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盯着他的脸，审视了半天，不明白曾国藩的用意。曾国藩只好说出自己的算盘：“我想离开长沙去衡州为江忠源练兵，长沙太闹，衡州很静，正是练兵的好地方。”
骆秉章眼里放光，同僚深情油然而生，他紧紧握住曾国藩的手，激动得要落泪：“好啊，你去衡州，就是一万人反对，我和省城的官员们也要帮你完成这个愿望！”
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骆秉章又忧虑起来：“曾大人是帮办巡抚组织团练，没了我这个巡抚，您这团练大臣就什么都不是，此去衡州，我不跟去，皇上那里不好交待吧。”
曾国藩早就把这个皇帝这个“物”格出来了：“这好办，我已向皇上提了湖南衡州、永州、郴州等地匪徒滋生，准备为皇上分忧，倘若皇上同意，我马上去坐镇衡州，就近便宜行事。”
骆秉章很欢乐：“我看行，你这几天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绝对义不容辞。”
曾国藩苦笑。几天后，咸丰的圣旨来了，允准他移团练到衡州，解决匪患。曾国藩多日来终于笑逐颜开，去告诉骆秉章这个消息。在去巡抚衙门的路上，他看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像是准备庆祝节日。随便拦住一路人问原因。路人满面笑容地告诉他，“曾屠夫要走了，这比过大年还值得庆贺。”
曾国藩长叹一声道：“百姓愚昧，不知我心啊。”
百姓愚昧，官员更愚昧，他走到巡抚衙门口时，看见巡抚衙门也在披红挂绿。骆秉章和一群官员正在衙门里谈笑风生，一见到满脸苦大仇深的曾国藩，纷纷站起来向他问候。
曾国藩知道，这是带着浓厚情感的欢送会。骆秉章兴奋地说：“皇上的圣旨我们已知晓，曾大人很能干，希望到衡州后继续发光发热，拯救众生。”
曾国藩赔着笑，骆秉章有点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时候走？”
曾国藩感觉到了，如果他回答，现在就走，骆秉章和那些官员非抱着他的头亲几口不可。为了不扫这些人的兴，他只好把去衡州的日子提前：“明天一早就走。”
官员们小声“嘘”起来，曾国藩讪讪地笑了一回，灰溜溜出了巡抚衙门。转过墙角，他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喘着粗气道：“和血吞，和血吞！”
1853年9月最后一天，曾国藩和他的“大团”在长沙城鞭炮齐鸣中黯然地离开，它留给长沙城一个火药味十足的背影。
去衡州的路上，曾国藩绕道老家湘乡看望家人。曾麟书对儿子在长沙的行径早已耳闻，不禁愁肠百结，这位老人眼睛通红地叹道：“我的儿啊，你是活生生被长沙赶出来的啊。”
曾国藩虽心知肚明，嘴上却不承认：“老爹这话差矣，我是去衡州练兵，我要练出一支比八旗、绿营强悍一百倍的部队，我要平定长毛贼乱，还天下太平。”
曾麟书流下泪水：“你该把绿营兵枪击你的事说给皇上听啊，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曾国藩握住老爹干枯的双手，加重了语气：“打脱牙，和血吞。埋头苦干必有扬眉吐气之日。”
曾麟书非常赞赏儿子这种性格，再看到儿子脸上坚毅的表情，心情已平和。曾国藩此时也感觉到兴奋，突然畅想起美好前景，可当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来到衡州后，立即蔫了。
衡州政府官员早就接到省政府的口头警告：曾国藩这厮被我们赶到你们衡州，你们如果有能力也可照葫芦画瓢，倘若没有能力，也不可帮他。
衡州政府谨遵上级教诲，所以曾国藩到衡州后，发现自己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去找衡州政府，衡州政府摊开双手，还耸耸肩说：“我们就这条件，有时候连政府部门都要去庙里办公。您自己想办法吧。”
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办法很快就有了。有一富户人家特别担心土匪来抢劫，见到曾国藩到来，喜出望外，所以把自家的祠堂借给曾国藩当办公室。
解决了办公场所，下面的问题就不请自来：这是个什么部门呢？倘若有信件往来，他的地址总不至于写“××家祠堂”收吧。
曾国藩琢磨好久，才把一面“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挂了出去。可才挂上，他意识到不对，马上又摘了。这个牌子太张扬，而且和他的职权也不符，他在湖南是帮办，不是统辖。他又开始琢磨，想到了当初在长沙设置的审案局，这是个在湖南臭名昭著的部门，可此时没有办法，只好再把它请出来。
办公场所和牌子都有了，更大的难题马上摆在他面前，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人的难题，它的名字叫“钱”。
曾国藩到衡州建军队，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不可能从政府那里拿到钱。他又没有点石成金的法力，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众筹。也就是劝那些富绅捐款，当然，不可能白捐。曾国藩允诺会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还有省政府给的大奖状。第一个被“众筹”的自然是曾国藩办公场所——祠堂的主人，主人很不情愿。他说，我已把祠堂免费让你们办公，这也算捐款啊。况且，你们从我这里拿了钱，将来是否真能保护我们，还是未知的。
