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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者，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长沙王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极力推崇的执政者是成都王。
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
尊奉成都王是长沙王的策略。河间、成都二王都虎视眈眈，长沙王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只有合纵连横，选择与成都王结盟。那时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更妙的是长沙王这种低姿态还可以狐假虎威，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
但是这个策略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百度弛废”，胜过齐王当政时期。
在如此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
蜀中叛乱是元康年间关中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追本溯源，罪魁祸首仍是赵王，此人祸国之尤，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要说蜀中，不得不先回顾一下元康以来的关中局势。
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奉高侯马隆病死在任上。马隆是个传奇人物，武帝朝秦、凉两州的鲜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乱迭起，十多年无法平息，马隆自动请缨，提三千士卒孤军深入，迅速平定叛乱。此后马隆镇守关中十余年，关中也因此平静了十余年。
但马隆一死，这个平静就无法持续了。当时镇守关中的是赵王司马伦，他与他的幕僚孙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纠纷时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于是关中叛乱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并州造反，攻打并州上党郡，失败之后逃往关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冯翊郡被包围，投降被诛。
两年之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冯翊郡及其毗邻的北地郡再次举起反旗，与他同时起兵的还有北地郡的马兰羌、卢水胡两个种群。他们攻陷北地郡，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屡次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随后，率兵从长安赶来镇压的雍州刺史解系也吃了大败仗。
王师的接连败北，助长了反叛者的气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于是雍、秦两州的羌人、氐人一时俱反，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则因利就势，建国号称皇帝。战火蔓延整个关中，成燎原的势态。
由于兵祸，元康六年秋季，关中发生了大范围的饥馑，同时还爆发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从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图包括了雍、秦两个州）再次爆发瘟疫。祸不单行，这一年关中夏、秋两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气陡变，突如其来的严霜又冻杀了大旱之下劫后余生的一点庄稼。
于是元康七年的饥馑来势更加凶猛，波及范围更广。当时长安以西赤地千里，到处都是饿殍，谷价涨到每斗万钱的天价，百姓买不起粮食，只好人相食。而朝廷赈济无方，当灾情上报洛阳的时候，惠帝竟好奇地问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
因此有大量关中百姓在家乡无法生存，沦为了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汉中郡，那里有富饶的汉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凉州。
汉中郡虽然富饶，但是地狭人稠，而关中流民有数十万之众，小小汉中郡立刻人满为患，如果难民长期滞留，汉中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灾区。
流民们都知道区区汉中养不活他们，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地广人稀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朝廷起初打算封锁剑门关，阻止流民入蜀，但是这一政策执行得并不坚决，在受命去汉中处理赈灾的侍御史李苾上书替流民求情之后，朝廷就对流民入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于是数十万关中流民涌入蜀中一住就是好几年。
