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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天天想不想和我一起去见那些作家，他装作没听见我的话。他对作家有根深蒂固的坏印象。
我为挑选什么样的衣服踌躇了半天，衣橱里的衣服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一种混淆性别，宽大，低色调，穿上像幅中世纪的油画，另一种则是紧身的带着股狐气的小衣服，穿上后像“007”系列片里的猫女郎。我扔了枚硬币，选了后者。涂紫色唇膏和紫色眼影，配上豹纹手袋，西方60年代的嬉皮复古装束，正在上海某些场所兴起。
出租车带着我晕头转向地在街道上兜来兜去，开车的司机是个刚上班没几天的新手，一不留神又兜回了老地方，而我基本上是个路盲，一点方向感都没有，只会尖叫，我们两人一路上把对方弄得神经兮兮的。看着计价器上的数目一下下往上跳，我威胁说，“我要投诉，”司机不说话，“因为你在损害顾客的权益。”我加重语气。
“好吧好吧，大不了我不收你的钱。”
“哎，就在这儿停吧。”我及时地叫了一声，车窗外掠过一片熟悉的灯光和大玻璃窗，玻璃后面有不少黄头发攒动，“对了，我在这儿下车。”我临时改了主意，既然车子怎么也开不到新乐路上的餐馆，我只好放弃和作家们的聚会。在Kenny的阴阳吧（Y。Y）寻点开心吧。
阴阳吧分为上下两层，穿过长长的楼梯下去，位于地下室的跳舞场正呈现一种快活的气氛，酒精、口水、香水、人民币、肾上腺激素的气味就这样飘来飘去，百老汇式的轻喜剧气氛，我看到我喜欢的DJ香港人Christophe Lee正在叼台上，他也看到了我，冲我做了个鬼脸，音乐是House和Trip‘Hop，都是酷毙的工业舞曲，如暗火狂烧，钝刀割肉，越跳越高兴，越跳越爽，直跳到人间蒸发，直到大脑小脑一起震颠的地步才是最高境界。
周围有不少金发洋人，也有不少露着小蛮腰以一头东方瑰宝似的黑发作为招揽卖点的中国女人，她们脸上都有种婊子似自我推销的表情，而事实上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类跨国公司的白领，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妇女，有些还留过洋，有私家车，做着某个外资公司的首席代表（简称“首代”），是上海800万女性中的佼佼者，可跳起舞来脸上都是统统暖昧的样子，真不知道她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专做跨国皮肉生意的娼妓，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的长发（以供洋鬼子压在身下性趣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的神奇毛发），一般会说基本的英语（如“one hundred for hand job，two hundreds for blow job，three hundreds for quickie，five hundreds for one night。”），喜欢对着目标以性感的慢镜头舔嘴唇（可以拍成一部热门电影，叫《中国嘴唇》，专门描述洋人在上海成千家酒吧的艳遇，艳遇从舔嘴唇开始，各种各样的嘴唇，丰肥薄瘦，黑嘴唇、银嘴唇、红嘴唇、紫嘴唇、涂劣质唇膏的、涂兰寇、CD唇膏的……由上海众风月女性主演的《中国嘴唇》将超过由巩俐和杰米利·艾伦斯主演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盒子》）。
我跳起舞来就幻觉连篇，灵感如泉涌，这是身体过度解放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贴身女秘书拿着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跟着我，尤其在工业舞曲里跳舞的时候，她应该记下我所有的幻觉，那远比我坐在书桌前写棒一千倍，多两千万倍。
