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东嬴公之围。但是没过多久，拓跋猗戦就病死了，随后鲜卑内乱不止，东嬴公无法再求得援军，在并州每况日下。
东嬴公勉力支持了两年。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也就是“八王之乱”落下帷幕的这个月，弹尽粮绝的东嬴公（当时已增封为东燕王）弃州而逃，从狭窄的井陉越过太行山向东逃窜，跟随他一起逃亡的有并州官民二万余户。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形成了一股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在西晋末年的北方抗击匈奴、羯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顽强。这股军事力量的名字十分悲壮凄惨，叫“乞活”。
接替东嬴公担任并州刺史的是刘琨，刘琨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初到晋阳赴任，他如此描述沿途所见并州之惨状：“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好容易到达晋阳，刘琨发现那里已是一遍废墟，“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三、劫乘舆
不提匈奴荼毒并州，且说洛阳。
成都王的政治生命自从逃离邺城之日起就已宣告结束，所以洛阳虽然有皇帝，有皇太弟，有诸多王侯，有三公九卿，发号施令的却是张方。张方的军队早已是臭名昭著，此番二进洛阳丝毫不改恶习，反而变本加厉。关中军城内城外四处扰民，搞得洛阳鸡飞狗跳，一片乌烟瘴气。
随着齐王、成都王等最强藩镇的没落，原本力量较弱的豫州都督范阳王、徐州都督东平王等人有了话语权，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范阳王看到张方在洛阳胡作非为，实在不像话，于是就与东平王司马楙、河南尹周馥联名上书，要求张方撤兵回关内。
说是上书给惠帝，实际是写给张方与河间王看的。范阳王棒打落水狗，将一切罪过都推诿成都王，说成都王“受重之后，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诐宜远，而谗说殄行”。言下之意就是说成都王能力不强、亲近小人、猜忌骨肉、听信谗说，导致天下大乱。
骂完成都王，范阳王又将河间王与张方夸了一通，说河间王“惇德允元，著于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说张方“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这一贬一褒之间，就将昔日成都王、河间王之间的联盟给忽视掉了，河间王由罪臣一跃而成为功臣。
客套话说完，忠奸褒贬的基调确定之后，范阳王转入实质性话题。他说，张方虽然是忠良，但是这人性格有点瑕疵，“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意思就是说张方有点固执，不会变通，本意是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导致“纷纭”。所谓“纷纭”是范阳王有意轻描淡写，意思就是“导致洛阳乱糟糟”，张方的所作所为何止“乱糟糟”，他的部下劫掠宫女、挖掘皇陵、光天化日里抢劫杀人，按《泰始律》张方全家死十次都不止。
范阳王认为，张方就是因为罪恶深重，怕遭秋后算账，所以才不敢撤兵回关中。范阳王安慰张方你放心的走吧，你不过就是强奸了一些宫女，挖开几个坟墓，杀几个草民搞点钱花花而已，“原其本事，实无深责”，再说回到关中有河间王给你撑腰，谁能把你怎么样？你快走吧。
劝完了张方，范阳王又开始劝河间王，内容是老调重提分陕而治，潼关以西河间王说了算，潼关以东河间王就不要过问了。
那么潼关以东谁说了算呢？范阳王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他只是很笼络的说，朝政方面可以交给司空东海王、司徒王戎等人，至于军事方面……范阳王话锋一转，扯到王浚身上去了，他说“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远近所推。如今日之大举，实有定社稷之勋，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抚幽朔，长为北籓”。言下之意王浚这人出身好（太原王氏）、品德好、声望好，最今又立了大功（带领异族人将惠帝赶出邺城），这种忠良应该特别推崇，把幽朔地区交给他，让他长期做王朝的北方藩篱。
范阳王说着说着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当时他的地位与王浚相似，区别只在于一个是豫州都督另一个是幽州都督，朝廷既然可将幽州交给王浚，自然也可将豫州交给他范阳王，可将徐州交给东平王。
说完了王浚，范阳王下一句话图穷匕见，说：“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这个“臣等”自然就是指参与联名上书的范阳王、东平王，所谓“藩屏皇家”指的也是豫州、徐州。
