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是如此明显，连这个匈奴人都看出猫腻来了。
诸人讲的都有道理，但在这种场合是讲权谋不讲道理的。卢志提醒成都王斩草要除根，他冷冷地说：“当初赵王杀中护军赵浚，却赦免其子赵骧。赵骧于是投奔殿下反击赵王，这可是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
蔡克一听这话，心知陆云很难幸免了，他在成都王座前不停叩头，直至头破血流，他说：“孟玖一向忌恨陆云，此事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陆云的罪行未经查实，如果贸然处死，必定会引来无穷非议，有损殿下的美誉。请殿下三思。”身后同僚数十人也刷刷下跪，流泪固请。
但是眼泪救不了陆云的性命，一旁孟玖看到成都王有了松动，急忙劝成都王入内休息，撂下群僚直挺挺跪在空堂之上。
到内堂后，孟玖拿来一份供词，上面是孙拯的口供，内容是承认陆机与长沙王暗中勾结。成都王原本正在犹豫，看到供词之后坚定了杀心，当即下令将陆云、陆耽等人斩立决。成都王还夸孟玖做得好，他说：“非卿之忠，不能穷此奸。”
成都王不知道，这份供词是伪造的。孙拯下狱后，孟玖示意孙拯做伪证诬陷陆机，遭到拒绝之后对孙拯严刑拷打，但直至两脚的肉都被打飞，露出白森森的踝骨，孙拯依然不肯就范。孟玖只好伪造一份供词去糊弄成都王。孙拯有两个门生叫费慈、宰意，四处奔走，替孙拯与陆机喊冤，也被孟玖偷偷处死。
陆云死时四十二岁，可怜他十几天前刚写完一篇《南征赋》，歌颂成都王“崇文德於缉熙，济武功而保定”，不料南征未遂，自己却受累身首异处。
门生故吏将陆云葬在清河国，修墓立碑，四时祠祭。
陆机兄弟的悲剧是整个江南士族悲剧的缩影，他们的失败并非仅是个人奋斗的失败，还标志着整个江南士族的失败。
伤心至极的孙惠写信给朋友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
不久，孙惠不堪侵辱，杀了成都王的牙门将梁俊，遁逃回江南；洛阳的顾荣、华潭等吴人也心灰意冷，纷纷返回江南。
成都王在江南民心大失，日后东海王传檄讨伐成都王，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枉杀陆机陆云。
成都王无疑也意识到这个不利情况，试图挽回人心。琅琊王氏的王澄当时担任成都王的从事中郎，他请杀孟玖以谢天下，成都王于是诛孟玖，消息传出人心大快，只是成都王的受损的声誉已经无法挽回。
千百年来，二陆的命运一直被后世嗟叹不已。
《晋书·陆机陆云传》中的“赞论”，也就是“人物盖棺定论”这一部分，是唐太宗亲自操刀写成的。唐太宗赞叹二陆的才华，认为他俩既是“百代文宗”，又是“廊庙蕴才，瑚琏标器”，但同时又认为二陆没有避祸保身的智慧。
唐太宗的这一评判很有代表性，李白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行路难》有这么两句：“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李白将陆机与李斯并列，也对陆机不能趁早避祸远害，汲汲于功名富贵，最终惨死他乡的命运表示遗憾。
其实李白只是旁观者清，因此才显得睿智从容。写完此诗的十二年后，李白就重蹈陆机覆辙，踌躇满志地加入了永王幕府，结果永王旋及垮台，李白因为“附逆罪”被捕，差点被杀，最后被流放。永王的声誉、权势都远不如成都王，永王对李白的重视也远不如成都王对陆机，从这一点来看，李白还不如陆机聪明呢。可见说人易说己难，今人一向苛求古人，却不知自己的行径也会被后人笑。
吴郡陆氏的复兴最终由陆机的族弟陆晔与陆玩来实现。