我已经记不清身处何地，空气里有股大麻烟（或雪茄烟）的味道，这股味道在我大脑皮层右下方某部位找到了感觉回映区，我想我已用跳舞吸引了不少男人的目光，我跳得像个伊斯兰后宫里的一个最受宠的妃子，也像蛇发女妖美杜莎。男人们总在一瞬间渴望与一个妖女性交然后被妖女吃掉，世上就有一种雄蝎子，永远被它们的性伴侣在交媾以后消灭。
我看到我肚脐眼上的那枚银环在灯光魅影中急速闪灵，像开在我身体上的一枚小毒花，一只手从背后搂住了我赤裸的腰，我不知道这是谁，但我不是很在乎，当我微笑着转头，看到了马克那一张轮廓动人的脸。他居然也在这里。
他俯下脸来贴着我的脸，在音乐里对我呼出热呼呼的气，他肯定喝过一种叫“James‘Bon”的马丁尼酒，他的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清他在说他想要我，就在此时此地。我昏头昏脑地看着他，“这里？……现……在？”
我们在二楼不太干净的女用洗手间里挤作一团，音乐己隔得远了，我的体温渐渐降低，我还是睁不太开眼睛，但我挡住马克的手，“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用梦游般的声音问他。
“在做爱。”他用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词，脸上并没有任何轻佻的东西，相反我觉得他的蓝眼睛一点都不冷漠，那儿泛着像圣桑《天鹅》那样的柔波，即使在这样一个有异味的洗手间里，你永远不会理解纯粹的情欲何以会激起如此这般的亲密无间！
“我觉得这样糟透了，像犯罪，更像……受刑……”我喃喃地说。
“警察找不到这儿的，相信我，这一切都是完美的。”他的措词像一个急于求欢的骗子，把我顶在紫色的墙上，撩起裙子，利索地褪下CK内裤，团一团，一把塞在他屁股后面的口袋里，然后他力大无比地举着我，二话不说，就准确地戳进来，我没有其他的感觉，只是觉得像坐在一只热呼呼而危险的消防栓上。
“You bastard！”我控制不住地说粗话，“快放我下来，这样不行，我像一只墙上的母猴标本。”
他狂热而沉默地注视着我，我们换了姿势，他坐在抽水马桶上，我坐在他身上，取女位姿势，并且自己来掌握性敏感方向。有人在敲门，而厕所里一对变态男女还没完事。
高潮还是在恐惧与不适中降临了，又一次完美的高潮，尽管姿势很别扭，尽管在这么个有些臭的洗手间。他推开我，拉一下水阀，随着旋转的水一堆秽物很快消失了。
我哭起来，这一切不可解释，我越来越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我突然觉得自己比楼下那些职业娼妓还不如。至少她们还有一份敬业精神和一份从容，而我别别扭扭，人格分裂得可怕，更可恨的是我还会不停地思考、写作。我不能面对洗手间那一面幽暗的镜子中自己的脸，什么东西在我体内再次流失了，一个空洞。
马克抱住我，“原谅我”，他不停地说“Sorry，Sorry”，把我像死婴一样搂在怀里，这更令人难受。
我一把推开他，从他屁股口袋里拿出内裤穿上，整理了一下裙子，“你并没有强奸我，没有人可以强奸我的，你不要老是说Sorry、Sorry，那很不礼貌的。”我冲他低低地吼了一声，“我哭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难看死了，哭一哭就会舒服点，你知不知道？”
“不，你一点都不难看。”马克的脸上满是德国人特有的严肃表情。
我笑起来，“不是，我的意思是终有一天我会死得很难看。因为，我是坏女孩，上帝不喜欢坏女孩，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自己。”
我说着，又哭起来。
“不，不，我的蜜糖，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真的，CoCo，我越来越喜欢你。”他的眼睛里无限温柔，在厕所灯光下无限温柔又变成无限哀愁，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欲念再次浮出来。
