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胡乔木是很合适的发展对象。这样，由嵇荫根作介绍人，胡乔木于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胡乔木在镰刀铁锤大旗之下，奋搏了一生。
胡乔木加入中共之后，依然做他擅长的工作——宣传。他在盐城创办了《海霞》半月刊，三十二开，宣传反帝反封建。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只是他不便出面，请乔冠华的长兄乔冠军担任主编。那时，乔冠军是当地小学教员。
胡乔木从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著作的英译本转译了小说《凡卡》，发表在《海霞》上。
《海霞》出了三期，便陷入经济困顿的窘境。盐城毕竟是小地方，《海霞》成本高，售价也高，销路不好。
看来，办杂志不行，那就改办报纸性刊物——《文艺青年》。每期八开四版一大张，价格比《海霞》低得多，销路也就好一些。《文艺青年》是周刊。为了使刊物有上乘之作，胡乔木特请正在清华大学上学的乔冠华，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短篇小说。还翻译、发表了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在胡乔木的苦心经营下，《文艺青年》出了五期。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共（2）
胡乔木还发展了邱剑鸣（胡扬）入党，发展妹妹胡文新（方铭）入团。他起草了《告盐城人民书》，油印成传单，和邱剑鸣以及妹妹胡文新等在深夜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
盐城的国民党政府注意起中共的地下活动。胡乔木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阜县委书记（那时中共盐城及阜宁县委已合并）嵇荫根被捕，很快就叛变。嵇荫根供出了两名中###员之后，便带人直扑贫儿院，去抓胡乔木。
贫儿院的门房不错，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去告诉胡乔木。知道情况不妙，胡乔木急忙躲到贫儿院隔壁邻居家的床底下。贫儿院的院长、胡乔木的三姨父出面，跟嵇荫根周旋。三姨父声称胡乔木绝对不会是共产党，况且眼下又外出了。嵇荫根虽明知胡乔木是中###员，无奈搜遍贫儿院找不到胡乔木的身影，只得勒令胡乔木的三姨父写下“保证书”。
这么一来，胡乔木难以在盐城立足，悄然南下，避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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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浙江大学校长的死对头
父亲胡启东希望胡乔木还是上大学为好。胡乔木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于1933年秋考入浙江大学外语系。
就在胡乔木进入浙江大学不久，一份名叫《沙泉》的壁报，引起了校长郭任远的注意。就壁报的内容而言，虽然带点左翼的色彩，总的来说还是温和的。校长的目光，凝视着壁报上的一张图片。这图片显然是从什么现成的报刊上剪下来的，那是一位苏联农民扛着一把锄头。论图片内容，似乎也没有太犯忌的地方。然而，郭任远却看出，那图片显然是从《中国论坛报》上剪下的！
郭任远追查《沙泉》是谁编的。一查，编稿、写稿、抄稿，由胡鼎新一人包揽。
上一回，是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找胡乔木谈话；这一回，则由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找他谈话。
郭校长直截了当：“你那图片，是从《中国论坛报》上剪下来的，而该报是共产党办的。你从哪里弄来《中国论坛报》？”
胡乔木故作惊讶：“《中国论坛报》是共产党办的呀？我不知道。我在路上拣到一张报纸，见到这图片不错，就剪了下来。”
从此，那“沙漠之泉”——《沙泉》被取缔了。胡乔木也受到了注意。
那时，他从盐城仓促出走。在上海，他遇见同乡陈延庆（王瀚）。陈延庆手中有中共地下刊物《中国论坛报》。
胡乔木到了浙江大学，单枪匹马办起了《沙泉》。那图片，是从陈延庆寄来的《中国论坛报》上剪下来的。
胡乔木不办壁报，在外文系组织了读书会。读书会秘密地组织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由于都是外文系的学生，能够直接阅读外文原著。
后来，学校里发现共产党印发的传单。校长郭任远又找胡乔木谈话。显而易见，校长已经“盯”上他了，尽管那传单并非他印发的。
1935年，一桩小事诱发了浙江大学一场风暴：两个大学生在打网球，两个教员也想打网球，便赶走学生。学生以为教员太不讲理了，争了起来，以致打了起来。教员告到校长那里，郭任远下令开除那两个学生。这下子激起了学生们的公愤，全校成立了罢课委员会，跟郭任远对着干——那委员会又称“驱郭委员会”。胡乔木是主要成员之一。郭任远斗不过学生们，只得表示辞职。
胡乔木抓住这个机会，提议为郭任远开盛大的“欢送会”。会上，胡乔木作了精彩表演。他来了个反话正说，含着“眼泪”，大声地诉说：
“我们敬爱的郭校长要走了，实在是太可惜了！郭校长真好，他那么关心我们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提倡打网球！他又那么关心我们的壁报，连一张图片都仔仔细细地看，还要弄清楚图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郭校长实在太好了，他一走，浙江大学全体学生都哭了！”
台下，一片哄笑，同学们笑出了眼泪！
郭任远恨透了胡乔木，搞了个小动作，把胡乔木的成绩从八十多分改成五十五分。于是，以成绩不及格为由头，勒令胡乔木退学。
这时，教务长费巩教授看不下去，他找胡乔木谈话，给他开了“休业证明”，帮助胡乔木转学。
于是，胡乔木离开了杭州，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出任“文总”书记
也真巧，当胡乔木被浙江大学勒令退学，来到上海，妹妹方铭在苏州也遭勒令退学，来到上海。
方铭那时在苏州中学上学。1935年“三八”节，方铭在学校里张贴壁报，介绍蔡特金，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妇女获得解放。于是，学校勒令她退学。
她跟二哥胡乔木一起，在上海闸北江湾路租了房子，住了下来。
胡乔木很快跟那个寄《中国论坛报》给他的同乡陈延庆取得了联系。陈延庆高高的个子，人们总是喊他“大陈”、“长子”。他在1932年加入中共，是复旦大学的学生。
