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抢劫犯那样不由分说，把我飞快地拎出美术馆，一把放进他的福特车里。然后在受虐的快乐中，我的脑子就变得不顶用了。
此时此刻我只要还有最后一丝控制力，我就该从他身边走开，从这辆锃亮气派的别克车里逃走，那么就不会有以后发生的一切了。可我一点也不谨慎，我也一点不想要谨慎，我长到25岁，从来就不想要那种什么都不去惹的安全。“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包括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伟大的达利好像说过这话。
在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向我一点点俯下身来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巨大的房间里此刻飘荡着的空气是黛青色的，宽敞寂静，充满陌生人和陌生家具的气味。
他吻我的嘴唇，突然抬起头笑了，“要不要喝点酒？”我孩子气地用力点点头，我的身体凉凉的，嘴唇也是冰的，可能喝点酒有好处。喝了酒就变成热女人了。
我看着他赤裸着身体下床，走向一只亮晶晶的酒柜。他拿出一瓶朗姆酒，分别倒在两只杯子里。
酒柜旁边是一架唱机，他往里面塞了一张唱片，我听到的音乐声居然是中国评弹，一个不知名的女声在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我听不清楚那种温软的苏州唱词，但感觉很特别。
他走过来，“你喜欢评弹？”我没话找话。他点点头，把酒递给我，“那是最适合做爱的神秘音乐。”我喝着酒，咳嗽了几声。他拍着我的背，嘴角挂着淡郁而迷人的笑容。
再一次的亲吻，舒缓而长久，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做爱之前的亲吻也可以这般舒服、稳定、不急不躁，它使随后的欲望变得更加撩人起来。他身上的那无数金色的小细毛像太阳射出的亿万道微光一样，热烈而亲呢地啃啮着我的全身。他用蘸着酒的舌尖挑逗我的乳头，然后慢慢向下……酒精凉丝丝的感觉和他温热的舌混在一起，使我要昏厥，能感觉到一股股汁液从子宫里流出来，然后他就进入了，大得吓人的器官使我觉得微微的胀痛，“不行，”我叫起来，“不行。”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象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象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
他躺在我的旁边，脑袋枕着我的几缕头发，我们用床单裹着裸体抽烟，烟雾适时地填补了眼前的空白，也可以趁机不说话。有的时候人们没有一点点发声音的欲望。只是为了陷入一种无声的屏障里去，那令人安慰。
“你好吗？”他的声音像从烟雾升起来，淡淡的，轻轻的，他从背后搂住我，我们相叠着侧卧，像两把相亲相爱的银匙，闪着冷冷的金属的光。他的一双大手就放在我的乳房上。
“我要回去了，”我无力地说。他吻着我的耳后。
“好的，我送你。”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好了。”我的语气虚弱但不容置疑。
坐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被严重的沮丧感笼罩住了，激情和高潮已经过去，电影结束后观众纷纷离场听到的只是一片椅垫翻转的扑扑声和脚步声、咳嗽声，屏幕上的人物故事音乐统统消失了，天天的脸在我脑子里左移右晃怎么也不能静止下来。
我穿得很快，对身边的男人看都不看一眼，所有男人在穿衣服的时候总比脱衣服的时候丑陋。相信很多女性会有同感。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这种想法暂时起了作用，我振作精神大步走出这座漂亮得使人无所适从的公寓。坐进出租车里，他隔着车玻璃对我示意，他会给我打电话的。我模糊地笑了笑，“谁知道呢？”车子逃也似的开离了他。
我的包里没有带镜子，我只好对着窗玻璃看，看到自己的只是一张五官不清的幻影般的脸。我想我见到天天说的第一句话该是什么呢。“画展不错，碰到不少熟人，当然马克也在……”女人天生会说谎，尤其当她们周旋于几个男人中间时，越是复杂的场合越显机智，从会说话开始她们就会说假话了。小时候我曾在打破家里一只名贵古董花瓶后说，那是家里的猫打破的。
可我不习惯对着天天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说谎。但不说谎又怎么行呢？
我走在昏暗的楼道上，楼道上一股葱油和烤肉的味道，邻居们已在准备晚餐了，我开了门，拧亮灯，出乎意料的是，天天不在屋里，桌上也没有任何留言的纸条。
我在沙发上坐了会儿，看着裹在瘦长双腿上的黑色紧身裤，左边的膝盖上粘着一根短短的金色鬃发，是马克的，它在灯光下闪着淡色的光，我想着马克的脑袋沿着我的胸慢慢移下去的情形……把那根头发用烟头烫化了，成为极小的一撮灰，接着一股无法遏制的倦意像潮汐席卷过地球表面那样凶狠地席卷了我，我变得无忧无虑无知无觉了，身体放平在沙发上，把双手放在胸前，像祈祷的修女或是安详的死人那样，很快就睡着了。
十一、我要成功
