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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陈赓在大炼钢铁的风潮中，丝毫没有放松教学科研工作。他的这些做法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甚至有人指责他犯有路线错误。陈赓不以为然。他得到了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的称赞，邓小平还极力推广哈军工搞尖端实验而不搞大炼钢铁的经验。哈军工避免了大跃进运动的冲击，教学、科研搞得红红火火，学院技术力量在技术革新中大有发展。国防部长彭德怀于1958年9 月视察军事工程学院后向军委和党中央写报告说：“军事工程学院经过四五年的经营，规模很大，在远东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钱学森教授参观后说：“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学校，在世界上也是奇迹。”
陈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
1959年，陈赓开始考虑学院的任务调整问题。他说，各军（兵）种应该建立自己的工程学院了。11月19日，他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建议将学院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四个系和空军、海军系的五个专科，分给有关军（兵）种，单独成立工程学院，除原有空军系海军系和新成立的导弹工程系外，再建原子武器系和电子工程系，将学院的培养目标由维护、使用改为研究、设计制造，并把学制分为基本班（大学本科）和高级班（研究生）
两个阶段，每年招生一千五百人，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研究班深造。
中央军委接受了陈赓的建议。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院校形成了三级分工的新体制：军事工程学院专门培养研究、设计和制造的工程师；各军（兵）种的工程学院培养维护和使用的工程师；中级技校培养一般技术干部。
这种体制一直沿用至今。
在陈赓的领导下，哈军工一步步发展、壮大、成熟。战场上，陈赓是常胜不败的将军，如今办军校，他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正当陈赓踌躇满志，为哈军工的建设奔波时，病魔却一天天向他逼近了。
长期艰苦的物质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1954年，哈军工刚刚初具规模，陈赓的心绞痛已发作频繁。
“我活着就要干！”陈赓自觉地同病魔搏斗，与死神搏斗。
“我要争取再为党工作二十年！”他没向病魔低头。
1955年9 月，他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 月他出席了中共八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时，医生一再叮嘱要他少活动、多休息，可他却仍不停地操劳奔波。
他视察部队，到各地进行军事勘察，出国访问，开会，接待外宾……
终于有一天，他被击倒了。
1957年12月19日。陈赓访苏回国不久，突然发作了心肌梗塞。
就在前一天，他在军委开会，中午很晚才回到家。妻子傅涯还埋怨说：“我等你到一点钟还不回来吃饭，你呀，你这样做还没有什么，你还年轻，你把老帅们拖垮了怎么办？”傅涯担心的是老帅们的健康，没有意识到陈赓会出问题。这一天，陈赓感到好累好累。
晚上，陈赓对傅涯说：“今天我什么事也不干了，你陪我去看看戏吧！”
傅涯见他神色疲惫，就请假陪他坐车到中南海去看戏。
戏后，陈赓回到家就休息了，他紧张的神经得以松驰下来。傅涯也完全没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像平时一样，吃完早饭，陈赓穿好军服，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
傅涯也穿好衣服上班去了。孩子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都走了。忽然有人因有急事来到他家里找他，陈赓只好留下来。来人走后，院子里只剩下他和二岁的小儿子，还有正忙碌着的阿姨。
客人刚走，陈赓就感到胸前好闷、好痛，一下跌倒在沙发上。这时二岁的小儿子涯子，从客厅里跑出来，在厨房里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阿姨正忙着，以为孩子说着玩的，没理睬。涯子又从后院跑到总院，找到司机说：“爸爸哭了，爸爸真的哭了。”说着，拉着司机来到客厅，只见陈赓果然倒在沙发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司机一见此情此景，连忙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又找到副官给北京医院打通了电话。不一会，医院便派来了抢救小组。
此刻，陈赓陷于昏厥，手脚冰凉，脉搏跳动微弱，血压也测不到。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医生指示：立即进行抢救。抢救一直到深夜。陈赓仍紧闭双眼。
到十一点多钟，他终于苏醒过来。
听说陈赓病倒，中央军委和各兵种的首长都赶来看他：聂荣臻元帅来了，粟裕总参谋长、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来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来了，彭德怀元帅来了，小小的院子里一时挤满了车辆。