胡乔木到上海不久，担任了中共上海东区区委委员。
那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警察搜去，也就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处于孤军奋战之中。
“大陈”带着胡乔木，来到“社联”。“社联”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中共领导下的左翼组织，成立于1931年5月20日。何干之、艾思奇、陈延庆当时都是“社联”的领导人物。胡乔木参加了“社联”工作。不久，胡乔木担任了“社联”常委。
“社联”乃“文总”的下属组织。“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在中共领导下于1930年7月成立。
“文总”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下属组织除了“社联”外，还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世界语小组等八个左翼文化团体。“文总”还创办了《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刊物。1935年夏，胡乔木出任“文总”的宣传部长。
胡乔木结识了周起应。周起应即周扬，比胡乔木年长四岁，湖南益阳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委”亦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着“文总”。胡乔木是通过王中民，跟周扬结识。周扬颇为欣赏胡乔木的才干。当“文总”书记陈处泰被捕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的书记，而陈延庆则担任“文总”的组织部长，邓洁为宣传部长。
方铭记得，那时胡乔木忙极了，每天总是深更半夜才回家。
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写及：
“据我记忆，‘左联’党团书记仍为周扬，行政书记是徐懋庸；‘社联’党团书记仍为钱亦万，行政书记是李凡夫（王翰、陈家康为党团成员）；‘剧联’党团书记是于伶（张庆、章泯等是党团成员）；电影小组照旧。由于戏剧、电影方面的党组织除了赵铭彝被捕之外，骨干没有受到损失，于伶、张康、石凌鹤、司徒慧敏、吕骥、张曙这几个人可以担当起实际工作，所以周扬要我分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胡乔木、邓洁取得了联系。”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92…29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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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1）
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艰难中孤军作战，既面临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又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的公开发表，使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欣喜若狂，这才知道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不过，中共中央尚未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取得联系。
1935年11月，一封署名“S3”的密信，终于从莫斯科辗转送到鲁迅手中。鲁迅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转交给茅盾，茅盾再转给周扬。于是，周扬、夏衍、胡乔木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S3”，亦即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诗人，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
萧三的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存在关门主义倾向。他提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
不言而喻，“S3”的密信，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同意“S3”的意见。于是，“文总”宣布解散，“左联”也随之解散，另行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以适应抗日救国的新形势。
中共成立了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邓洁为书记，胡乔木为宣传部长，陈延庆为组织部长。那时，上海属江苏省。“江苏临委”领导着中共在上海的工作。
1936年4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极为秘密地来到上海。他会见了鲁迅，也与胡风接触，而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对于他的到来竟毫无所知。显然，由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跟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颇久，这位肩负重要使命而来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谨慎态度。
陕北方面选派他前来上海，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他原本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与鲁迅也有着颇深的友谊。只是在1933年秋冬之间，他在上海四川北路（那时叫“北四川路”）被国民党特务盯住。他来到海宁路，那特务仍然紧盯，而那里行人颇多，于是急中生智，突然回过头来跟特务打架，同时大呼“绑票、绑票”。特务措手不及，被路人围住，他趁机溜之大吉。不久，他奉命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来到红都瑞金。后来，他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
