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一切都成泡影。他和彭玉麟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万千，泪水横流。曾国藩多年来始终把不和京师大臣谈友谊放在首位，他对奕訢的感情纯粹出于公心。也正因此，所以才更加伤心。
这应该算是时局溃烂、政治昏暗吧，曾国藩在心里悲叹。幕僚们不知他们的曾公心情到底糟糕到什么境地，只能等待曾国藩给答案。
曾国藩给出的答案是：朝廷要我迅速出兵，万难迅速出征啊！
难以迅速出征的原因，幕僚们心知肚明。此时的湘军已不是从前的湘军，经过曾国藩一番大刀阔斧的裁撤后，他所指挥的湘军只有二万余人。这二万余人在大半年来也没有训练，都在做义务劳动。临时招募，太不现实。另外，捻军骑兵居多，曾国藩要想和他们抗衡，必须要有骑兵，马源则是个大问题。最后，曾国藩要防备捻军渡黄河北上，还要有一支黄河水师。由于黄河水浅，他从前的水师战舰毫无用武之地。
他把这些焦头烂额的问题说给慈禧听，并且重点指出，湘军的作战风格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若要和行动迅速、不计后路的捻军展开大规模战争，非有半年时间不可。
慈禧闻听大怒，僧格林沁的冤魂正向她哭诉死得好苦，这位老女人认为曾国藩在向她要条件，于是发出圣旨：曾国藩可节制河北、山东、河南三十省所有军队，此三处所有官员都受曾国藩调遣。
曾国藩对着这道圣旨长吁短叹，最后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找来军官们说，咱们去打捻子吧。
军官们也长吁短叹，数年征战，满身伤痕，才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又要上战场。立即有军官说：“大帅，咱们是军人，战场杀敌是本职。可打捻子，就要去北方，背井离乡不算，关键是北方的面食，咱们吃不惯啊。”
曾国藩觉得很可笑：“这也是问题？老子我在北京做官，天天吃白面，也没吃死啊。凡事都要适应。”
将领们其实就是不想去，信誓旦旦地说：“南方人吃白面，真能吃死人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结果这场很严肃的战前动员会议成了饮食交流会。曾国藩发现按这种思路开上个一年，也毫无结果，于是宣布散会。
散会不久，慈禧的圣旨又来了。圣旨说，捻军杀掉僧格林沁后，队伍极度膨胀，中央政府很担心他们会乘胜北渡黄河，威胁京师，曾国藩必须立即领军北上，江山社稷存亡在此一举，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慈禧还说，你离开金陵，两江总督暂由李鸿章代理，他是你的人，你大可放心。另外，我们知道你把军队裁撤很多，李鸿章的军队也可以用啊，这还用我们说吗？
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对将军们说：“咱们上路吧。”
将军们一阵乱哄哄：“大帅，走不了啦，昨天我们到部队去动员，结果大家都说死也不去北方，很多士兵说要提前退伍，现在就有几个营的士兵已跑得无影无踪。”
曾国藩心潮起伏，闭上眼，平复了要爆发的情绪，睁开眼时，已平静如水。他说：“愿意跟着咱们去建功立业的，热烈欢迎；不愿意去北方吃白面的，咱们不勉强。”
将军们说：“那咱们只有九千人啦。”
曾国藩在心里开始骂街：“让李鸿章给咱们一支淮军，还有僧格林沁的残兵，能凑多少是多少。”
李鸿章非常配合，立即派出一支以手下骁将刘铭传为总指挥的二万余人的淮军。曾国藩检阅这支军队时，发现士气高昂，问到饮食问题，这位未来的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扯开嗓子喊道：“我们不像湘军那样畏惧北方寒苦、也能习惯吃白面，您指哪里，我们就冲哪里。”
刘铭传话音才落，淮军阵营里就发出夸张的狂笑，搞得曾国藩和陪同巡视官们毫无面子。曾国藩回到衙门后，忧虑地说：“这支军队武器现代化，一定很能打，但我未必能指挥自如。”
派去视察僧格林沁残兵的人说：“我看这仗不好打，僧格林沁的残兵更不好指挥，搞来搞去，恐怕只有咱湘军了。”
曾国藩大叫一声：“哎，万难迅速出征啊。”
就在他情绪低落到谷底时，李鸿章派人来告诉他：“曾公不必焦虑，我已派了一支精锐乘船到天津保卫京师，您大可放宽心，做准备工作。”
