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瞪圆了那只眼，热血上涌，但猛地就血液回流，他又恢复到萎靡状态。
这种状态下，曾国藩说出的话就像是撒娇：“刘杰和张光藻都是好官，尤其是张光藻，不说一心为民，却也是用良知在做官，他们的头颅如果不保，岂不是冷了天下士人的心？”
崇厚不开口，曾国藩叹气，崇厚也跟着叹。
两人就这样唉声叹气直到掌灯时分，也毫无可行性意见，崇厚离开时，要关门。
曾国藩向他摆了摆手：“开着吧，大清江山都没了门，我还要个门干甚！”
崇厚才走，曾国藩就发现门外有几人探头探脑。他叫了声，你们都进来吧。
几个幕僚毫无精气神地走了进来。
“诸位怎么看？”
鸦雀无声。
“谈谈吧。”曾国藩仰面朝天，半死不活。
仍是雅雀无声。
房间里静得竟能听到曾国藩粗重的呼吸。
“我说说吧。”他把脸摆正了，一只眼里散发出绿色的光，“顺从洋人的要求，我就会被吐沫星子淹死，而且我也认为刘杰和张光藻罪不应死。但若不同意洋人的要求，必会开战，我们根本就不是洋人的对手。你们忘了当年英法鬼子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把先皇赶跑到避暑山庄去的事了吗？”
有位幕僚终于鼓起勇气，先咳嗽一下，“大人的意思是……”
“我保持英名不难，只要跟洋人说，要开战就来吧。我死也不难，第一个冲进战场就是。但如果我保持了英名，丢了性命，能保住国家，为何不做？问题是，这不可能啊。所以……”
幕僚们明白了。
曾国藩是想把刘杰和张光藻的命送出去。
说送就送，曾国藩绝对知行合一。第二天，他就上奏朝廷，将刘杰和张光藻交刑部治罪。
这招很巧妙。他可以对洋人说，我无权将二人处死，处死二人的只能是我们帝国的刑部。当然，这不是曾国藩的念头。他的心思仍然用在“拖”字诀上。
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这招在中国，对付中国人其效如神。但洋人，不吃这一套。
法国公使又施施然来了，催促曾国藩，必须立刻把刘、张二人正法，他们还要检查砍下来的脑袋。
曾国藩正欲发挥拖字诀，法国公使变本加厉又提出个要求：陈国瑞的命，我们也要。
陈国瑞当时是直隶提督，中国民众围殴丰大业时，他站在桥头为自己的百姓助威。法国公使认为，拉拉队也要承担责任。
曾国藩大吃一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国瑞当时在为百姓助威，所以他绝不会把陈国瑞送交刑部。
法国公使气呼呼地走了，走时的架势很像回去驾驶军舰，来撞曾国藩。
曾国藩正愁苦不堪时，幕僚们跑进来说：“大事不好。北京已有舆论，说您懦弱无能，丢尽了大清朝的脸。”
曾国藩神色平静，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种议论。
他现在全部心思都在洋人身上，他特别担心法国公使真的回去开军舰，直杀来天津。
幸运的是，没有。
第二天，法国公使单枪匹马来了，重申他的条件。但老辣的曾国藩从公使的语气中听出，他并无开战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
曾国藩冥思苦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崇厚乐颠颠地跑来了，他带来个好消息，几乎是惊天动地、可起死回生的好消息。
这个消息是：法国在半月前已和普鲁士开战，打得很吃力，分身乏术。
崇厚高兴得像个孩子：“大人，咱们有救了，苍天有眼啊。”
曾国藩也有眼，虽只有一只，却看得比苍天还透彻。他表情木讷，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无动于衷。
崇厚大为不解：“大人，法国人根本无力发动战争，咱们可前进一步了。”
曾国藩凄苦地一笑：“法国人无力发动战争，其他国家呢？法国人现在无力发动战争，以后呢？”
崇厚悚然。
“天下任何事都不可过于乐观，先要存了悲观的念头，向乐观方面去做，才是真理。”曾国藩看着崇厚说，如同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者对他孙子说话一样。
那么，崇厚琢磨了半天，也不知该如何存了悲观的念头，乐观地去行动。
曾国藩教导他：“我们虽拿定主意避免战争，但也要准备开战。我已调了刘铭传兵团来直隶。这是悲观的念头。乐观方面，我们尽力挽救刘杰、张光藻和陈国瑞。”
怎么救？
曾国藩发出深沉的叹息：“捉拿更多的凶手，希望能转移洋人的注意力。”
崇厚明白了，这叫围魏救赵。
他马上去办，一口气就捉了八十余人，定了二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不满意。
崇厚又捉了百余人，定了三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略满意，曾国藩立即行动，判决十六人死刑，其他人虽保住了性命，却要在监狱里待上一生。
法国人也竟然很满意，曾国藩又立即行动，向中央政府请求释放刘杰、张光藻，取消对陈国瑞的指控。
法国人闻听此消息，又闹起来。曾国藩急忙出面向法国人解释，这种解释在法国人眼中纯属多余，法国人非要刘、张二人的人头不可。