我不会假装自己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伊丽莎白·泰勒
每到一处，总会有人问我：是否认为大学教育扼杀了作家？
我的看法是：他们扼杀的还不够——很多畅销书，
都出自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家伙的手。
——弗·奥康纳
富于古典情怀的小说家总是这样写道：“此生只愿长眠不愿醒”，而不停息的梦，又是精神分析家从枕头底下发掘出来的另一个世界。当妈妈每天清晨把我从床上叫起来，给我摆好早餐，递给我书包的时候，我的早熟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一堆梦的泡沫，从小我就是个爱做梦的小孩子。现在的生活最令我感到解放的一点是，我可以爱睡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有时被邻居家的争吵声或过大的电视机音量或骤响的电话铃惊醒后，我还可以把头蒙进被子里，继续那暂停的梦境。有时你可以继续梦中的异国旅游，当然有时我再也回不到原先的梦中，无法继续与一个陌生男子谈情说爱，那时我会懊恼地想哭。
我和天天共同的生活一开始就有点像梦，我喜欢的那种纯色调的直觉性的、没有孤独感的梦。
德国人马克可能是种类似争吵声、电话铃等可以惊扰我的梦的东西。当然就算没有遇见马克，我可能也会遇见其他可以引诱我的人。我和天天的生活充满了太多小小的无法由我们自身来弥合的缝隙，一定会有外力会趁机介入。而我，可能真的不是好女孩。
那天，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天天已经回来了，他坐在我一边的沙发上，神情专注地看着我的脸，还有一只猫，他的怀里抱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猫也在盯着我看。在那一双绿油油的眼睛里，我看见了自己。我一下子坐起来，猫从天天手里掉下来，很快穿过地板到了卧室门外。
“你去哪儿了？”我问天天。这似乎有点先发制人，他应该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留我吃晚饭。”天天轻声说，“我好久没去看她了，她家母猫新产了一窝仔，她送了我一只小猫，它叫线团。”他的脸上有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温柔，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颊，我的下巴，我细细的脖颈。那只手有点冷，但很轻柔。
我睁大眼睛，突然有种预感，他想掐死我。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况且他也没有这个力气。为此我觉得一种异常的歉疚使我张张嘴，想说出发生过的一切。天天却用吻堵住了我的嘴。他的舌头微苦，迷醉如雨后植物般的气息弥漫了整整一房间，然后又是那双手，雪崩似的滑过我的每一寸皮肤，这种爱使我精疲力尽，我觉得他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了，他的手指能从我的肌肤上检查得出来。那上面粘着陌生人的体液和微粒，而他的感觉一触即发，灵敏得像个疯子。
“也许我应该去看医生。”他沉默半晌，开口说。
“什么？”我伤心地看着他，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肯定非我所愿。此刻这个屋子里除了我们再没有别人，在那种气氛里他或我都没法逃脱。
“我爱你。”我抱着他，闭上眼睛，这句话太像电影对白，即使在伤心的时候说出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闭着眼睛，脑子里有很多暗影在晃，像蜡烛照出来的影子。然后一堆火花猛然爆发出来，是我的小说，惟有它可以像火花一样激励我，并使我肉体存在的理由趋于完美。
写作，抽烟，哗哗哗的音乐，不太缺钱（我的银行户头上还有一笔钱足以撑到这部小说完成，事实上我和天天的日常开支都混着用，他钱多就多付一点），一句话也不用说，默默地坐上几个小时，那才叫幸福。一口气写完十几面厚的稿纸，我觉得生活的每一道缝隙都填满了人生之意义，脸上的每一道小皱纹都物有所值。
我在爱上小说里的“自己”，因为在小说里我比现实生活中更聪明更能看穿世间万物、爱欲情仇、斗转星移的内涵。而一些梦想的种子也悄悄地埋进了字里行间，只等阳光一照耀即能发芽，炼金术般的工作意味着去芜存精，将消极、空洞的现实冶炼成有本质的有意义的艺术，这样的艺术还可以冶炼成一件超级商品，出售给所有愿意在上海花园里寻欢作乐，在世纪末的逆光里醉生梦死的脸蛋漂亮、身体开放、思想前卫的年轻一代。是他们，这些无形地藏匿在城市各角落的新人类，将对我的小说喝彩或扔臭鸡蛋，他们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是所有年轻而想标新立异的小说家理想的盟友。
我以前的小说编辑邓给我打来电话，她是位40出头的中年女士，丈夫在日本留学，独自带着一个读初中的女儿生活。她身上集中了上海中年女性的特点，神经质的白皙，总在头上盘发髻，穿船形皮鞋和棉纤混合的筒裙，爱打听各种消息，爱在一年四季吃冰淇淋。