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但心情还不是很明朗，或许此时就注定了剿捻失败的结局。一个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1865年6月下旬，曾国藩才乘船北上。此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安徽北部，并轻而易举地将安徽布政使英翰包围在雉河集。曾国藩很头痛，他原本的计划是先到徐州筹建骑兵。这时只好改变计划，先到临淮关，指挥军队解救雉河集之围。
捻军正在雉河集狂呼乱喊，听说曾国藩带着大军到来，立即主动撤围分为两支，一支进入河南，流动作战，一支进入湖北东部，进行修整。
曾国藩和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支兵团首脑们开会，他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在悠悠的船上想，在颠簸的马背上想，吃饭时想，连做梦都在思考。
他对将领们说，捻军虽没有太平军声势大，但它最不好对付。你说它是流寇，可它在安徽蒙城、亳州有根据地，你说它不是流寇，可它纵横千里，行踪无定。所以，我觉得对付它们，应该用军事进攻和政治清查相结合的办法，双管齐下。
所谓军事行动，就是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曾国藩的计划是：用水师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威胁京师；在捻军的活跃区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四地驻防重兵；另筹两支机动精锐，跟踪追击捻军，使捻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追踪、堵截，无法活动，无处立足，只要他们被追进四地任何一地，都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四地驻防重兵就是盖了个猪圈，两支机动精锐就是赶猪人，只要把猪赶进猪圈，猪就只能听他的摆布了。
所谓政治清查，就是在捻军活跃的各地割断他们和百姓的联系。曾国藩指出，对那些证据确凿“通匪”的百姓，不必审问，就地正法，对那些证据不充分、看上去鬼头鬼脑的也按这种方式处理。总之，就要让捻军成为离开水的鱼，千方百计地孤立他们。没有了百姓的接济，捻军就是一只纸老虎。
会议结束时，曾国藩对各位长官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分属不同的军队，但都是大清的军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剿灭捻军，建功立业。”
湘军将领们拼命鼓掌，淮军刘铭传微微颔首，曾国藩偷偷注意到有一人，向他投来轻蔑的哂笑。此人叫陈国瑞，原是浙江处州总兵，此次是按朝廷旨意，指挥僧格林沁残兵的。
曾国藩对他印象深刻，会议一结束，他就和幕僚们说：“这个陈国瑞非出乱子不可。”幕僚们问原因，曾国藩说：“此人獐头鼠目，面相不好，皮笑肉不笑，属于桀骜不驯的人，你们要密切注意他。”
有幕僚就佩服起曾国藩来，大帅好眼力。这小子的确不是好鸟。他原本跟着长毛贼混了，后来投降政府，由于心狠手辣，能征善战，被僧格林沁看中，一路保举，成了将才。他的确打过几次胜仗，但和咱们比就差太远了。不过他是井底之蛙，心高气傲，谁都不服。
曾国藩长叹一声：“当初就不该解散湘军。”
这是事后诸葛，如果当初不解散湘军，他曾国藩能不能位居高位，安枕无忧地活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他叹息过后，仍然担心陈国瑞，不幸的是，这一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
按曾国藩的计划，陈国瑞带领僧格林沁残兵驻扎济宁。突然听说捻军正向济宁移动，曾国藩担心陈国瑞无法守卫，于是派刘铭传去支援陈国瑞。刘铭传抵达陈国瑞的驻地后，并未见到捻军的影子，正要返回徐州，事情发生了。