开始有人在敲门，看来是哪位女士忍无可忍了。我吓坏了，他做了个禁声的手势，镇定地吻我，门外的脚步声走远了，我轻轻推开他，“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们还会不小心碰到，上海很小的，你知道。”
我们从洗手间迅速地走出来，“我要走了。”我说着，朝门外走，他执意要开车我送回去，我执意不肯。
“好吧，”他对一辆出租车招招手，从钱包里取出一张钱放到司机手上。我没有阻止他这样做，我坐上车子，隔着窗对他轻轻说，“我还是不太舒服，有罪恶感。”“那是因为我们做爱的地点不对，它事后会来影响你的情绪。”他伸脸过来吻了我一下，我们都没提到天天，自欺欺人地不去提。
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有个家庭主妇在向“相伴到黎明”的热线主持人倾诉心声，丈夫有外遇，但她不想离婚，她希望另一个女人会自动消失，她不知道怎样夺回丈夫的心。我和司机都默不作声，城市人习惯于心不在焉地听着别人的隐私故事，没有同情心也爱莫能助。车子开上高架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片灯火海洋，如此灿烂，如此惊人。我想象着这一刻遍布上海各角落的灯火阑珊处有多少故事在发生着，有多少喧嚣，动荡和厮杀，有多少难以想象的空虚、纵情，欢爱。
天天还没睡，他和小猫线团依偎在沙发上，手上拿着一个拍纸簿，给他那远在西班牙的母亲写一封长长的信。我在他身边坐下，线团跑开了，他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里一惊，怀疑他又嗅到了一丝陌生男人的气味。要知道马克身上还有股淡淡的狐臭，我一直很享受这股淡淡的动物味道。
但天天清冷如寒水似的眼睛使我受不了，我神经质地站起来，向浴室走去。他低下头继续写信。
热水哗哗放着，水蒸气慢慢地在浴室惟一一面大镜子上凝结，看不见自己的脸了。我吐了口气，没人，一缸冒着烟的热水，放松下来，有什么麻烦来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藏入一缸热水中，水那么热，一大把头发像黑色睡莲一般浮在水上，能回忆起来的都是一些快乐的事，优美的事。
我回忆小时候总是偷偷溜上外婆家的阁楼，阁楼上有一把坏掉的老式皮转椅，一个四角包铜的红木大箱子，箱子上堆满了灰尘，打开箱子，里面有几只用蓝瓷烧出“Salt”字样的瓷瓶，一些做旗袍剩余下来的边角料，还有一些古怪而无用的小玩意儿。我总是坐在破皮椅上一个人玩那些小玩意儿，天色在小小的老虎窗外一点点黯淡下去。“倪可，”外婆在叫我，我假装没听见，又一声，“倪可，我知道你在哪儿，”然后看到外婆胖胖的身影从楼梯上升上来。我飞快地把箱子关上了，可我的手脏了，衣服也脏了。外婆生气地说，“不要再爬来爬去玩了，这些东西你要喜欢我就送你做嫁妆吧。”可是后来因为市政府造地铁，那幢由法国人建于1931年的老楼动迁，大家都乱哄哄地搬了家，所以小时候玩过的宝贝都不见了。
我伸了伸脚，想起小时候往事总像隔了老远看前生前世。除了那种温柔之情，什么都像假的。这时，浴室的门被推开，天天走进来，他的眼睛红红的，走到浴缸旁边蹲下来。
“信写完了吗？”我轻声问。
“写完了，”天天说，他沉默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让她打消来上海开餐馆的念头，我去奶奶家时也说了这件事，奶奶说她来得正好，要找她算一笔账……我也不想让她来，宁可就这样一个人混下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的声音极其阴郁，当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的眼泪流下来。
“CoCo，无论怎样，你都不要对我说谎。”他凝视着我的双眼，一把无形的凿子凿开了心脏上的一层粉红色薄膜，一股浓重的令人惧怕的寂静像血液一样渗透了四周，然而越是相爱无望，越是把你藏匿进一个深深的谎言，沉沉的梦里。
“我爱你。”我一把抱住他，闭上眼睛，我们的眼泪掉迸浴缸里，浴缸的水越来越烫，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像烧沸的血浆一样吞噬了哽咽和悸动。从这一夜起，我就发誓永远不会让他知道马克其人其事的存在。一丁点儿都不能，我不想让他死在我手上，死在我的艳遇上。