这是大多数富绅的想法，所以众筹失败。曾国藩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强行众筹，派兵到各个富绅家里，如果拿不到钱，就捉人。由于很多人都闻“审案局”而丧胆，所以咬牙捐出了一些。
虽然如此，曾国藩的众筹之路走得仍不顺畅，他唉声叹气地对同事们说：“众筹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仅得毫毛。”
不过他毫不气馁，一方面强行众筹，一方面四处宣传。天下事都有例外，有人就主动找上门来，要给曾国藩捐一笔让他目瞪口呆的军费。此人叫杨江，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的孙子。他让人扛着两万两白银来找曾国藩，指着银子说：“你收下，条件只有一个，把我爷爷列入祀乡贤祠。”
曾国藩被银子发出的光芒刺痛了眼，乐不可支地答应了杨江的请求。但他没想到这么点小事办起来却相当困难，咸丰皇帝得知他的请求后，马上严厉地回信道：“杨健这厮曾受过处分，其官声、政绩都不配入祀乡贤祠。名位乃国家重器，你怎么就把它当成尿壶随便予人？我看你是袒护同乡，私欲茂盛，可恶至极。降你一级！”
曾国藩大为郁闷，不是郁闷被降职，这是无关痛痒的处罚，他郁闷的是，怎么为理想做点事，就这么难。
幸好苍天垂青他，在他两手都硬的情况下，军费方面虽捉襟见肘，他也勉强把军队的架子搭了起来。可架子搭起来，里面要填充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他要建立的这支新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还没有成熟的答案。
他当初建立的“大团”，只是在训练上改弦更张，实质上，“大团”仍是民兵部队。曾国藩是个善于分析归纳的人，这种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从现存的事物中发现不足，并反向推理，从而得出自己的创见。
清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团练三部分。“兵”指的是八旗（满人部队）和绿营（汉人部队），八旗有二十五万人，绿营有六十四万人。八旗和绿营是父子相承，世代为业。正是因为有铁饭碗，再加上国家承平日久，所以这两支部队已不能打架。“勇”是国家临时招募的特种作战部队，称为官勇，有事时招募，无事时遣散。
我们常常在关于清朝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士兵的后背有“兵”和“勇”的字符，指的就是这两种军队的士兵。
团练就是民兵，它和“勇”不同的是，“勇”是国家招募，吃公粮，团练则是后娘的孩子，只能自力更生。
曾国藩就此分析归纳，得出了他的新军模样：它应该介于官勇和团练之间，又应兼二者的优点。一方面，这支军队应该如官勇那样得到训练和整编；另一方面，它不应该被解散，它应该和八旗与绿营一样，存在是常态。
架子里知道填充什么内容，剩下的就是实行的问题。士兵来源主要是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绿营兵不收，集镇码头上油嘴滑舌之人不收，曾在衙门当差的书役、胥吏更不收。
至于军官，更是条件苛刻。他按理学标准提出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淡薄功利心，第四要能吃大苦耐大劳。
有人问他，这四条标准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曾国藩洋洋自得地回答：“第一条，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士兵不会心悦诚服，如果是头懒猪，则军务巨细都会废弛不治。
“第二条，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看你如猛虎出笼，当然会拼死向前。
“第三条，军官如汲汲名利，升他官稍晚，他就怨恨；给他薪水稍低，他就黯然伤神，如此，还有什么精力打仗？
“第四条，能吃大苦耐大劳，必须要身体强壮，每天都病怏怏的，敌人未来，自己先病死了，要了这种人就是累赘。”
最后，曾国藩总结说，“其实这四条只是外在标准，我有一条最具天理的标准，那就是忠义血性。一个人只要有忠义血性，有崇高的政治思想，无论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是妓院里的龟公，都能做我这支军队的军官。”
在士兵的编制上，曾国藩煞费苦心。这支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每营五百人。他按县籍编组分营，这些人能成为一个营，类似传销。他们呼朋引类，或是同族、或是同乡好友，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家都沾亲带故，所以在战场上能互相照顾，不肯轻弃战友。按县籍编立营头，还有一层深刻之意。指挥官所带的是他本籍贯的人所组成的营，他只能指挥他的营，却不能指挥别的营，但这些营都必须听从曾国藩的指挥。这就是“分而统之”的智慧，它能防止大权旁落。
除了这些，曾国藩最高明的创建就是把军队国家化变为军队私人化。他对全军训话说：“将来咱们必能建功立业，得到朝廷的赏赐。可你们给我记住，无论你被朝廷授予什么官职，哪怕是一品大员，只要在你们上级面前，必须要毫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也就是说，朝廷的排名和在我这里的排名是不同的。”
