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真是冷得刺骨，那时快凌晨两点了。即使按汉斯现在这样的心情，他也不可能在公园里溜达或者闲坐到这个时候。然而这是惟一可靠的解释。别的解释都只能说明出了问题。
“如果他在鸭池旁边，”斯蒂夫说。“不能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的话，我就拧掉他的鼻子。”
他们知道汉斯经常在公园里走的那条路线。他会沿着罗德伯格威格走一小段，再沿着风景如画的阶梯利黎一朔那曼一斯特埃戈（根据诗人歌德儿时的一个朋友命名）而下，来到峡谷底部有四条车道的公路上。一穿过欧斯特公园街，就到了欧斯特公园。过街以后，他通常沿着一条标识清楚的小道再向东北走几百码。走过一段曲曲折折的小路之后，就到了鸭池边。
阿弗纳和斯蒂夫指望能碰上汉斯正朝回走呢，然而却没有。他们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公园里黑黢黢的，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然而，当他们走近那座人造池塘时，从冰上折射过来的光让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影坐在那条长凳上，是汉斯。
但是斯蒂夫没有拧掉他的鼻子。汉斯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他死了。
阿弗纳看见汉斯死在了公园里，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谋杀，而是自杀。
池塘边的矮树丛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凉亭。湖岸高出池塘里的冰面几英尺，在湖岸和冰面之间，有一道矮石墙和一个木质栏杆。汉斯的身体呈半坐姿势，懒散地趴在栏杆上，脑袋慵懒地侧向一边。面无表情，眼睛睁得大大的。汉斯的上衣解开了。刚开始的时候，阿弗纳在他的头部和身体上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伤痕。
天很黑。他们没带手电筒，也没有带火柴。“当心。”阿弗纳低声对斯蒂夫说。尽管天气异常寒冷，但汉斯的尸体还没有僵硬。他很可能死了一个多小时了，也许更短。谋杀他的人也许还在附近。
由于是谋杀，阿弗纳首先检查了汉斯的手枪。手枪仍然插在他屁股上的皮带上，也没有开过火。所以不是自杀。也不是自然死亡。虽然阿弗纳看不见任何伤痕，但他伸手去取汉斯的枪时，摸到了一种黏乎乎的东西，就像快干的油漆。一定是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这个伤口不是自己造成的。
“是他杀。”阿弗纳把枪递给斯蒂夫，说。
有几分钟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他们惊呆了，也吓怕了。公园那么大，那么安静，四周全是结冰的矮树丛和黝黑的树木。没有风。他们听见远处城市单调的嗡嗡声，偶尔传来几声铁道调轨时金属碰撞发出的哐哐声。斯蒂夫咔的一声让汉斯的枪栓回到原位。“你看看他的钱包，”他对阿弗纳说，“我给你放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可能遇到行凶抢劫了。法兰克福不是个犯罪案件特别多的城市，但却是个工业大城市，聚集着从南欧各地来的工人。城市里也有以各种丑恶现象和贪污受贿而臭名昭著的街区，也有皮条客、夜贼、吸毒者、妓女，跟其他任何大城市一样。虽然欧斯特公园靠近不太受干扰的中产阶级人士居住的地方，但没有一个空无一人的公园在深更半夜是绝对安全的。在法兰克福，每年可能有十几起抢劫谋杀案，可能更多。汉斯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难下手。一个中年人独自坐在长凳上就像故意让人家抢似的。那人还以为他是个醉鬼呢。汉斯很可能不会为那几个德国马克而不要自己的命，他会把钱包递过去，甚至把手表递过去。但一个神经质的强盗也许还是会杀他。这是一种可能。
然而，汉斯的手表仍然在他的手腕上，钱包也在他的口袋里，原封未动。
汉斯是不是被线人出卖了？他不可能在那个特别的地方跟任何人见面。不仅仅是因为深更半夜的公园里什么人都没有，也不仅仅是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与线人见面，而且还因为它是汉斯的一个非常私人的地方，一个用来休息和沉思的秘密的藏身之处，一个独处的地方。
顺带说一句，在这里，跟踪而又不被发现，很难。如果有人跟踪，汉斯就不会半夜去鸭池边。当然，开车经过欧斯特公园街的人可能会看到他进了公园。如果他们熟悉他的习惯，也许会猜到他去哪里。但是只有阿弗纳和斯蒂夫知道这个人造池塘。公园很大，汉斯哪里都可能去，要找到他非常困难。恐怖分子还没有在隐蔽的小塘边找到他之前，可能早就冻僵了。
然而，如果不是抢劫，除了恐怖分子之外，还会有谁要杀他呢？
阿弗纳取出汉斯的钱包，里面有一本德国驾照和一张社保证。他随身携带的就这些。阿弗纳仔细一看，发现大部分凝固的血迹都在汉斯的胸部。他还发现胸部的羊毛衫上撕开了一个长条形的口子。看起来像个刀伤，但不能肯定。这使汉斯的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怎么可能有人靠他这么近，用刀子捅他，而他不会拔出枪来？他一定是真的一点防备都没有——或者还一定有个人用枪对着他。但即使这样，汉斯会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捅吗，真是不可思议。即使作为一种条件反射，他也会举起手来挡住刀子。然而，阿弗纳没有发现他手套和衣袖上有被刀砍的痕迹。如果他是被捅的话，好像也是睡着的时候进行的。
