后对太子还是不放心，经常派贾谧去东宫监视太子。贾谧是个轻浮子弟，与太子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元康九年太子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容后再表。
太子越来越不成器，难免会有人劝谏。贾皇后这时又使阴招，谁对太子推诚置腹，就将其调离东宫，并且贬官以示惩戒。杜锡被贬为卫将军长史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与杜锡同病相怜的还有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原本在洛阳担任越骑校尉，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掌管部分禁军。后来有一次成都王到东宫去，正撞上贾谧与太子下棋，贾谧的态度相当不恭敬。成都王与太子同岁，从小一起在西宫玩到大的，感情应该不差。看到这情况，成都王怒了，他厉声呵斥贾谧：“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
此事过后没几天，成都王就任命为平北将军，被赶出洛阳，到邺城去了。
试想，在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下，如果太子真如武帝所夸奖的那样聪明，他应该怎么做？
是表现的像杜锡所希望的那样，做个修身勤奋的好嗣君；还是如贾皇后所愿，成为一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
因为贾皇后的作梗，太子的真实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他是果真所谓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是在学习勾践在吴国、孙膑在魏国，通过韬光养晦、甚至作贱自己麻痹对方，以求自保？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答，当年吴王夫差正在思量勾践这人是不是真心臣服时，勾践立马舔了夫差的粪便，你说他忠不忠？庞涓也曾压抑不住好奇心，派了一个故识去探孙膑的底，老兄，你是真疯还是假疯啊？孙膑充耳不闻，塞了把猪屎到嘴里，像蚕豆一样大嚼，你说他疯没疯？
勾践、孙膑后来都逃出牢笼，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我是忍辱负重，我在装疯卖傻。
可是太子没那么好运，他至死都没有得到机会自由地施展。若说他是在演戏，那他一生都在戏中，没有等到谢幕的那一刻，所以卸了装的太子司马遹究竟长什么样，这只能是个谜。
从常识推断，一个在阴谋中浸泡长大，常年处在死亡阴影之下的人，心理难免会扭曲，历代皇室中人少有心理健康者，原因就在于此；另外，如果一个人不受任何约束，他就容易被欲望操纵，脱缰野马一般不可自制，最后自取灭亡。汉代刘姓诸侯王在自己封地里无法无天，有以杀人为乐的，有奸淫姑妈姊妹的，其荒淫残暴令人发指，所以汉代法律专门有一种罪行叫“禽兽行”，因为“禽兽行”而被处死的诸侯王为数不少。
很不幸，以上两种环境太子都经历过，此外太子还有一个心肠狠毒的后妈，老派些不三不四的人去勾引他学坏。按贾皇后的愿望，太子越穷凶极恶、越荒淫无耻，就越让她满意，最好太子再做出点“禽兽行”来，这样她就可以痛心疾首的宣告天下：太子不令，为了江山社稷，只好另立嗣君。甚至还可以握着太子的手含泪惺惺作态一番，岂不快哉？
贾皇后想得挺好，可惜太子不配合，太子最大恶行也没超过纨绔子弟的范畴，可见太子内心是有分寸的。
但因此断定太子全然不受生存环境的影响，玩物丧志啊、脾气暴躁啊、贪图逸乐啊，种种劣迹都是做出来给贾皇后看的，这也未必。毕竟太子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情绪，长年累月提心吊胆过日子，压抑久了，总要找人发泄。面对杜锡这种看不清形势，看似满口忠言，实则不仅无补于事，并且可能坏事的迂憨无用之人，太子未必会心存感激，那把钢针，未必是扎给贾皇后看的，可能是太子的真实心意。
贾皇后肯定也会琢磨太子到底还值不值顾忌？如果她得到东宫卧底的秘报，说太子现在连忠人佞人都分不清了，舍人杜锡劝他弃恶向善，太子竟然用钢针扎他。贾皇后肯定会很欣慰。
说来还是杜锡最可怜，无意间被贾皇后、太子两方面利用，结果流了血受了伤还要被贬官。
差不多在杜锡被贬官的同时，江统也进谏太子要向善。
江统也算是西晋历史名人，原因在于元康九年的时候，他写了著名的《徙戎论》，建议朝廷将散居中原的外族人迁徙出境，防微杜渐，阻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叛乱。这一建议并没有实行，不久就“五胡乱华”了，后人都说江统有先见之明，因此《徙戎论》与江统一起名垂千古。
其实徙戎的说法并非江统首创，早在武帝年间就有不止一人提起过，到了元康年间，关中地区已经发生鲜卑、羌族、氐族数次叛乱，并州的匈奴，幽州的鲜卑也很不安分，江统于是旧事重提，但是“徙戎”是否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有待于商榷。
解决民族问题不是江统的本职，江统当时的官名是太子洗马。所谓“洗马”并不是在东宫马厩里给马洗澡，而是在马前驰驱的意思。江统给太子的谏文被保留在《晋书·江统传》里，文章很长，《资治通鉴》里对此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在此就用《资治通鉴》的说法。
江统劝太子改正的有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虽有微苦，宜力疾朝侍”：
第二件事是“宜勤见保傅，咨谗善道”；
第三件事是“画室之功，可且减省，园刻镂杂作，一皆罢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