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拿出杀手锏。他对法国人语重心长地说，我最讲“诚”，只有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心，才能真诚地对待人情事变。刘、张二人和此事的确无关，要他们的脑袋实在说不过去。况且，你们也只是想惩戒他们一下，何必要脑袋？在我们大清，要个脑袋很费周折。你们国家正在和别人打仗，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在我们这里要两个无名人的脑袋？
法国人跳起来：“啊哈，什么意思？”
曾国藩慌忙站起来，说：“他们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他们发配边疆，风吹日晒，也算是现世报了。”
法国人不同意，曾国藩说，“那我再上奏朝廷。”
这样你来我往了两个多月，法国人的确是无暇东顾，只好顺水推舟，默认了曾国藩的决定。刘杰和张光藻被发配边疆。
二人很冤，曾国藩良心上也过不去。他拿出了很多钱，给两人做安家费。拿钱买不来心安，所以曾国藩更加愁闷。
令他愁闷到要死的还有庙堂之上的非议。有官员认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太纵容洋人，丧失了人格和国格，简直就是卖国贼。这种论调甚嚣尘上，如果曾国藩在北京，非被他们用唾沫淹死不可。
有幕僚把这些议论小心翼翼地告诉曾国藩，曾国藩无动于衷。他躺在冰冷的床上，时不时就翻身起来呕吐一回。
天津官员们每次来看望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床边呕吐。也有人看到他那只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如烟花般璀璨。
众人都说，这是回光返照。
曾国藩写信给家人说：“我若再不离开官场，非死在官场不可。”
经过毫无必要的思考，他请辞，推荐了李鸿章为直隶总督。
慈禧思考许久，同意了。
她同意曾国藩辞去直隶总督，但曾国藩必须要回金陵，继续做他的两江总督。
因为接替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刺杀，慈禧说，看来两江总督这个宝座，谁都坐不稳，只能由曾国藩来做。
于是，曾国藩离开了天津、离开了保定，第三次担任两江总督。
一个“诚”字而已
离开保定前，李鸿章风尘仆仆地来见曾国藩。
看到曾国藩憔悴不堪的样子，李鸿章泪水险些夺眶而出。
曾老师已老，不仅是人老，心也老了。
不过一见李鸿章，曾国藩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话匣子也打开了。
“天津教案，你怎么看？”他问李鸿章。
李鸿章实话实说：“略有些过了。”
曾国藩笑了：“的确是，可你要知道，人强我弱，自己没有强盛起来前，一定要忍辱负重。一受刺激拔刀就上的是莽夫，非智者。”
李鸿章恭敬地：“这就是曾公所说的‘打脱牙和血吞’，然后徐图自强。”
“还不止！”
“哦？”
曾国藩沉思了一会，声音提了几度：“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虎视眈眈，稍有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你觉得该如何和洋人打交道呢？”
李鸿章谦虚起来，“我特意来向老师请教。”
曾国藩把他的谦虚打回原形：“不必废话，我了解你，肯定是有了主张，说说看。”
李鸿章脸红了下：“我也没有什么主张，只是有个主意，同他打痞子腔（油腔滑调，深意为对洋人的要求耍手段拖延）。”
曾国藩慢悠悠地梳理着胡须，似乎在思考。许久，才说道：“呵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说给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感觉不对，急忙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请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梳理起胡子来，胡子稀疏灰白，像要脱离主人的下巴而去。
他盯着李鸿章，盯了许久，才气定神闲地说道：“依我看，一个字就足够。”
李鸿章猜到了，但不说。
“诚！”曾国藩洋洋得意，“‘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说忠信可行野蛮之邦，这是不会错的。我心中既没有实在力量，不管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评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吃多大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纵是跌倒，也不会摔得太重，想来总比痞子腔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琢磨了半天，一拍大腿：“老师的话真如醍醐灌顶，我知道了。”
李鸿章是“真知”，在直隶总督任上，和洋人打了多年交道，李鸿章可谓胜任有余。多年以后，他谈到其外交方针来，总把曾国藩的教导放在心上：一、要自强；二、以诚相待。
曾国藩确信李鸿章是真知后，放心地走了。回金陵前，他照旧要去京城向慈禧“请训”。
审理刺马案
他很真诚，慈禧也很直接。
一见面，慈禧就问：“马新贻被刺这事很吊诡啊。”