这也不可思议。
这时，阿弗纳突然想起，他对汉斯的性爱习惯一无所知。虽然他已婚，但又怎么样。虽然汉斯绝对没有什么让阿弗纳觉得他有同性恋倾向——这样想都有点滑稽——但阿弗纳对此完全不知也是千真万确的。他怀疑1月份的欧斯特公园是不是同性恋人幽会的地方，但他又拿不准。如果汉斯向一个并不欢迎他的同性示爱，他的死就可以解释了。
阿弗纳觉得这个想法太牵强了，就没有跟斯蒂夫提。那时没提，以后也没提。斯蒂夫可能甚至向他挥臂暗示时，他都没有提。
“我要去打个电话，”阿弗纳对斯蒂夫说。“你在公园的入口处等我。”
欧斯特公园街离他们最近的电话亭只需要走十分钟。阿弗纳给巴黎的路易斯打了电话。“伦敦的一幕又发生了，”他对他说。“我告诉你我在哪里吧。”
阿弗纳向他仔细解释他和斯蒂夫在哪里等“爸爸”的人时，路易斯默默地听着。那个法国人没有问其他细节，阿弗纳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结束电话之前，路易斯问道：“还有别的什么要我做吗？”
“暂时没有了，谢谢。”阿弗纳回答道。
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阿弗纳再也不想跟路易斯说话了。
他和斯蒂夫在公园的大门口等人来搬汉斯的尸体。他们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后来阿弗纳惊奇地发现他们居然没有觉得冷。他们几乎一言不发地守在那里。事实上，他们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斯蒂夫说：
“你给‘爸爸’打电话，你觉得他们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阿弗纳回答道。
这是事实。但即使阿弗纳错了，他也觉得到了这一步也只能这样了。如果汉斯的尸体被发现了，德国警方就会来调查。他们不想冒这个险。如果是“集团”杀了汉斯，让他们来处理他的尸体好了。反正他们再也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伤害了。
第二次，斯蒂夫说：“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们很聪明。但也许我们只是幸运罢了。
“也许我们的好运已经结束了。”
阿弗纳不知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斯蒂夫那天晚上的话也许是对整个任务最好的总结。
快到四点的时候，“爸爸”的人开着一辆公共工程卡车来了。阿弗纳和斯蒂夫带着他们来到鸭池边，等着他们把汉斯的尸体用帆布袋装起来，放进卡车后面。那两个人都是德国人，也许是法兰克福的救护人员，或者承办丧事的人。整个过程只用了七八分钟。然后他们沿着公园里狭窄、曲折的小道把车倒了出来。
阿弗纳看着卡车的前灯在冬天漆黑一片的树林间若隐若现。几分钟之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汉斯走了，跟卡尔和罗伯特一样，走了，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阿弗纳和斯蒂夫一直在想该怎么办。更确切地说，一直在让自己忙于日常事务而推迟做出决定。他们关闭了汉斯的安全屋，把自己的安全屋换了一个地方。他们用汉斯早些时候给阿弗纳的委托书，卖掉了他的古董家具店。他们飞到巴黎，把欠“集团”的钱给了凯瑟——路易斯出城了——然后开车去了汉斯的妻子居住的那座法国小镇。
她是个以色列人，跟罗伯特的妻子截然不同。“汉斯和你在一起吗？”他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这样问道。
“呃——没有。”
“我明白了。”停留片刻之后，她回答道。她显然明白了，不用再对她说什么了。
他们来到她家，她接过装着汉斯遗物的箱子，把他们请到客厅里。她给他们倒好茶，寒暄了几分钟，她让他们不要在意，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她。他们能告诉她的情况非常少。她想知道汉斯埋在哪里。
阿弗纳看着斯蒂夫。“对不起，”他后来说。“我无法告诉你，我……没有人知道。”
“我明白了。”她回答道，仍然非常沉着冷静。“请原谅，我要离开几分钟。”
她走进另一个房间，在里面待了大约十五分钟。回来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干了，不过眼睛有点红。“请原谅。”汉斯的妻子说。“我知道我应该振作起来。你们再来一杯茶吗？”
阿弗纳把那个装着钱的信封给她，可她拒绝了。他们又坐了几分钟就离开了。他们不仅感到悲惨——他们希望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一点惭愧和心虚。他们觉得好像一切都是他们的错。更恶劣的是，好像他们在不顾一切地玩着一个东西，结果把它弄成了碎片。这个东西对别的人来说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也许正是看见汉斯的遗孀，他们最终作出了决定。他们并没有真正谈论过，没有用很多的语言，但是每个人都本能地认为，对方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把阿姆斯特丹、苏黎世和巴黎的账户一个接一个地销掉，结束了本次任务。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无法继续了。
最后他们飞到了日内瓦，从保险箱里拿走了伊弗里姆留的信息——“立即停止”——它是罗伯特死后汉斯留在那里的。这时又有了一条新的信息：“尽快确认收悉。”
