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人物- 第4部分

　　　　今按光绪七年，正是世凯二十二岁，他已天南地北在国内游历几处通都大邑了，原来他十二岁时，即随父保庆由河南故乡往江南盐巡道任所，他从小就膂力过人，胆大而好驰驱，在江南有暇即控马怒驰，登览清凉山雨花台名胜，“诸兄惧其颠，戒止之不能也”。后来他父亲将他送到北京读书，“使为应试文字，而彼好读兵书，师禁之，学愈力”，结果两应乡试不第，遂倾箧中诗文焚之，曰：“男儿自有大业作为，乌能龌龃久事此。”因往投吴长庆军门——这是一向袒袁的尚秉和在辛壬春秋中于世凯少年事迹的描述。推测尚君行文的主意是尽力想反映出世凯从小好读兵书、好驰驱的个性，以为异日“练兵大业”的张本，但在今日看来，这些记述倒正是黄远庸君所谓“种种限制不足以羁縻袁公”话语的最好注脚，换句话说，他的遁甲术是从小学习了的。

　　　　啬翁年谱中的吴公，就是吴长庆，他是世凯的姻长辈，只可惜他不明了世凯的来意，以致要他做“制艺文字”，岂世凯所愿为？但无路可走，只好忍耐。及光绪十年吴长庆调防金州，命他留守朝鲜，而“不两月，即自结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已”。虽颇有令吴长庆难堪者，但世凯一生的事业基础却从此奠立了。平定朝鲜内乱手段的敏捷，不仅使李鸿章大加赞赏，更使日本人也为之惊诧注目，因为当时他还不过二十五岁哩！但就中国传统的做人处世哲学看来，世凯这样抛弃长官前辈的作风是大可疵议的，张季直先生因此“移书切让之”，并从此不与他通音讯，以示精神道德的制裁。但在清末政风士习浇薄的情势下，世凯却“好事我自为之”。

　　　　自光绪十年朝鲜内乱平定后，世凯告归，他在天律谒见李鸿章，极蒙赏识，因为李一向是好弄权术的，而今一个二十五岁的少年也能“耍这一套”，当然更加激赏。翌年，李鸿章、伊藤博文《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朝鲜内部颇有人主张结俄以自重，清廷忧之。是年八月，鸿章乃命世凯护送大院君李昰应回韩，以分其势——这时世凯的官衔不过是“同知”，鸿章特为其上奏清廷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持大体，为韩人所重，宜优其权限，办理朝鲜交涉通商各事，略示与闻外交之意”；“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乱，皆身在行间，操纵合宜，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宜隆其位望，使稍有威风，以资坐镇”——由此可见鸿章是如何地推奖世凯，因此朝廷特准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于是世凯就从此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三品衔升用道袁某某”的“威风”为韩国代治其军，并且干涉其内政财政而指导之。蒋廷黻先生说：“这时的袁世凯隐然是朝鲜的太上皇。”足以说明当时的世凯是不仅以“稍有威风”为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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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伊藤博文是当时东亚政治舞台上的两大人物，李氏既然巨眼识枭雄，重用袁世凯；伊藤当然也不致有眼无珠放过这一人物的。因此，当光绪十二年，日本改政制，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内阁大臣后，就对清廷驻日徐公使表示：“欲与中国结好，并愿联络朝鲜。”且“愿望现驻朝鲜之袁世凯至东京一晤，面商中日朝和局”。同时日本驻天津领事也奉政府令面谒李鸿章，提出这一请求。据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分析日本的用意说：“盖初派袁赴朝时，日廷啧有烦言，谓彼曾带队在韩击败日兵者，显非睦谊，但今则袁某才识可倚，绝无他虞，日廷探知袁驻韩办理各事，均甚妥洽，又求赴日联合，似可藉释前嫌。”因此鸿章允许日人“少迟即行”，但结果没有实现，可是世凯在当时国际政局上的分量已显现了。◆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光绪十四年七月，世凯驻韩三年届满，应该告归了，事前李鸿章特为此函商总理衙门说：“该升道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当之处，鸿章一再告诫，近来历练较深，尚能慎重自持。往年两次遣兵定乱，该道身在行间，为彼中士民所信服，旋经派往专驻，遂觉久而愈亲。韩王之心日离，其政亦日紊，该道随宜纠正”；“所补救者颇多，而其为韩王及各西员所畏忌亦正在此，该道亦以此自危”。“鸿章再三审度，似未便一意坚留，惟代者一时竟难其选”，“该员职分虽微，于东方大局属邦维系之道，关系綦重，操纵两难”。——鸿章是最自负的，很少这样夸奖人的，可见他对世凯是如何地另眼相看了。鸿章的态度既如此，总理衙门也就复以无适当人选要世凯留任了。从此时起，世凯在韩的一切作为，更不免有过火的地方，因此不仅引起韩人的反感惹致日本的嫉忌，加紧侵韩的工作，甚至素无领土特权野心的美国也在光绪十五年致照会于清廷询问：“中国派驻朝鲜袁姓官系何等职位？闻袁姓官员向在该国，无论各国驻高大臣有何公事会议，彼均弗肯众议。”可见世凯当时如何的自大傲人，但因鸿章始终支持他，一直在光绪二十年甲午六月，中日战争爆发前，他在英人的保护下离开朝鲜。