陆晔陆玩是与陆机陆云截然相反的人，他俩淡泊功名，孙吴亡国之后一直隐居江南，在西晋时期默默无闻。陆晔在东晋被封为江陵郡公，授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成为晋明帝的顾命大臣，以七十四岁高龄寿终正寝；陆玩的官职比陆晔更加显赫，他被封为兴平伯爵，历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又继王导、郗鉴之后，成为东晋的第三任司空。陆玩六十四岁的时候寿终正寝，皇帝特许“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可谓享尽哀荣。
陆晔陆玩的才华、声誉都远在陆机陆云之下，他们的处世态度也相差甚远，但是平庸淡泊的陆晔陆玩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陆机陆云这两个天才梦寐以求而未得、为之殒命的荣华富贵。这种愿望与结局的严重错位，只能让人感叹造化弄人，推给玄而又玄的“命运”了。
九、草木萌芽杀长沙
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晋文公通过此役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奇怪的是，晋文公打了胜仗反而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直到几天后楚国传来消息：楚将子玉战败而归，被恼羞成怒的楚成王逼得自杀了，晋文公这才喜形于色，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
如果长沙王当时从史籍上读到这个典故，他将露出会心一笑。河桥之战的胜利并不能打消他对东线战事的忧虑，成都王是倾巢而来，后劲十分雄厚，如果全军上下被惨败激起同仇敌忾之心，长沙王万难抵挡二次进攻。
但是陆机的死讯使长沙王彻底放了心，斩杀主帅说明成都王的锐气已经严重受挫，而更可笑的是斩杀陆机的理由竟然是通敌。陆机有没有通敌长沙王当然最清楚了，长沙王马上猜到成都王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估计短时间内无法再发起有效进攻，东线可以暂保无虞。
以长沙王的心机，当然不会仅仅求个消极防御，苟延残喘。长沙王的一贯战略是联合成都王打击河间王，即使后来战略受挫，兄弟间兵戎相见，长沙王仍然没有对成都王口出恶声，在征讨檄文中，长沙王也将全部罪恶推诿于河间王。
厚此薄彼是有用意的，长沙王料想此时成都王元气大伤进退维谷，正是媾和的绝好时机。他派中书令王衍、光禄勋石陋作和事佬，与成都王相约分陕而治。
长沙王智者千虑，但这回他却失算了，他低估了成都王的野心。如今的成都王已经不满足于做幕后操线的执政者，河间王许诺要拥立他成为皇帝，直接御宇天下。相比之下，长沙王给出的砝码太轻了，不值得成都王背弃与河间王的盟约，而长沙王又不可能像河间王一样拥立成都王为帝，在心理上长沙王不甘心、也无法接受弟弟成为皇帝，因此他成为了成都王的障碍，因此这幕兄弟阋墙的悲剧已经没有办法中止了。
果然，王衍等人一脸失望的回到洛阳，成都王拒绝了缔和。长沙王无计可施，他给成都王写了一封信，试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帝受天明命，统摄四海，勤身苦己，才成就帝业，从此天下太平万民以安，恩泽流于后世。后来孙秀作逆，犯上篡位，是十六弟（成都王排行十六）你招集义军，拨乱反正；齐王恃功骄傲肆行非法，没有忠臣之行，并且听信谗言，伤害至亲骨肉，陛下因此不满，令我将其正法。
“你我兄弟十多人同产皇室，被分封于外都，却未能阐扬王教，替陛下经国远略，已然心中有惭，不料你却还与太尉（指河间王）带兵百万，包围宫城。这太不像话了，洛阳群臣都感到很愤怒，陛下也授命我宣示国威，对你薄施惩戒。
“我并未将你当敌人，非要除之而后快。前日交战你丧失惨重，死者累积成山、填满深谷，并非陛下与我不顾骨肉亲情，下手毒辣，而是你的行为实在国法不容，因此你派来的将领陆机都不愿意为你所用，临阵倒戈所致。
“谋逆作乱不是儿戏，会令人身不由己，你明明只想向前跨一尺，结果却会不由自主的奔跑一丈。章度吾弟（司马颖字章度），趁你陷入还不深，班师回邺城去吧，不要再陷先帝的江山于兵火，不要再令我司马家先人蒙羞，不要再遗祸我司马家子孙。我顾念骨肉分裂之痛，所以写这封信给你，请三思。”
