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把曾国藩再吹到风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绅士、民众和西方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互相谩骂、斗殴是轻的，严重的则会发生流血冲突，中国人会焚烧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开始的传教士来中国，纯是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发现来中国就会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于是鱼龙混杂。中国人首先对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们的恶意宣传，中国人就把传教士们当成了魔鬼。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无雨，中国人花费人力物力和金钱，祭祀龙王爷，却毫无成效。传教士们也过来凑热闹，用科学解释说，世上只有上帝，没有龙王爷，天是否下雨和神仙无关。
中国人愤愤不平，本来就不下雨，庄稼已宣告颗粒无收，洋鬼子还跑来说风凉话。于是，仇恨变成谣言。
有人说，天不下雨全是因为传教士，有谣言更进一步：教堂专门拐卖小孩，然后挖心用来做药。更有谣言登峰造极：洋人的眼睛发蓝，是魔鬼，要想保持他们的魔力，必须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亲眼所见，在教堂的地窖中，盘子里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当时风声已紧，有人提醒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传教士和民众的关系空前紧张。二人一笑，自从传教士来中国后，其和民众的关系就从未缓和过，慌什么！
1870年6月18日，酷热阵阵。天津桃花口的百姓捉到一个叫武兰珍的诱拐儿童的人，村民们先将其暴揍一顿，然后送到知县刘杰处。
审讯过程相当荒谬，刘杰事后称，武人贩子被送到时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其口供都是跪在他身边的桃花口百姓转达的。武人贩子说，他是教堂里派出来诱拐儿童的，还描述了教堂里有席棚栅栏，并说让他诱拐儿童的人是个两眼巨大的洋人。
刘杰觉得事态严重，就通知了知府张光藻，张光藻急忙通知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便派了人去教堂，和教堂方面对质。
结果对质那天，根本没发现武人贩子所说的席棚栅栏，他也不认识教堂里的传教士。崇厚认为，武人贩子在撒谎，张光藻也随便定了案，武人贩子是自主行为，和教堂无关。
直到那时，天津方面的官员也未认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当他们在教堂里对质时，教堂外面已围了许多中国人。案子一定，中国人情绪大为激动。教堂的人也激动，双方扭打在一起。
崇厚立即派巡捕弹压，教堂方面当然不是吃素的，立即通知了他们的领事馆。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人和枪，在教堂前一阵乱轰。轰完后还不解恨，又跑到崇厚的衙门大闹。
崇厚以德服人，劝他赶紧走，因为衙门口已围了许多人。丰大业气呼呼地走了，围在外面的中国人还算克制，放出一条路来，让他走。
本来这件事应该就此结束，但丰大业自己作死，回去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抽出枪来就射，刘杰侥幸，可他的家人却受了伤。这下惹恼了中国民众，大家发一声喊，把丰大业和他的随从围住，乱拳乱脚，活活打死。
民众打得兴起，打死丰大业一行后，又跑到各个教堂和其他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又是烧又是杀，骚乱终结时，已有20名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烧三处。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京津震动。
第二天，七个西方国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要清政府严惩凶手，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口方向集结，可谓剑拔弩张。只要一点星火，就能引起滔天大祸。
能处理好这件事的人，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只有曾国藩。这是紫禁城所有人的共识，于是，曾国藩接到了命令：立即去天津处理这件事，记住，它关乎国运！
但这道圣旨还有句话：如果你身体允许，就赶紧去。
教案发生的一个月前，曾国藩已右眼失明，左眼差强人意，而且眩晕症加重。据他描述，走路犹如行进在云里，躺在床上如同躺在海浪上。
如果他以继续患病为由，完全可以不去。幕僚们也说，您这身体和精神状况，恐怕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幕僚们说这些话时，曾国藩正在练字，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老实说，曾国藩的字属于中上。不过自从一只眼失明后，他的字就突然好了很多。有人猜测，由于只有一只眼，所以他写字时正如举枪瞄准，总能击中汉字的韵味。
幕僚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他漫不经心地把写满字的纸放到一旁，在新纸上写了字，很大的字，一个字。
他把纸张开，字的那面对准幕僚们。
“贞！”幕僚们异口同声地读了出来。
读，谁都会，可这个字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恐怕只有曾国藩知道。因为是他写的。
看到幕僚们大惑不解的神情，曾国藩苍老的面容竟然展现出许久未有的微笑。
他说，“朱熹把《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这个贞字配的自然是冬。我觉得，‘贞’字就是硬字诀。”
幕僚们来了兴趣，期待曾国藩的尽兴发挥。
“我认为，‘硬’就是倔强的意思，功业文章，都要从此二字贯注其中，柔靡不能成一事。认准了的事，非要有硬气，如农人所说的要如倔驴般，必要做出个模样来。”
“我们知道曾公的意思了。”幕僚们都是聪明人。
曾国藩接着发挥道：“何谓忠？尽自己的心力即是忠，这件事，我必须要去！哪怕死在天津，我也要去！”
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的事，不回避，不推诿。这才是大丈夫性情。但处理教案的难度，曾国藩纵然只有一只眼，也看得异常清楚：难，实在是太难！
对于难事，曾国藩向来有一种人生态度：以必死的决心去做！
窗外，阳光刺眼，刺得曾国藩那只失明的眼睛都出奇疼痛。站了许久，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说，“我已提前穿上了寿衣。”
庆幸的是，虽穿着寿衣，却还有机会写遗嘱。他提笔，情感真挚地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道遗嘱。