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年底，朝廷（当时还是贾皇后主政，张华辅政）终于意识到仅凭关中地方军与赵王、梁王那些皇亲贵戚是不可能平定关中的，于是派出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中央禁军去关中戡乱。
次年（公元299年）春，孟观在雍州扶风国的中亭川与氐族叛军发生遭遇战，此役生擒齐万年，长达三年的叛乱就此平息。随后朝廷改派年轻的、并且素有贤名的河间王司马颙出镇关中。
关中虽然恢复了平静，但是关中流民心有余悸，同时贪恋蜀中的安逸，不愿意返乡，而当时中枢政坛动荡，贾皇后正步步紧逼要置皇太子司马遹于死地，洛阳人人自危，根本无暇顾及那遥远的、被大江群山阻隔的、蛮夷充斥的西南边陲。于是这数十万流民继续在蜀中乞食，与蜀中原住民摩擦不断，积怨越来越深。
又过了一年，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真正的多事之秋开始了。先是贾皇后杀愍怀太子，然后是赵王发动兵变，大肆清洗朝堂。这一清洗惹出大祸，贾皇后的姻亲、时任益州刺史的赵被调回洛阳任职，但赵怀疑这是请君入瓮的陷阱，因惧生变，竟举兵造反，他杀死了继任的益州刺史耿腾与西夷校尉陈总，打算学习刘备割据蜀中。
赵的叛变发生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年末，当时赵王正在洛阳忙着篡位，他匆匆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入蜀平叛，然后就无暇多顾了。
罗尚于是领着一支七千人的军队穿越剑门关，他抵达成都时已是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三月。当时赵已死，不过罗尚并无尺寸微功，杀死赵的是关中流民领袖李特、李流兄弟。
李氏兄弟原本是赵的爪牙，赵能够反叛成功，依仗的就是李氏兄弟手中的关中流民军。李氏兄弟有五人，老大李辅、老二李特、老三李庠、老四李流、老五李骧，其中以老三李庠出力最多，杀耿腾杀陈总都由他亲自操刀，替赵立下汗马功劳。没想到赵不足以成大事，还没过河就想着拆桥，他忌惮李庠功高难赏，将其诱杀。李庠一死，赵就与关中流民反目成仇，李特领着流民军攻入成都城，赵仓皇出逃，结果被家仆出卖，死于半路。
李特消灭赵之后向罗尚投诚。罗尚见流民军人多势众，留在蜀中必有后患，于是催促流民返乡，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约定让流民再在蜀中待半年，等秋季谷熟，有了资粮之后再启程。
当时中原鼎沸，赵王在永宁元年年初篡位，引发轰轰烈烈的勤王运动，杀个流血千里，死十万，伤者倍之。关中流民看家乡烽火未熄，都不愿意返乡。一转眼到了七月，罗尚频频催促流民启程，流民以秋汛方盛、秋粮未收为理由，请求延期到冬季。罗尚觉得这个请求很难令人接受，双方谈判未果，猜忌越来越深。此时广汉郡太守（注：广汉郡，隶属于梁州）辛冉等人眼红流民的财物，企图杀流民冒功，同时劫掠流民的财产，他与梓潼郡太守张演（注：梓潼郡，隶属梁州）在境内大设关卡，勒索过往流民。
广汉、梓潼两郡是蜀中的北方门户，著名的剑门关即在梓潼郡境内，这两郡一封锁，数十万关中流民就被困于蜀中，呈瓮中捉鳖的态势。流民们大为恐惶，纷纷投靠李特兄弟寻求庇护，李特在绵竹安营扎寨，防备官军偷袭，大战一触即发。
李特又派人向辛冉请求延期，辛冉不仅不答应，而且大发官威，他使人到处张贴悬赏告示，求购李特兄弟的首级。李特兄弟却偷偷将告示改成求购关中流民大小首领的首级，由此激起流民同仇敌忾之心，而流民对官军的敌意也更加浓厚了。
到了永宁元年十月，按捺不住的辛冉不经罗尚同意，擅自派兵偷袭李特绵竹大营，大败而归，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这一打旷日持久，从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十月打到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年初，罗尚节节败退，丢掉了梁州、益州大部分的土地。他向洛阳告急，不幸恰逢政客们正钩心斗角，做以邻为壑的勾当。执政者齐王与河间王不和，而蜀中毗邻关中，所以齐王视之为河间王的地盘，任其自生自灭；河间王则一心想要与齐王争雄，到洛阳做执政者，所以只派了偏师进蜀戡乱，结果大败而归。蜀中局势因此就更加不可控制了。
二、秦兵复东来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正月，李特偷偷渡过郫水，绕过罗尚沿郫水设立的一系列防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成都城外。
成都自古都是蜀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它是东汉初年公孙述伪朝的都城，也是三国时蜀汉的都城。它由太城与少城两个部分组成，相传太城与少城都是战国时期秦惠王攻占蜀国后由张仪建造的，张仪先建太城，一年之后，又在太城西部建立了少城。
当时罗尚在太城，蜀郡少守徐俭在少城。徐俭一看流民军从天而降，吓破了胆，献出少城向李特投降。成都内外的蜀人也纷纷向李特投诚，幸亏太城城防坚固，李特一时攻不下来。
成都岌岌可危了，而成都如果陷落，那蜀中败局就不可挽回了，可是罗尚回天乏术，他所能做的就是再一次向洛阳告急。
幸好当时的执政者长沙王不比齐王、河间王，他听到了罗尚的呼救声。
于是太安二年初惠帝下了两道诏令：一道是派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去支援罗尚；另一道是派遣侍中刘沈去蜀中取代罗尚，统领益、梁两州军事。