刘铭传是淮军的精锐，士兵都配备洋枪，声势夺人。陈国瑞初见刘铭传部队时，就看着士兵肩膀的洋枪流下口水。换作别人，必要和刘铭传商量，购买几支，但陈国瑞向来喜欢以最简洁的方式解决事情。这个方式就是：抢。
他精挑细选了五百人，这五百人都是战场勇夫，拿着破铁片子就冲到了刘铭传部队驻扎地。哨兵最先发现这些人，报警。刘铭传当时不在营里，没有指挥官。所以陈国瑞的五百大刀帮势如破竹，连砍了刘铭传十几位士兵。
淮军怒了，齐声高叫：“再砍，我们就开枪了。”
陈国瑞的士兵不为所动，继续拿着刀片砍人，淮军还击。不到半个时辰，陈国瑞的五百人全军覆没，陈国瑞本人被活捉。
刘铭传回来闻听此事，大吃一惊，不是吃惊陈国瑞抢枪，而是陈国瑞居然让五百人拿着破刀片子来抢枪。他跑到关押陈国瑞的小屋里去看对方，陈国瑞正在咆哮，诅咒刘铭传。
刘铭传对看守说：“这人精力充沛，大概是吃多了，饿三天再说。”
三天后，陈国瑞被饿得头晕眼花，在监狱里痛哭流涕，渴求刘铭传的原谅。刘铭传大度地释放了他，还管了他一顿饭。那大概是陈国瑞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回到驻地，他就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杀他的士兵，扣押他这个朝廷命官，要曾国藩惩处刘铭传。
即使真是刘铭传的过错，曾国藩也不敢惩处，因为刘铭传是淮军的人，何况，还是陈国瑞的错。
他写信给陈国瑞说，你这大半生有功也有罪，功过相抵，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被刘铭传扣押，是你有错在先，怨不得刘铭传。我们有幸并肩作战，应以和为贵。你不可再生事端，我拥有节制数省军队之权，不要逼我用这个权力。
陈国瑞气得哇哇怪叫，和曾国藩耍无赖，说他偏袒刘铭传，只因为淮军脱胎于湘军。
曾国藩也大怒，严厉斥责陈国瑞无事生非，并向中央政府控诉陈国瑞的不守纪律、难成大器，尤其是在对付捻军之时，这种人只能坏事。
中央政府只好下旨痛斥陈国瑞，并威胁他如果再不听曾国藩的，就军法处置。陈国瑞一下傻了，真若前途尽毁，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想到这里，他马上换了张笑脸，对曾国藩俯首帖耳。
陈国瑞的屈服，使僧格林沁残兵规矩了很多。幕僚们宽慰曾国藩说：“这下可以松口气了。”曾国藩说：“哎，没那么容易。”
幕僚们面面相觑，曾国藩指了指外面，淮军正在练兵，吆五喝六，声势夺人。
曾国藩欲说而未说的正是来的这支淮军。淮军虽是曾国藩首倡，却是李鸿章一手所锻造出来的，淮军将领从不认为自己是湘军，当然就不会认曾国藩，他们只认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命令，他们往往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会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更改曾国藩的命令。如果不能如愿，就消极怠工，变相抵制，拖延不肯执行。
让曾国藩大为气恼的是，李鸿章竟然遥控淮军，淮军将领每次有所请托，李鸿章就会给曾国藩写信，请求更改命令。曾国藩只能“忍辱负重”。
无数历史史实证明，“忍辱负重”并不能带来效益。陈国瑞事件不久，发生了刘铭传和李昭庆事件。
曾国藩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四镇（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之中周口地当要冲，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但此地是四战之地，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驻守。他对部队进行一番观察后发现，刘铭传兵团最适合。因为刘铭传本人精明能干，优于其他将领，还因为他的兵团人数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
他把想法告诉刘铭传，刘铭传直摇头。刘将军觉得，他的部队应该作为机动部队，追踪击杀捻子，而不是守株待兔。
刘铭传说这话时，曾国藩紧盯着他的双眼，立刻就做出判断：刘铭传在撒谎。他之所以不去，就是因为此地最易遭受攻击，是个危险之地。