由此可知范阳王是个笑面虎，他这份上书的真实意图是趁火打劫，趁成都王势力覆灭、长安与邺城的联盟实力大损的时候，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并且逼迫河间王承认这一事实，然后大家相安无事，共享太平。
这份上书递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
河间王原先的美梦是拥立成都王作皇帝，自己总揽朝政。如今可好，政权也没得到，地盘也没扩大，搞了半天依然是个“分陕而治”，关中地区原本就是他的势力范围，按范阳王的分割方式河间王其实是一无所得。
不过既然敢拔虎须，就不怕虎咬人，范阳王捏住了河间王的软肋，河间王近年黩武穷兵，如今已是强弩之末。
关中重镇在武帝末年是除了洛阳禁军之外的第一强藩，不过近十几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先有羌、氐叛乱引起的兵祸，然后是连年天灾，几年后刚恢复平静，马上派兵南下蜀中东入中原，不久后院又起火，秦州刺史皇甫重、雍州刺史刘沈先后起兵，连番折腾硬是把八百里秦川搞得地破人穷，关中军疲于奔命，损耗过半。
河间王如果不打算服软，依然有心要作执政，此时他就应该大举出关，直接控制洛阳与惠帝，然后号令天下。可如此一来，东海王、范阳王、高密王、东平王一干人等全都不会答应，仅这些人就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一个有鲜卑人做后盾的王浚，河间王那是有心无力啊，关中军倘若出关，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何况当时关中后患未除，秦州的皇甫重负隅顽抗，梁州的流民军声势正盛，河间王可不敢掉以轻心。
出兵是行不通的，但是依范阳王所言乖乖撤兵又实在心有不甘，河间王就来个装聋作哑，看你怎么办。
范阳王立刻用实际行动告诉河间王他想怎么办，范阳王将豫州军队从许昌移了出来，向北改镇荥阳。荥阳是著名的战略要地，秦末刘项在此处打过恶战，荥阳旁边就是著名的成皋关，过了成皋关，洛阳就暴露在前方了。范阳王的用意十分明显：河间王你撤不撤？不撤，我来帮你撤。
与此同时，王浚撤离邺城，将邺城交给了东海王的弟弟平昌公司马模；东海王的另一个弟弟，镇守宛城的高密王司马略也上书向河间王施压，高密王说他将要带兵移镇洛阳。
形势对河间王很不利，张方的两万孤军看似已经陷入包围，有被人吃掉的危险。
双方都不敢贸然动武，僵持到十一月，莽夫张方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河间王与张方是主仆关系，河间王是大脑，张方是爪牙，近年来随着河间王对张方越来越倚重，张方就日益显出骄横跋扈的苗头。张方在洛阳一待三个多月，该逛的都逛过了，该抢的也都抢过了，惠帝见了面反过来向他行礼，风头也出过了，文帝武帝诸位太后的陵墓他不敢碰，就把贾皇后早夭的女儿哀献皇女的坟给刨了一下，里面也没什么新鲜，一具小孩尸骸和若干陪葬财宝而已。眼看天气越来越凉，洛阳越待越没劲，手下弟兄们嚷着要回家过年，张方一挥手，走，启程回关中。
没有河间王的命令怎么可以擅自撤军？张方说，没关系，先撤着，回头知会一声就行。
如此自作主张，难道不怕河间王怪罪？当然不怕，此时河间王忌惮张方之心只怕要胜过张方对河间王的邀宠之心，而且张方觉得此举并无不妥，河间王派兵滞留洛阳，守的不是这座城而是惠帝，河间王只是生怕别人控制了惠帝然后对他不利，同时他又想控制惠帝对别人不利，如此而已。
张方心想，只要把惠帝带回关中去，河间王的目的岂不同样可以达到？况且，惠帝在长安可以比在洛阳安全得多。
被这个绝妙好计冲昏了头，张方轻率作出一个齐王、成都王甚至武帝都不敢想的重大决定，迁都。张方是个咄咄武夫，读书不多也不了解历史，否则他就该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董卓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做过，然后被人骂到至今。
张方尽管得意，也知道迁都的事情非同小可，公然提出肯定是举朝反对。他找来几个手下商议，武夫们的思维简单直接，那些大兵说，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找个机会骗皇帝出宫，然后夹起皇帝往关中跑，谁也追不上。
张方觉得这是个好计策，第二天他就进宫请惠帝去太庙看看祖宗。估计张方遇事不密，或者当时朝中有聪明人看穿了他的诡计，惠帝死活不愿意出宫。一来二去把张方惹火了，打算霸王强上弓。
十一月乙未，张方带着大队兵马气势汹汹地冲进皇宫，吓得那些公卿作鸟兽散，吓得惠帝逃出大殿，躲在皇家园林的竹林深处，抓着竹枝不肯出来。关中军士兵将惠帝拖拽出来，张方连马都没有下，挥着马鞭邀请惠帝到他的军营作客，张方说：“世道乱啦，洛阳附近的胡人、盗贼那么多，而宫中的护卫却那么少，请陛下搬到臣的军营去住，由臣来保护陛下的安全”
惠帝再愚笨，也知道这个邀请不怀好意，上次被挟持到邺城差点把命送掉，这次不知道又会有什么灾难了。惠帝吓得号啕大哭，眼巴巴盼着左右来救驾，当时大家都逃光了，只剩下中书监卢志，可卢志也无可奈何，只有劝惠帝委曲求全别吃眼前亏，卢志说：“请陛下听从右将军（指张方），臣没用，不能对陛下有所补益，但臣会竭尽全力保卫陛下，不离陛下左右。”
惠帝只有哭哭啼啼的搬进张方军营，随行的只有卢志与十二个黄门。三天后张方启程回关中，惠帝舍不得宫中的宫女宝物，令张方收拾收拾一同运到关中。惠帝果然是傻蛋，这道圣旨害死人了，张方的手下奉旨进宫抢劫，奸淫掳掠纷争府藏，将宫中帷幄、流苏割下来垫马鞍。《晋书·食货志》里说此时宫中还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被洗劫一空。