长沙王并没有能力像当年平定关中叛乱一样，直接派出禁军良将去蜀中对付李特，所以他借助的是荆州都督新野王司马歆的力量。
如果新野王有割据自雄的野心，他肯定不愿意派荆州的军队跑到蜀中去打仗，损兵折将不说，打赢了也无利可得，他肯定会阻挠这道诏令的实施，比如用偏师替代主力，或者干脆不出兵虚报人数，关中的河间王就是这么干的。幸好新野王是个怯懦平庸之辈，因此宗岱得以带出三万劲卒，在蜀中建立奇功。
只是祸福相倚，宗岱后来病死蜀中，等荆州也发生叛乱的时候，新野王就实力不济了，这是长沙王始料未及的，容后再禀。
诏令下达后，宗岱就率领着三万荆州水军从长江逆流而上，进入长江上游的支流西汉水（即今天的嘉陵江），溯流而上长驱直入蜀中腹地。长江上游的水道充满激流险滩，原本奇险无比，但是因为战火尚未蔓延到此，反而成为进出蜀中最便捷安全的通道。
宗岱水师未至，但是官兵大军压境的消息已经传遍成都内外，已对叛军构成山雨欲来之势，在此强大压力之下叛军内部发生分裂，许多已经投降李特的蜀人又重新倒向了官军，罗尚趁机发起进攻，斩杀李特及其长兄李辅，几乎将叛军逼上绝路。
几乎与宗岱出师同时，侍中刘沈也启程赶赴蜀中，他走的路线与宗岱不同，宗岱走的是南方水路，刘沈走的是北方的陆路，借道关中，由关中入汉中，经剑门关到达蜀中。
但是刘沈最终没有到达蜀中，他在长安被河间王扣下了。
关中（雍州）、陇上（秦州）、汉中（梁州）、蜀中（益州）从战国秦惠王时期开始就联为一体，唇齿相依，而且关中动乱是蜀中动乱的源头，蜀中动乱又会反过来影响关中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局势。河间王坐镇关中，都督雍、秦两州军事，按理说，他应该是最关心蜀中局势的人才对。
可是事实上河间王却显得十分冷漠，他仅仅派过一支偏师去蜀中聊尽人事，偏师的统帅是督护卫博，此人并非河间王的心腹，手下也并非强兵劲卒，理所当然的大败而归。若说当时他正铆足了劲要与齐王争权，所以将关中精锐（由张方统帅的那支军队）留中不发，那么如今齐王已死，他为何不派出悍将张方去平定蜀中呢？要知道当时的李氏流民军根本不成气候，他们最后能够割据建国，建立“成汉”政权，完全是河间王等人姑息养奸的结果。
既然河间王对蜀中乱局漠不关心，长沙王就派出刘沈去主持平叛大局，河间王却对此反应激烈，他扣下刘沈，自己不救火，还不许别人救火，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无他，依然只是政客们的钩心斗角而已。
自从河间王听从李含，发兵攻向洛阳，河间王与皇甫商就成为仇人，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时任秦州刺史。他无疑是与自家兄弟站在同一阵营的，所以当时关中局势很严峻，雍、秦两州之间很有可能也要爆发战争。
而刘沈这人无法令河间王放心。刘沈死后进了《晋书·忠义传》，是晋朝廷的忠臣，此人出生于幽州蓟城的世家大族，敦守儒道素有才名，刘沈年轻时先在州郡任职，后来被卫瓘发现并器重，征辟为掾属，此后逐步升迁。齐王执政时期，刘沈出任齐王左长史，虽然他并非齐王的心腹，但是这一段崭新的履历足以让河间王心生忌惮。刘沈或许不会刻意与河间王为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河间王无法驾御此人。
刘沈一向以忠义著称，对朝廷唯命是从，而在洛阳执政的长沙王又被河间王视为潜在敌手。秦、梁、益三州毗邻，如果刘沈取得了梁、益两州军事指挥权，再与皇甫重联合，河间王在关中的统治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能放刘沈到蜀中去。至于蜀中战火越来越炽热，罗尚的处境日益危险，河间王就不管了。
河间王将刘沈扣在长安做军师，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刘沈去蜀中。刘沈是由惠帝任命的，持有惠帝的节杖，而席薳却是河间王矫诏任命的，两者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罗尚当然不可能听从席薳的调度，因此惠帝的这道诏令算是作废，长沙王的苦心也付诸东流。
此事还有一个余音，就是河间王把刘沈留在长安极力地笼络，甚至表请刘沈为雍州刺史，长沙王顺水推舟，准了河间王的请求。河间王有恩于刘沈，以为他会知恩图报，没想到却是替自己挖了个深坑，几个月后河间王就差点死于刘沈之手，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虽然惠帝的两道诏书只被执行了一道，但是中央微弱的努力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太安二年三月，罗尚再次大破流民军，杀死李特的长子李荡，流民军继任领袖、李特的四弟李流甚至绝望地要向宗岱投降。若非后来宗岱在前线染病暴毙，蜀中稳定指日可待。
此事可以有力证明，晋朝表面上亡于外患，实质是亡于内乱，与其一味谴责“五胡乱华”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谴责司马家儿自坏长城。“五胡”在起始阶段都只是乌合之众，只要中央调度、地方协同，剿灭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势，并非那时汉人力不如人，而是汉人忙于内斗，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最终被各个击破。
而在长沙王执政时期，晋室山河虽然日渐支离破碎，但是希望还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间王在这时能够收敛贪欲，派兵入蜀助剿，则光复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