曾国藩好言相劝了半天，刘铭传不为所动。曾国藩急了，说：“那我只能下命令了。”
刘铭传站起来，一拱手：“您随意。”
曾国藩的命令还未下达，李鸿章的信就来了。李鸿章说：“刘铭传的部队是我淮军精锐中的精锐，若放在四面受敌的周口，恐会遭受巨大打击。请曾公给我个面子，派他人如何？你老湘军里不是有很多能征善战的人嘛！”
曾国藩气得抓耳挠腮，气过之后，他觉得不能和李鸿章来硬的，所以又出一招：让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筹建马队，马队建成后，李昭庆就是这支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去追踪击杀捻军。
李昭庆不同意，李鸿章也不同意，二人都觉得追击敌人尤其是捻军太危险，搞不好会和僧格林沁一个下场。曾国藩这次来了脾气，下达命令说：刘铭传和李昭庆必须按命令行事！
刘铭传马上生起病来，而且相当严重，已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李昭庆剑走偏锋，说突然对阳光过敏，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曾国藩气得浑身发痒，他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撑腰，刘、李二人绝不敢如此放肆。胡乱在身上抓了几把后，他的癣稍安了一会。摊开纸，酝酿了半天，开始给李鸿章写信。
他说：“现在淮军一部既归我管辖，那么阁下应该当甩手掌柜。凡有人向你请求，你应该置之不理。如果号令不从我这里出，我要这支军队有何用？当摆设吗？你总担心我对你的将军们严苛，其实我已老了，人一老，就有了慈悲之心。我常担心过于宽大，绝无严苛之理。我现在常存了为父为师之心肠，责骂他们，激励他们，无非是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做一个对江山社稷有用的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现在以你老师的名义和你约定一下，以后对你的淮军将领，除了撤职以外，其他任何事，你都不要过问。如果你认为我的命令有问题，可密函来告，我们再协商。”
这封信情绪颇为激动，但又不失分寸，李鸿章同意缩手回来，刘铭传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庆宣称他也需要透透气。二人都走出卧室，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表面上看，一切都好，其实艰难还在后头。
只有苦劳
曾国藩“四地驻防、机动部队追击”的军事方略其实就是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理论上，这种办法天衣无缝，但实践起来，就发现这是纸上谈兵。
四镇之间相距数百里，空隙极大，捻军往来穿行，流动自如，纵横驰骋于河淮之间的千里平原上，根本不必和四镇沾边。曾国藩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产生的效果和僧格林沁一样：苦劳无功。
曾国藩经过多日的反思，重新调整战略：仅留少数弱兵驻防徐州、济宁、周口、临淮，又加了个归德镇，剩余的士兵全部充当游击之师，分数路跟踪追击捻军。
他本以为这样能收到奇效，想不到仍是徒劳无功。这缘于他部队的质量，1865年初冬时，经过毫无质量的扩充，曾国藩剿匪部队已达七万人，但真能打的只有刘铭传兵团。捻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刘铭传在山坡出现，捻军马上就在山谷消失。
不过对于曾国藩的其他游击部队，捻军就毫不客气了。先带着对方绕圈子，绕得对方气喘吁吁，突然调头，以骑兵猛冲，步兵在后面砍杀。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刘铭传兵团四处找捻军，很怕找不到；而其他兵团四处躲着捻军，很怕霉运当头和捻军撞上。
于是，天下人都看到一个奇异的画面：捻军在各地龙腾虎跃，曾国藩的人马则萎靡不振，焦虑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