成都王的回信则老调重弹，要求长沙王杀皇甫商、让政归藩，以作为退兵的条件。这当然只是托词，说明成都王志在必得，他根本没有讲和的意图。
成都王回信如下：“我司马家在文帝、景帝时期，天命所归已经昭示，后来武皇帝受禅建国，功业比肩尧、舜，当时天下富庶安康，国力强盛。武皇帝广封藩王，期望各藩王做为朝廷屏障，拥护晋室百世不息。谁曾想，日后骨肉至亲纷纷为祸朝廷，先有外戚专权，杨氏、贾氏流毒天下，后有齐王、赵王夺权篡位。
“如今这些叛逆都已服诛，但是天下未安，我心忧王室，每念至此，心悸肝烂。羊玄之、皇甫商这两人都是赵王一党的余孽，不仅没被治罪，反而在洛阳兴风作浪，令人愤慨。所以征西大将军（指河间王）羽檄一出，四海云应。本以为六哥（长沙王排行第六）与我同心，擒拿皇甫商等使其认罪伏法。不料六哥竟然自为戎首，上矫君诏下离爱弟，妄动兵马任用豺狼。六哥行恶求福，南辕北辙，如何可能实现？
“前日我虽有河桥之败，但在温县打了个胜仗（注：此役不可考，估计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一彼一此，不胜不败。我麾下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这些精兵良将足以攻克洛阳，也足以与六哥协手整顿海内。六哥如能听从太尉（指河间王），斩杀皇甫商，缴械退让，我马上班师回邺。
“来信已收到，览信感慨不已。士度吾兄（长沙王字士度），请正视你的处境，深思进退。”
长沙王的信中提到了陆机的惨败，成都王则在回信中有意强调自己未落下风，只能算是平局。成都王只是嘴上逞强而已，直到长沙王死亡，他都没有能够再次发动进攻。
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西线。
张方自从损失了五千士卒，就打消了速战速决的念头，他撤出洛阳，驻扎在城西的十三里桥西。十三里桥在水之上，毗邻洛水、谷水，向北走数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谷涧，向西南走数里就是千金堨。此处是洛阳城西的粮仓，张方占据此处，就截获了长沙王一半军粮；更要命的是，洛阳地势西高东低，全城饮用水由谷水注入千金堨，再由千金堨流入城内，最后排放到洛水，张方掘开千金堨，断了洛城水源。
洛阳一下子陷入困顿，粮食告急，城内城外的水碓也全部干涸掉。水碓是古代用水利舂米的工具，水碓一干只能手动舂米，这需要大量人工，长沙王于是征发洛阳权贵家的奴婢舂米做军粮。长沙王又大量征兵，一品官员以下家庭、十三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应征，同时又有大量奴隶被赦免，招入军队，这些战斗力可疑的军队被称为“四部司马”。
在这种困境下，长沙王当然盼望速战速决。张方偏偏不来攻城，他知道此时长沙王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锐不可当，但是长沙王坐守孤城，力量消耗一分就少一分。张方的战略就是拖，耗你个灯枯油尽满城饿殍，到那时洛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张方既然不来，长沙王只好主动出城进攻，结果张方在十三里桥与洛阳之间一口气修筑了十几道壁垒。十一月辛巳，长沙王杀出城来，张方退守壁垒，长沙王攻坚不利，退回城内。
张方的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长沙王日渐被逼到悬崖边缘，成都王估计也是知道长沙王的真实处境，所以才有恃无恐，坚决不讲和的。
此时洛阳城内的士气依然很高涨，《晋书》上说“战久粮乏，城中大饥，虽曰疲弊，将士同心，皆愿效死”，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已是强弩之末。那个日后中流击楫名留千古的民族英雄祖逖，当时在长沙王幕府担任骠骑主簿，他对长沙王说：“雍州刺史刘沈忠义果毅，治下雍州的兵力足以克制河间王，不如下一道诏书给刘沈令他发兵。河间王必定召还张方，这是围魏救赵的良策。”