我在她帮助下出的第一本小说集《蝴蝶的尖叫》所遭受到的际遇是奇特的，人们都在窃窃议论那本怪诞大胆的书，关于我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双性恋的传闻不胫而走，发生过大学生在书店把我的书顺手牵羊的事件，也有男士通过编辑的手转寄给我色情照片和信，他们希望知道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我本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希望可以约一个时间在衡山路上的西贡餐厅装扮成我笔下的风流人物与我共迸晚餐，或者开着一辆白色“时代超人”与我兜风，车至杨浦大桥时我们可以在车内做爱，总之一切发生得像一宗丑闻，沸沸扬扬令人始料不及。但言归正传，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赚到多少钱，第一版的几千册书售完后就不见第二版出来，问邓，她说出版社近期运作有点问题，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一直等到现在。
当时我的男友叶千则说，你写的东西少儿不宜，太过了，所以那书就玩完了。这书玩完后我与他的短暂交往也告终了。
他是个吊儿郎当的不良青年，任某一大型广告公司文案制作，我在采访他们公司的英国老板时与他认识，他看上去聪明、尖刻、不太有热情，但不知是什么东西使他决定在一面之交后追我，那时我还处在矮个子前男友带来的恐男症中，我宁可在一堆女人里面寻找友谊。
但他十分有耐心地与我周旋着，在听我说完前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后，他站起身来，说“你瞧我挺高，心眼不坏，想法也很简单，我只是想深入认识一下你，仅此而已。”
当天晚上，他就成功地对我做了一次深入而全面的认识，从乳房到脚趾，从喘息到尖叫，从一滴小水珠到整个欲望的大海。
他的身体颀长优美，他的蛋蛋温暖干净，含在嘴里的时候可以领略到性爱赋予对方的无条件信任感，他的阴茎旋转抽升的感觉像带着小鸟的翅膀，他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性爱方式治疗了我的灰色记忆，恢复了我对待性的正常态度，甚至他仔细耐心地教我如何分别阴蒂性高潮与阴道性高潮（曾经有一本书告诫说前者是坏的，神经质的，后者是好的，成熟的），有好几次他总是让我同时获得这两种高潮。
最后他让我相信，我是个比许多女人都幸福的女人。因为据资料统计，约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女人在性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百分之十的女人一辈子一次高潮也没有。这是一个让人惊讶不已的数字，也是推动每个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持久不衰的内在动力之一。老弗洛伊德在100年前就说，力必多无处发泄时，它就会转变为各种社会政治行为、战争、阴谋、运动等等。
与叶千相处的几个月里正逢我的小说出版，我的精神处于浮躁、兴奋难捺的状态，叶千和他带来的性，正是针对这种状态应运而生的。尽管这样的性经历难以避免地带着某种失落某种空洞，女人的天性中总不自觉地把性与精神之爱联系得更紧一点。随着小说集《蝴蝶的尖叫》以第一版告终，我的口袋里又听不到几个铜板作响（我原先希望这本书会带给我一笔钱财），我们也风平浪静地分了手，不吵不闹，不伤感也不亢迸，总之非常科学非常无害地分手。
天天是与我以前有过的男人都不同的类型，他是一个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的胎儿，他的复活依赖于一种毫无杂质的爱情，他的最终死亡也与爱情脱不了干系，他不能给我完整的性爱，我也做不到守身如玉。一切都是不可捉摸的，我的爱可能更多地来自于自身被需要的程度，他需要我多少，我的爱应该有多少。天天如氧气如水般需要着我的存在，我们的爱情就是一种最奇形怪状的结晶，一切来自于偶然，一切来自于笼罩在命运上的被压抑着的细微的气氛。
初秋季节，空气里带着丝烟草或汽油般干爽的味道。
我的编辑在电话里问我，“手头这部新书写得怎么样了？”
“还好，”我说，“可能我会需要一个经纪人。”
“什么样的？”她好奇地问。
“可以帮助我实现梦想的，同时防止像上一本小说集那样不讨好的结局出现。”我说。
“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梦想是年轻、时髦、聪明又有野心的女人的梦想，我的新书为这样的女人而写，还应该有个巡回全国的新书宣传派对，我穿着黑色露背装，戴着夸张的面具，地板上铺满我的书的碎片，人们踩在这些碎片上疯狂跳舞。”
“天哪，”她笑起来，“你够疯狂的。”
“它可以实现。”我说，对她的笑不以为然，臭不可闻的文坛就像金庸笔下的武林，有正道与邪道之分，而不少正道人士就爱做道貌岸然，口诛笔伐的事情。“去实现它只是需要金钱和智慧。”
“好吧，”她说，“有一些作家在上海开笔会，其中有个稍长你几岁的女孩子，嫁了个著名评论家后总是渴望从丈夫掉在地板上的头发中寻找灵感，非常有意思。你也许可以和他们见一见面，这有好处。”她说了新乐路上的一家餐馆，她也会在那儿。
我问天天想不想和我一起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