这是政治教育，终这支湘军一生，政治教育都是它的主旋律。曾国藩的政治教育就是理学教育，他把理学的种种规定很巧妙地融进军队中，要他们守纪律，不得扰民，不守纪律、扰乱民众就是伤天害理，不必军法处置，老天就会收拾他。他要士兵们唤醒内心的良知，为国为民贡献全部力量，消灭长毛匪，让天理正常循环，让人心归于平静。
曾国藩的口才是无敌的，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曾国藩都会喝掉大量清水，原因只有一个，他口干舌燥。任是谁，站在高台上对着下面一群仰面如听圣人讲道的人说上三四个时辰，都会口干舌燥。开始，这些乡巴佬看到曾国藩挥汗如雨、张牙舞爪的样子，都偷偷嬉笑。但后来，曾国藩不厌其烦的毅力感动了他们。他们开始认真倾听，而且听出了许多微言大义，深深为从前的所作所为懊悔流泪，并暗暗发誓将来要重新做人，为解放被长毛匪蹂躏地区的百姓贡献全部力量。
在取得不俗的成绩后，曾国藩对朋友说：“人啊不论贤愚，无论美丑，更不论知识的有无，只要他有良心，就能被教育。不过话说回来，教育这些乡巴佬还真不容易，虽不敢说点顽石之头，也是苦口滴杜鹃之血。”
软件和硬件都大致齐备，曾国藩把精力投到水军上，这是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除了曾国藩，恐怕没有人敢尝试，因为困难是不可想象的。
曾氏军舰
现在，我们把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在衡州建立的这支新军称为湘军，意为湖南人的军队。陆军建设，之前有“大团”的创建经验，还算容易，难的是水军。
曾国藩到衡州打了两个旗号，一是剿匪，二是为江忠源练军。这两个旗号也非纯是幌子，比如剿匪，湘军的陆军多次在衡州周边和小股叛乱交火，成绩不俗。再比如为江忠源练军，曾国藩也的确和江忠源进行着频繁的沟通，事无巨细。他所以要下决心创建水军，也是和江忠源多次沟通的结果。
江忠源是太平军叛乱初期和太平军打交道最多也最扎实的清朝将领，在多次的交锋中，江忠源发现，太平军在江南的势如破竹很多时候都得益于陆军和水军的亲密协作。他们往往利用长江下游水乡泽国的地理形势，水陆并进，唇齿相依，行动迅捷，攻守自如。
江忠源去信曾国藩说：“长毛贼如今占据了沿江的南京、镇江、安庆等战略要地，三面陆地，一面临江，我军虽全力进攻，长毛贼却能轻易化解。因为他们能海陆救护以牵制我们的兵力，搞得我们总是焦头烂额，有力使不上。要想收复长毛贼占据的沿江城市，必须先拿到制江权，要想拿到制江权，必须干掉敌船，要想干掉敌船，你想想，咱们该怎么办？”
曾国藩回信：“建一支水军！”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都是旱鸭子，虽然生活在南方，但大多数时间都读书了，连船的大致构造都搞不明白。这就只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白手起家。
1853年10月，曾国藩在衡州找了个池塘建立船厂，开始制造战船。他把湖南全省数得上的能工巧匠都请到衡州，大家召开特大型会议，探讨建船。会议听取了曾国藩关于建立世界第一水军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工匠们各抒己见。有的工匠诚实回答，船身上精美的雕饰他天下无二，但造船不会。还有的工匠临时抱佛脚翻鲁班遗书，其余的工匠觉得这是政府工程，应该能大赚一笔，所以劝曾国藩别建战船，因为他们最擅长造战车。
曾国藩垂头丧气，会议结束后，他再次感悟到凡事都要靠自己的格言，端坐在床上开始“格物致知”。格了好久，他没有格出战船的制造方法，却格出了不必造战船的堂皇理由。他叫来湘军的巨柱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说：“战船这东西中看不中用吧，如果船大，太笨重，行进起来不方便；如果船小，在水浪中会晃动，必不能战。”
三人认真想了下，觉得有道理。曾国藩就拿出自己的主张：“咱们制造木排，这东西既免于笨重，又不会晃动，实在是水上第一利器。”
王錱一笑，带着点嘲讽：“我读了那么多书，从未见过有人用木排当战船的。”
罗泽南犀利地看了徒弟王錱一眼：“你还是读书少！”
塔齐布是曾国藩的信徒，曾国藩说牛能飞，他都信，所以有点迫不及待地问：“咱什么时候开始？”
制造木排，费不了多少工夫，很快，一支庞大的木排就制造出来，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弟兄们站在河边，看木排试水。顺流时还可以，但逆水行进时简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稍遇风浪，木排不必等敌人来攻就自我终结。
曾国藩在哄笑声中收场，他闭门思考，终于否定木排，又把思路拉回木船上。凡事都要靠自己，曾国藩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推开大门，喊了一声：“来啊，给我纸笔。”
他要自己设计战船！
曾国藩不是胡闹，也非闭门造船。湖南有赛龙舟的传统，曾国藩就按照龙舟的样子画出几条战船，当然他还做了些改进。比如把龙舟加宽，木板加厚，把龙舟的“龙头”制造成几根尖锐的木桩，作为冲击敌人战船的刺刀。
“曾氏军舰”制造完毕，曾国藩下令在河边试水，湘军弟兄们又来观看，嘻嘻哈哈中，曾国藩感觉他们是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