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对于周扬他们的不信任态度，可从鲁迅1926年8月所写的著名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看出。鲁迅写及“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即夏衍、阳翰笙。从此，周扬等四人有了“四条汉子”之称。虽说胡乔木不在“四条汉子”之列，不过，他也属于不被信任的范围。
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一个多月，周扬他们才从别人那里风闻延安派来要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得知来人乃是冯雪峰。周扬他们求见冯雪峰，冯雪峰终于答应。不过，彼此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
这时，胡乔木也与冯雪峰见了面。冯雪峰要求中共江苏临委暂停发展党员工作，必须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已经入党的党员，要做重新审查的工作。
在派出冯雪峰之际，中共中央又派出刘少奇前往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大力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北方局派人来沪，带来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刘少奇的秘书的信，跟胡乔木取得了联系。不久，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北方局的文件。这样，中共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作战的年月。
然而，中共江苏临委的一位委员，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个委员与某女子相好，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
特务们在跟踪这个委员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共江苏临委书记邓洁。于是，邓洁也被捕了。
中共江苏临委不得不迅速改组，由李凡夫担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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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2）
胡乔木仍为临委成员，但他隐蔽起来，原本他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福煦里，此时赶紧转移。
于是，上海新闸路的培明中学，来了一位新的教师。校长是盐城人，新教师是校长的同乡。新教师教英语课，看来还颇为在行。此人便是胡乔木。据估计，国民党特务可能会盯上他，党组织叮嘱他在外边少露面。正因为这样，诸如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营救“七君子”运动，胡乔木也没有参与。
终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的通知，要他离开上海，和李凡夫一起，前往延安。
据1992年10月3日新华社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载：“胡乔木同志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据方铭回忆，胡乔木离沪，是在1937年3、4月间，不是7月。胡乔木离沪时，方铭去送行，记得他穿一件夹大衣。考虑到上海北站的特务多，胡乔木和李凡夫特地前往上海远郊火车站——真如站上车。
据说，李凡夫后来曾笑谓胡乔木，临行前，冯雪峰曾叮嘱，一路上要“监视”胡乔木。
李凡夫的话，倒也不假。虽说在解放后，冯雪峰跟胡乔木关系很不错，不过，那时冯雪峰对胡乔木确实有着戒心，如同那时冯雪峰对待周扬他们不信任一样。
在胡乔木之前，邓洁获释出狱，先去了延安。
胡乔木从上海来到延安，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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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
胡乔木初抵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时，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他是中###员，这当然确实无疑，李凡夫、邓洁都能为他证明。然而，他的党龄从何时算起呢？
胡乔木是在1932年加入中共。可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后来被捕、叛变，带人前来抓他。他在仓促之中逃离盐城，失去党的组织关系。
在上海，1935年5月，由陈延庆介绍，胡乔木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
胡乔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说明了以上情况。由于他在盐城入党没有人证，组织部的组织科长对他说，那就只能写1935年入党了。
从此，胡乔木填履历表，一直写“1935年在上海入党”。
在他1982年9月当选中共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他的简历上仍写“1935年入党”。
后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调查，这才确认他是在1932年入党。这样，盐城党史上的“悬案”，也随之解决了：因为胡乔木在盐城发展了邱剑鸣入党，倘若他那时还不是中###员，邱剑鸣入党又从何谈起？
二十五岁的胡乔木来到红都延安，他对这里一往情深。这里是他走向成熟的地方，这里是他一生中黄金岁月的所在。正因为这样，他死后，他的骨灰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