阿弗纳把答复编成密码，放了回去：“信息收到。汉斯牺牲。”他想不起来还要加什么。
阿弗纳和斯蒂夫离开银行，走过玛希那桥。1972年9月他们在日内瓦开完第一次会后就曾在这里说过话。“你有一件事情是对的。”阿弗纳对斯蒂夫说。“我们两个人还活着。”
任务结束了。
第四部 摆脱孤立
第十八章 美国
1月份，汉斯牺牲。阿弗纳和斯蒂夫处理完日内瓦的事务回到米迪酒店时，是1975年3月21日，那年春天的第一个下午。他们还有几件事要处理：关闭安全屋，打发次要一点的线人。阿弗纳和斯蒂夫两个人在日内瓦银行里的个人账户都没有动。他们两个人都发现，尽管给了伙伴们的遗孀一笔钱，但他们差不多还剩下十万块。在这份满足里掺和着一些痛苦。他们无奈地耸了耸肩，也许还有如针刺一样的愧疚。尽管如此，他们会没事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虽然阿弗纳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习惯了大把大把地花钱，但是，十万块，在自己的账户上，对他来说，似乎仍然是个天文数字。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富裕。他可以从容地到欧奇大街的商店里，去给肖莎娜买下那套上好的斯堪的纳维亚炊具了。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给她买两套。
决定放弃这次任务之后，他们既感到沮丧，也感到宽慰。虽然“黑色九月”组织似乎不再活跃了，由卡洛斯领导的“人民阵线布迪亚突击队”，在巴黎大胆地（虽然没有得逞过）用火箭袭击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胆子同样大，但更为成功。他们在德国绑架了几个实业家之后，挟持他们来敲诈温顺的政府。阿弗纳和斯蒂夫读着报纸，心想，不知道卡尔、罗伯特和汉斯为之付出生命的这次任务是否对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一点点影响。伊弗里姆的这个多头妖怪不会放慢步伐的。现在，一些恐怖分子有可能把联合国和日内瓦的会议桌作为把犹太人推下大海的集结地。
这也没有关系。对阿弗纳和斯蒂夫来说，必须以牙还牙，以色列不允许别人杀戮她的儿女而不受惩罚。1975年春天，他们在日内瓦，心情前所未有的郁闷。即使在这个时候，阿弗纳和斯蒂夫都毫不含糊地为这次任务辩护。
他们把扫尾工作分了一下工，然后尴尬地、有点羞愧地互相拥抱之后，分道扬镳了。
4月10日，阿弗纳到达纽约，前途未卜。事实上，他觉得太累了，不想去考虑以后的事。从法律上来讲，自从1972年以来，他就不是“穆萨德”的雇员了，而现在任务取消了，他觉得当前对谁都没有什么义务了。虽然阿弗纳有时候觉得必须回特拉维夫汇报，但他对谁都不愿谈这次任务。他想做的事情就是跟肖莎娜在一起待一两个星期。
他在纽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就像度假一样。阿弗纳像一个逃学的孩子似的，心里充满了心虚和快乐。他也许没有理由这样，但他确实有这种感觉。他每天要跟肖莎娜做两三次爱，和她长时间散步，带她去餐馆，看电影。和葛拉一起玩，教查理去门边把报纸拿来。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肖莎娜问了一个问题。“你这次走后，”她问道，“要多久才能回来？”
“我没有说要走。”阿弗纳回答道。
“是没有，但是你会走的。”肖莎娜语气平静地说。“你每天都有可能告诉我你要走。我想知道的是，你要很久才能回来吗？”
“你已经知道了，”阿弗纳说。“也许这次只离开一两个星期。我回来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租一辆车，一直开——我不知道，一直横穿美国。你喜欢这样吗？”
肖莎娜大笑起来。“我们从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她问道。
“我以前没告诉你，”阿弗纳说。“我们现在有一点钱了。有一点奖金。别担心，去旅行一趟还是没问题的。”
“真的吗？”肖莎娜问道。“你说话算数？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度过假。”
“我保证，”阿弗纳说，“你等着瞧。我们去度一次假——就你、葛拉和我。当然还有查理。”
这次谈话之后又过了几天，阿弗纳接到了纽约一个“穆萨德”特工的电话。“呃，呃，”那个人听出是阿弗纳的声音之后，说。“我猜想大家都在找你，而你却坐在那里，无忧无虑似的。”
“我还有什么应该操心吗？”阿弗纳问道。
“我怎么知道？”那个人回答道。“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有人在等着你回家。既然我把你找到了，我就告诉他们你明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回去。他们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的。”
“你想怎么告诉他们就怎么告诉他们吧。”阿弗纳说完就把电话放下了。
第二天，他提着一个小行李箱，到了肯尼迪机场。虽然他仍然觉得很累，但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过去两年半以来发生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完完整整地讲一遍。拖着没有任何意义。迟早得汇报，这是例行公事。使他真正担心的是一些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