这不是一封简单的遗嘱，它是曾国藩晚年的理念和思想状况。读一个人的思想，最好是读他的临终遗言，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曾国藩在1870年并未临终，却是以临终的心态写成的：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部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夺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钞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符篇积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力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修、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窗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佐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置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著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待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教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稗益于诸弟。余兄弟妹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叔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候、沅甫两叔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遗嘱的最后，曾国藩还留下两首诗，名为《忮求诗》。忮是嫉妒之意，求是多欲、贪求之意。曾国藩告诉子孙后代，不可嫉妒不可贪求，同时要克勤克俭，顺人生之自然。显然，这已脱离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了道家顺其自然、不争不怒的境界。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青少年时代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后，年老之时都会有这种心境，也会主动进入这种心境。世事沧桑，南柯一梦。几十年苦苦追求并且已得到的东西，最终不过是一场幻梦。
这道遗嘱，曾国藩看了三遍，润色了三遍，然后偷偷地锁到箱子里，叮嘱留守保定的心腹道：“一月后，打开它，寄回我的家乡。”
为什么是一个月？
幕僚没有问，曾国藩也没有说。
清晨，浓雾扑面而来，曾国藩被人搀扶到车前，回头用一只眼看了看直隶总督衙门，没看清楚。
他吃力地登上车，车轮在石板路上嘎嘎地响起，曾国藩在车里如雕像，闭着一只眼，一动不动。
怎么做都是错
“这案子，难办！”
这是崇厚见到曾国藩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曾国藩的心里话。
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把自己的心意说给崇厚听。他说：“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一旦谈判不成，双方开战，作为有守土责任的地方长官，我是非死不可，而且肯定先死。”
崇厚用丝绸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只是点头。
“死是很容易的事，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一切责任都不必承担。从这点而言，我倒希望现在就死。”曾国藩悠悠地说，但语气却异常严肃。
崇厚的丝绸手帕已湿透。
“活着却是难事，只要你活着，你就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咱们身为朝廷命官，还要为江山社稷负责。出于责任心，我现在不能死，拼尽全部心力，也要把这件事解决，对得起自己、家庭和江山社稷。”
“大人……”崇厚有点感动，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
曾国藩没有给他贡献眼泪的机会，立即切入正题：“我来之前，已看了案件记录，大致知道了来龙去脉。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崇厚郑重地点头。
曾国藩的那只健康的眼睛开始发亮，这是他要解决事情时的一个特点。由于另外一只眼已不起作用，所以这只眼的光亮特别强。
他认为，第一，把凶手缉拿归案，在这起事件中受伤的外国人，尽我们最大力量赔偿；第二，重新审讯那个人贩子武兰珍。如果洋人真有挖心剜眼的行为，那咱们就占了理；如果没有，那惨了，咱们理屈。
曾国藩又说，即使咱们占了理，洋人毕竟死了20个，咱们也要赔偿。如果真能用金钱把干戈化为玉帛，那就是上天保佑了。
“就这么简单？”崇厚脱口而问。
曾国藩苦笑：“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真这么简单，我何必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来。”
他满嘴都是苦水，那只还算健康的眼开始隐隐作痛：“洋人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要坚定一件事，只要没有战争，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
两人短暂商议之后，审讯工作立即开始。武人贩子很快真心实意地招供，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教堂，他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人贩子，和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国藩感到很遗憾，对崇厚说，因为这么个撒谎精，惹出这么大的事，真不值！
“那就是咱们理亏了？”崇厚问。
曾国藩点头。
崇厚来了聪明劲：“不对，是丰大业先开的枪，打伤了县令刘杰的家人，群众才一怒之下动手的。”
“人家死了人啊。”曾国藩语气加重，“洋人啊，这种人死不得的。”
洋人的命超级值钱，几乎是当时的硬通货。
法国公使施施然地来了，笑颜如花。
从曾国藩仅有的一只眼看这位法国公使，他是位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位君子向曾国藩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赔修教堂。
“可以。”曾国藩略欢喜地回答。
第二，厚葬丰大业。
“好！”
第三，查办凶手。
“当然，”曾国藩说，“我们正在全力缉拿凶手，一个不会放过。”
法国公使很满意，觉得曾国藩是个最佳谈判对象。
第四，严惩地方官。
“这个嘛，”曾国藩思索了一下，“怎么个严惩法呢？”
法国公使微笑：“以命抵命，应将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处决。”
曾国藩浑身一颤。还未等他开口，法国公使已收起君子之态，换上了强盗做派：“如若不然，我们就将天津化为焦土。”
“无理！”曾国藩气得浑身发抖，法国公使离开，崇厚来安慰他时，他仍抖个不停。
“太无理，”曾国藩中气虽已不足，但发起怒来，仍让人惊悚，“地方官即使同情骚乱的民众，但并未直接参与。说他们镇压不力，无非是撤职，竟然要他们的命，于理于法都说不通。这群该死的洋人！”
崇厚此时倒冷静下来：“如果不这样做，洋人真的会开战。”
曾国藩瞪圆了那只眼，热血上涌，但猛地就血液回流，他又恢复到萎靡状态。
这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