　　　　王伯恭《蜷庐随笔》有云：“中日和议既定，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项兵衅，恐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王遂怏然而罢。”可见鸿章对世凯是始终维护的，按理世凯应该如何地感激，谁知他这时又使用遁甲术出卖李鸿章。

　　　　翁文恭（同龢）日记：

　　　　甲午七月十六日：袁世勋敏孙为袁慰廷事来见，慰廷奉命高丽，颇得人望，今来津，不得入国门，李相仍令赴平壤，欲求高阳（李鸿藻）主持，因作一札，即令敏孙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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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九日：北洋电奏：十五日叶志超带二千五百人到黄海道，余与高阳另拟派袁世凯带数营，而以已革知州陈长庆交其委用，同人皆以为可，遂写入奏单请旨。

　　　　这里所谓“仍令赴平壤”是鸿章令其赴前线措置粮饷转运事宜，正是用其所长，但世凯看到国内舆论多不利于鸿章，尤其皇帝师傅翁同龢、李鸿藻两人更是极力反对鸿章；世凯为着本身的升官发财，竟忘记鸿章栽植提携的恩德，而去向鸿章的政敌翁李“靠拢”，这比之第一次背弃吴长庆，更要令人嗤之以鼻。

　　　　又翁文恭日记：“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温处道袁世凯慰廷来见，此人开展而欠诚实。”这可说是对世凯的确评，但是这一日记不是世凯所能看到的，他当时正以能攀附帝师为荣！而中日和议以后，李鸿章开去直督实缺，以协办大学士空衔居京贤良寺，郁郁不得志，世凯当然更趋翁而冷李了，《庚子西狩丛谈》曾记吴永亲见世凯为翁游说鸿章的情形曰：

　　　　公（李）在直督时，深受常熟（翁）排挤，故怨之颇切，而尤不惬于项城（袁）。在贤良寺时，一日项城来谒进言老师再造之勋，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讲，亦同旅寄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语未及已，公即厉声叱之曰：止，止，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你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项城只得诺诺而退。项城出后，公即呼余相告日袁世凯，尔识之否？这是真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辈捉弄耶？

　　　　这里所谓“乃受彼辈捉弄耶？”最可见鸿章倔强不服输的个性，但事实上鸿章是早已被世凯捉弄出卖了。

　　　　世传光绪二十七年秋李鸿章临终时，曾口授于式枚上遗折保荐世凯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但今日所见鸿章的遗书中并没有只字提到袁的，只说“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讦谟，臣在九原庶无遗憾”。可见世间的传说是袒袁者故意造作以增高袁的身价的，殊不知李袁早已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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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廷总统老弟”之杰作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袁世凯《圭堂唱和集》

　　　　“慰廷总统老弟”，是民国五年袁世凯帝制自娱时，康有为寄信世凯劝告他及时觉悟长函的上款称呼——“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这是有为称世凯老弟的缘由。实在是含有轻侮他的意思。而“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是自求祸也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而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助不佑，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这是有为万言长信中的要点，总算有为客气，没有率直写出“你是大清的逆臣，中华民国的国贼”的话，但是天下后世的历史对于世凯却不能免去这两句话了，因为这是他生平的杰作。

　　　　有为所谓“对清室，则近篡位”的话，现在很容易找出直接史料的佐证——《梁士诒年谱》民国元年十一月三日记：“清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驻外各清使，电请清帝逊位，时清帝逊位事久不决，故有是请。”又十九日记：“清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联名奏称：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又二十六日记：“清统将段祺瑞等赞同共和，四十七将领联名奏请清帝逊位，按此与驻外公使之奏电，皆先生所策划也。”梁士诒想表白他协赞共和之功，但是他忘记他不过是世凯的谋臣，他的策划，当然是世凯同意或指示的，因此，我们看这些话语却是暴露袁世凯如何进行逼篡清帝经过的最好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