马新贻原本只是个安徽某地的小知县，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他弃文从武，带领军队和太平军作战。他本无辉煌的战绩，但升迁却异常快，1864年时是浙江巡抚，1867年就成了闽浙总督，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就成了两江总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慈禧插进湘系集团的一枚钉子。
马新贻被刺于由校场阅兵回总督府的路上，刺客当场被捉，自称叫张文祥。这就是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马新贻被刺后，整个中国风言风语。有人说是太平军余孽干的，只是为了替死在马新贻手中的兄弟们报仇。还有一种说法让曾国藩大为不安：马新贻是被湘系集团谋杀的，因为曾国藩不想让两江总督这个肥缺落到非湘系人手里。
慈禧单刀直入，曾国藩明白，慈禧心有疑虑，但又不能明问，所以用这个问句试探曾国藩。
曾国藩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给了回复：“马新贻被刺这事的确很吊诡。”
慈禧锥子般的目光审视着曾国藩，没发现任何异样：“马新贻办事很好。”
“是，他办事平和、精细。”曾国藩淡淡地说。
“你要还他一个公道。”
曾国藩提高音量：“臣一到金陵，就一心一意审理此案。”
慈禧在帘子后微微点了点头，不再说话。曾国藩自然也不会开口。
许久，慈禧问：“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诚实地回答：“脚肿虽消，但两腿酸软，行动维艰。尿频、尿痛、尿不尽。这只好眼，也要坏掉了。”
慈禧轻轻“哦”了一声，双方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结束。
十天后，慈禧听说曾国藩竟然还在京城，而且丝毫没有要回金陵的意思。于是她再召见曾国藩，一面就问：“你什么时候去金陵？”
曾国藩回答：“三日后就启程。”
“为何还要等三日？”
曾国藩听出了慈禧的不耐烦，慌忙跪下。他想说的是，三日后乃良辰吉日。
但这话不能和慈禧说，慈禧也没让他说，略带训斥的口气道：“金陵的事要紧，你早些去！”
曾国藩立即回答：“马上就走，绝不敢耽搁。”
第二天，慈禧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正在收拾东西。”
第三天，慈禧又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在收拾东西。”
慈禧很不高兴，人告诉他：“曾国藩做事向来平稳缓慢。”
“放屁！”慈禧几乎要跳起来，“他在拖延。”
六天后，曾国藩终于上路了。上路前，他去见慈禧。
慈禧讥讽道：“终于要走了。”
曾国藩叩头，慈禧要他起身时，他起了半天，才勉强站起。
“你的病不算重。”慈禧笑道。
曾国藩不知慈禧什么意思。
慈禧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还能跪着。”
这句话暗藏玄机，曾国藩额头立即汗出，告别慈禧后，当天夜里，收拾行囊，鸡叫头遍，就出了北京城。
可是，出北京城后，他的步子就和蜗牛差不多了。从北京到金陵，他足足走了三十六天。
这三十六天里，是曾国藩有生以来活得最舒服的日子。路上有各地官员迎接照顾，他又有精力和时间回想一生的往事。可每次想到最幸福时光时，“马新贻”这三个字就会蹦进他脑海。
每次“马新贻”这三个字蹦入脑海时，他都要长叹一声。
“这案子不好办。”他对心腹说。
心腹不以为然：“比天津教案还难？”
曾国藩一愣，的确，没有任何一件案子比天津教案还难。但马新贻案的确很难。
“马新贻到底是被谁杀的？”他问。
“张文祥啊。”
曾国藩摇头：“你知道，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心腹也摇头：“您现在只能听这个，不然，这案子真就难办了。”
犹如一道刺眼的光芒，射进曾国藩的脑海。他那只坏掉的眼，几乎能看见东西了。
他沉思许久，终于点了点头。
抵达金陵后，代理总督、江宁将军魁玉把大印交给他，同时郑重其事交给他的就是张文祥案卷。
魁玉对曾国藩说：“此案关系复杂，又重大，我审讯了多时，仍得不到真正口供。”
曾国藩说，这个不急，容我从长计议。
他“从长计议”的“长”真的好长，两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对马新贻案做出任何批示，甚至连关于马新贻的一句话都未和他人谈过。
金陵官员们，甚至是他的幕僚们都大为惊异，想不明白曾国藩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一个清晨，阳光普照两江总督府，细若游丝的灰尘，洒进曾国藩的卧室。他吃力地从床上爬起，去书案上写了副不痛不痒的对联，然后派人送去了马新贻家。
这是他两个多月来，唯一做的和马新贻有关的一件事。
慈禧气得死去活来。她命令刑部尚书郑敦谨火速赶往金陵，帮曾国藩审理刺马案。
郑尚书到的前一天，曾国藩得到消息，急忙让人把张文祥案卷调来，粗略看了一番，记下了有关案犯的名字。
郑敦谨到的那天，曾国藩热烈欢迎，宴会一直持续到凌晨。
第二天，郑敦谨宿醉，头晕脑涨，无法审理。曾国藩却来了劲，死活把郑尚书拉到衙门。郑敦谨强撑着，把案卷看了一遍，于是问跪在下面的张文祥：“你到底受何人指使，刺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