长沙王觉得这是条好计，在给刘沈下诏书的同时，长沙王还秘密派出皇甫商，携带另一份诏书去秦州找皇甫重。诏书的内容是让皇甫重、游楷等人罢手言和，然后联合出兵，与刘沈东西相应夹攻河间王。
皇甫商秘遁出城，向西日夜兼程。可惜天要亡长沙王，皇甫商混进关内，潜行穿越长安，刚想松口气，就遇上了他的外甥（注：即同族姊妹的儿子）。皇甫商平素为人肯定不好，据说这个外甥一向就很憎恶他，于是这个外甥向河间王告发，皇甫商被擒获，河间王将他拖到长安菜市斩首，算是替李含报仇。
皇甫商的离城、被擒、被杀，已是太安二年的年底。
一转眼又是新年到，洛阳的新年又一次笼罩在恐怖与鲜血之中。太安三年正月初八，丙午日，尚书令乐广在忧愤交加中病死，乐广的女儿嫁给了成都王，长沙王因此怀疑他里通外敌。乐广说：“岂以五男易一女？”意思是说我的全家老小，包括五个儿子都在洛阳城内，通敌是夷三族的罪名，我岂会因为一个女儿而赔上五个儿子的性命？
不过这个说辞并没有打消长沙王的疑虑，乐广惊虑之中竟然生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按杜延业《晋春秋》的说法，乐广是自杀的）。但凡内战，都会有这种骨肉分离的悲剧。
这时洛阳城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城里的粮食消耗殆尽，米价飞涨至一石万钱的天价，普通百姓吃不上饭，街道出现饿殍。
饥饿也许是世上最厉害的武器，它就像一只无形的硕大毒虫附在人体上贪婪吸食精气，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戕害，更是精神上的侵蚀摧残，任你是视断头如断发的英雄好汉，还是视贞节如性命的烈妇贞女，都很难熬住那如附骨之蛆一样切切碎碎的痛苦。
洛阳城内外绝隔，既已断粮，又无破敌出城的希望，还没有友军支援，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是绝境。长沙王犹在做困兽之斗，但是自己是否值得跟着陪葬呢？
一些禁军将领意志崩溃了，他们决定背弃长沙王，就像他们以前背弃历届执政者一样。这些怀异心的将领主要是殿中禁军及三部司马，他们与左卫将军朱默密谋发动一场小规模政变，废黜长沙王与张方媾和。
但是媾和也是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的，朱默等人地位低下，无法与河间王平等对话。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媾和无异于开门揖盗，张方可以肆无忌惮地赶尽杀绝，完全占领洛阳。所以仅凭禁军将领不足以成事，还缺少一位地位卓著的领袖，于是他们找到了东海王司马越。
东海王官任司空，兼领中书监，当时洛阳城内除了惠帝与长沙王，就属他权势最重。恰好他也担心张方破城之时玉石俱焚，自己受到连累，当即与朱默等人一拍即合。
当时长沙王还在焦急等待关中方面的消息，根本没有料到会遭遇手下的背叛，他永远等不到刘沈起兵的好消息了。太安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癸亥日），殿中禁军劫持长沙王，软禁在宫中；东海王随即逼迫惠帝下诏免除长沙王的一切职务，囚禁于金墉城。长沙王在囚所徒劳地上书：“陛下笃睦于亲，委任臣处理朝政。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鉴。诸王听信谬言，率众责难于臣，各朝臣出于私心，将臣收捕关押。臣不惜一死，只是担心大晋衰微，陛下至亲死亡殆尽，陛下将会陷入孤危。如果臣的死可以使国家从此安宁，使司马家从此不再有纷争，那么臣将欣然就死，但是事实显而易见，臣的死只能令乱臣贼子感到快意，对陛下毫无益处。”
废黜长沙王只是部分禁军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