十二、草地派对
反对单调，拥护多样性，
反对拘束，拥护不受拘束的狂热反对一致，拥护等级
反对菠菜，拥护带壳的蜗牛
——萨尔瓦多·达利
下午，秋天的太阳照耀街道和人群，留下一抹抹轻而淡的影子，树木上已萌生秋意，一片片叶子像渐渐发黄的昆虫标本挂在树上。风吹在人脸上，一阵凉意。
一些事件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迭二连三地发生，使你注意不到季节变得如此快，时间过得如此容易。
天天真的去了一家生殖健康医疗中心，第一天我陪着他一起去。
走进那幢楼的感觉不太好，空气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压抑人的身体，走廊、招贴画、医生的脸都干净得过分。看病的医生戴着大眼镜，目无表情，他一边询问着天天有关问题，一边在病历卡上重重地写着什么。
“第一次遗精什么时候？早上会有自然勃起吗？平时看那种书或看那种电影会有反应吗？成功的性交一次都没有吗？——我指的是能顺利插入并持续三分钟以上时间，平时身体还有什么异常反应？”
天天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他的额头满是细细的汗珠，说话都很难说完整，我想此刻只要我伸手拉起他他就会飞快地跑出这个房间。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到天天被领进旁边的治疗室，他看上去很糟糕，随时会昏倒似的。在他走进门的时候他突然用一种充满惊惧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用手捂住半边脸，这对他来说太残酷了。
漫长的等待，治疗室的门开了，医生先走了出来，接着是天天，他低着头，没看我一眼。医生在诊断书上刷刷地写着，他对天天说，“你的生殖系统很正常，调整心理才是关键。”他建议天天参加一个医院的精神治疗小组，外加一些药物辅助治疗。
天天的日常生活突然地多了一项内容，每周去一趟生殖健康医疗中心，每次在那儿呆上几小时。也许使他迷恋的并不是治疗本身，而是那儿有一群与他类似的难言之隐的受害者。大家坐成一圈轮流发言，在一种默契中交换各自的痛苦，生活的压力，按照我的朋友心理医师吴大维的说法，集体受难的气氛有助于排遣个体的内心焦虑。
但很快地，天天对医疗中心和那个小组感到厌倦了。他与小组其中的成员一个叫李乐的年轻人产生了友谊，不时会邀请他参加我们这个圈子的活动。
秋天适宜于在户外聚会，我们在兴国宾馆搞了一个草地派对。周末下午的太阳懒洋洋地照在身上，风把附近的一个小医院的来苏水味带过来，让鼻子有点痒痒的，四周的景色很美，植物和建筑参差映衬着，暖烘烘的秋色。
格子布摊在草地上，一些看上去诱人的食物摆在上面，朋友们像棋子般散落在四周，或躺或坐，像马奈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那些洋溢中世纪中产阶级情调的生活场景一直是我好奇而向往的。再则过多的室内生活也太闷了，思考、写作、沉默、梦境、想象都可以让人濒临发疯，科学家毫无人性的实验证明了把一个人单独关在封闭的屋子里四天就足以使之像失控的弹子蹦出窗台。人要发疯是容易的。我父亲在最近写给我的明信片上（他正和母亲在杭州旅游）写着一句：“女儿啊，多去户外走走，草地和新鲜空气才是生活对一个人最珍贵的馈赠。”他现在都用一些类似格言警句之类的东西与我做交流与沟通。
李乐也来了，穿脏兮兮的式样新潮的衣服，他是个瘦小的长着一双大眼留着光头的男孩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说诸如“我操，Shit”之类粗话，并且老爱神经质地捏鼻尖，把鼻尖捏得又红又尖。我不喜欢他。据说他从10岁开始就追逐比他年长的女性，11岁被小学同班同学的妈妈诱好，过早地失了童贞，此后他跟五十多个妈妈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