为了掩盖罪行，也为了断绝还都洛阳的念头，张方甚至打算烧毁皇宫太庙，幸亏有卢志劝他别学董卓，说：“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罢手。
张方带着惠帝西行，随行的有成都王、豫章王、卢志等人，大军走到弘农郡，河间王才得到消息，派出司马周弼来迎；河间王亲帅官属以及步骑三万，在霸上迎驾。河间王果然没有深责张方。
惠帝进入长安，以征西将军府为行宫，于是天下就有了两个都城，长安、洛阳被称为西台、东台。东台也称留台，仆射荀籓、司隶校尉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等人在留台主持大局，承制行事。
东西两台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斗法通过已被废黜的羊皇后来实现。
十一月辛丑，留台复立羊皇后，这已是她第三次被立为皇后了。又过了五天，十一月丙午，留台大赦，恢复之前的年号“永安”，
张方此举等同劫驾，但当时东海王蛰伏海隅，其余诸王实力也不强，一时竟无人谴责。不过河间王也心虚，另外也因为惠帝依然在手，意得志满，所以河间王乐得慷慨，摆出高姿态与关外范阳王、东海王等人讲和。
一讲和，成都王就倒霉了。因为河间王与关外诸王讲和的共识就是，成都王祸国殃民，一切罪过都是成都王犯下的，与河间王无关也与东海王无关，如今要惩奸扬善，继往开来。
于是十二月丁亥，惠帝下诏谴责成都王“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搞得天怒人怨，所以废黜皇嗣之位，“以王还第”，另立武帝的小儿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
在政权方面，惠帝命令东海王与河间王夹辅王室；安南将军范阳王、安北将军王浚、平北将军东赢公各守本镇；高密王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平昌公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军事，镇守邺城；镇南大将军刘弘都督荆州，镇守襄阳。
同时，惠帝委任河间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原是成都王的官衔，如今成都王既废，就被划给了河间王。惠帝又宣布天下大赦，改元为永兴，这已是公元304年的第四次改元了。论纷乱兵祸，“八王之乱”中以此年为最重。
总体来看，这几道诏书与两个月前范阳王奏章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河间王与东海王共同执政，各都督划分势力范围，差别只在于范阳王要求河间王撤出洛阳，交出惠帝的控制权，河间王却竟然将惠帝带到长安，依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河间王冒险得来的成果；
不过东海王等人也并非一无所获，高密王占领洛阳、平昌公占据邺城这些都是擅自兴兵的结果，此前河间王已经任命豫章王为镇北大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但面对这已成事实，河间王选择妥协，通过这道诏书承认平昌公占据邺城的合法性。
暂时来讲，关内关外都对这道诏书感到满意，永兴元年的年末因此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
唯一的小波折出在豫章王司马炽身上，豫章王此前从没敢生过做皇帝的妄想，突然听说自己被立为皇太弟，吓得不轻。有成都王的教训在先，豫章王知道这皇太弟不是好当的，而且侄子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于是犹豫着不敢接受这皇嗣之位。
这时有典书令修肃劝他不要犹豫，清河王还是个小孩不合众望，放眼天下已经找不到比大王你更适合的人来继承皇位了。修肃说：“河间、东海二王经营王室，志在使社稷恢复安宁，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借着皇嗣问题兴风作浪。储君人选非同小可，只有众望所归之人才能胜任，武帝的子嗣中以大王最有贤名，除了大王，谁还有资格做这储君？难道是清河王？国赖长君，清河王只是个孩子，无法担当重任，所以他此前即使被立为太子，最终还是被废黜。如今天下动荡，陛下流亡关中，胡人屡屡反叛，流民盗贼遍地都是，正是忠臣为国效力之时，请大王不要再推辞了。”
豫章王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觉得此言不虚，于是受诏作了皇太弟。豫章王称赞修肃：“卿，吾之宋昌也。”
宋昌是汉初汉文帝的属官，当初周勃等众大臣消灭吕氏，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也就是日后的汉文帝。刘恒起先也很犹豫，生怕这是个陷阱，经宋昌分析鼓励才下定决心到长安即位。
豫章王将修肃比做宋昌，那当然是自比汉文帝了，这两个皇帝前半生的遭遇倒也相似，都是在政治倾轧的血雨腥风中成长，通过韬光养晦幸免于难，但是这两个皇帝后半生的功绩则相差太远。汉文帝实现了汉室的复兴，开创了“文景盛世”；而豫章王即日后的晋怀帝，想扶晋室江山于既倒而不能。
四、关外羽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