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五十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一次盛大的历史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此时，离1945年的中共“七大”已经整整十一年了。
为着起草中共“八大”文件——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等，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处于高度忙碌之中。
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三位秘书写了这么一封信——
伯达、乔木、家英同志：
（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
（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4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所致开幕词，最初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后不满意，以为“扯得太远”，改由田家英另起一稿。
胡乔木主要忙于和陈伯达一起起草政治报告。另外也协助周恩来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中共“八大”，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紧接着，在中共“八大”闭幕的翌日——9月28日，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当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是：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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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2）
从此，胡乔木参加中央核心会议，不再是列席者，而是出席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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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
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把一个大任务交给胡乔木：写一篇大文章，驳斥赫鲁晓夫！
这篇文章便是著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中共和苏共产生严重的分歧，是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
2月24日夜，苏共“二十大”举行重要会议。苏共没有请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其中也包括中共代表团。虽说他们事先向中共代表团打了招呼：“我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但是对于别的党就不一样了。只是不便于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请你们原谅。”
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夜。赫鲁晓夫通宵达旦作了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苏共倒是真的没有把中共代表团当成外人。很快的，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送给了中共代表团。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地否定了斯大林，批判了个人崇拜，引起了中共代表团的震动。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由于团长朱德还要继续出访，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由邓小平带回北京，毛泽东读了秘密报告震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为之震惊了。
毛泽东指出苏共“二十大”两大原则性错误：其一，全盘否定斯大林；其二，所谓从资本主义“和平过度”到社会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的“离经叛道”的行径，决定公开予以驳斥。
毛泽东嘱咐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阐述中共的观点。于是，陈伯达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文于1956年4月2日打出清样。毛泽东嘱“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然后于3日下午召集上述人员开会讨论，进行修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本是《人民日报》社论，临发表之际，毛泽东改署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泽东亲笔在标题之下，加了这样一句话——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这篇长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首次开始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引起世界瞩目——虽说行文是婉转的，只在字里行间透露了中共与苏共意识形态差异。
那时，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理所当然地使资本主义阵营为之兴高采烈。
于是，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于是，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写了题为《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于1956年11月3日发表。
胡乔木写道：
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是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最重要的支柱。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的一致，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兄弟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虽说中苏双方都强调了“友谊”、“合作”、“团结”，而且还强调这是“万岁”的，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正日益加剧。于是，就在那篇“团结万岁”的社论发表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文按照类似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讨论范围加以讨论。发表时，仍照前例，在标题之下加了一行字：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
这篇长文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
这篇《再论》，一时间震撼着国内外。在中国，此文成为每一位中###员、每一位中国公民必须学习的文件；在国外，众多的记者、政论家、政界人物，在反反复复琢磨着这篇文章。
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过《再论》，深表满意。
胡乔木在《再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在1956年4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11月11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
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
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
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篇长文点的是铁托，实际上批判的是赫鲁晓夫。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的主要敌手是蒋介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以美国为主要对手；自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了与赫鲁晓夫——被他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较量。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的笔，跟随着毛泽东：四十年代抨击蒋介石；五十年代初抨击美国；眼下转为抨击“现代修正主义”了。
《再论》已作为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库。迄今，仍为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的国内外专家们所引用。
《再论》成了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峰巅之作。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枝笔”，他已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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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平常的春天”里（1）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随着毛泽东走过那些严峻的岁月。
跨入1957年，毛泽东开初的步子是正常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三天之后，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4月30日
毛泽东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遵毛泽东之嘱，胡乔木关照《人民日报》转载李文，当时加上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语”：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将李文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重视李汝祺的文章，因为他在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最初的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访问过李汝祺的高足谈家桢教授，据告，遗传学曾一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还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于4月26日致函胡乔木，批评了《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毛泽东这一批语，是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胡乔木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5月2日，《人民日报》列出胡乔木所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整风运动的意义。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报》的社论说中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题为《走向反面》，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文章上批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八个大字，并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是“内部文件”，署名也就相应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这“内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署名又改为“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意味着大转弯。此文直至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于1977年4月公诸于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后了。
毛泽东写道：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说，教条主义虽“左”，不过是方法问题罢了。
毛泽东又以为：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2）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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