宋庆龄听到陈赓病倒的消息后，致函慰问。她在慰问信中写道：“我离京前一天听说你生病，很想去探望你，但据悉医生不让探病，致惊扰病，因而未果。特致函慰问，并希望你好好休息，早复健康。”
一向以坚强著称的陈赓，终于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北京医院住院三个月。
医生鉴于他病情严重，不准他下地活动，他这个闲不住的人不得不卧床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从医院回到了家。医生依然不准他会客，要他全休疗养。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陈赓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从北戴河疗养回京后，他就提出要求上班，他天天找医生，要求准许他上班，他说：“我的病已好了，让我出去上班吧，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享受，老让我这样疗养，我的病会更加重的。”医生无奈，只好再给他检查一次，感到总的情况较前稍好一点，报告中央批准每天少用点时间去上班试试。陈赓听了，高兴地回答医生：“太好了，只要允许我上班，我一定遵守医生的嘱咐！”
话虽是这么说，可一旦工作起来，陈赓又完全把医生的话抛到了脑后。
他是一个工作狂，哪怕是大病初愈，工作起来仍然没有节制。
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离京二十多公里的郊区一个市镇试车。当时陈赓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次试验同他分管的事情相关，他知道后非要参加不可。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个是中央保健部门的，都是不叫陈赓到试车的地方去，要傅涯一定劝阻他。傅涯把这两个电话都告诉了陈赓，劝他千万别去。可陈赓不听劝告，还是坚持去了。试完车回家，一进门他就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提心吊胆的傅涯见他安全归来，喜不自胜。高兴他说：“没出事就好，没出事就好啊！”再仔细一瞧陈赓的脸，只见他气色不好，一脸疲惫。他嗔怪道：“还是别逞能了，看你，脸色都白了，累了吧，快休息吧！”
的确，只有陈赓自己心里明白，他的病很严重。他的胸口常痛，每逢胸口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摸着胸部，日子长了，衬衣都被他摸破一大片。
鉴于自己生病，他主动写报告要求免去他代总长的职务，以免对工作造成损失。
1958年3 月25日，哈军工举行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尚在病中的陈赓发去了热情洋益的祝贺信：“成批的、正规地培养多军种、兵种具有高等技术知识的军官，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58年，病情稍微好转的陈赓，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参加研讨成立国防科技委员会的问题。会上，他说：“我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应总参的工作，但还可以为国防科技的发展作点贡献。国防科委请聂帅挂帅，我当帮手。”
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恳求，任命他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
病魔缠身，他仍然没有一刻停止工作！
1959年6 月，他的心肌梗塞第二次发作。他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经历这第二次重病的打击，他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了。他常感到胸闷气促，胸部一阵阵疼痛。
此时，陈赓已清楚地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他虽然病了，心却一刻没有停下来。那时正值大跃进运动期间，党内左倾错误开始泛滥，陈赓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
1958年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陈赓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左”倾错误。听到陈赓的发言，陈毅元帅高兴他说：“过去我和有些同志相处多年，他们总是躲躲闪闪，藏在心里的东西掏不出来。陈赓同志就不一样，他像一个玻璃杯，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
19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陈赓发言以后，陈老总又站起来说道：“陈赓同志就是我们党内一门炮。可惜我们现在这种炮太少了，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炮。陈赓同志，我有什么错误，你也可以轰一下呀！”
是的，陈赓心怀坦荡，对党忠诚，即使重病在身，也没有放弃与错误倾向的斗争！
1959年10月。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邱行湘等十名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获得特赦，然后被分配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劳动。这些人大都是陈赓在黄埔军校的同学。
1960年4 月，陈赓从广州疗养回京，听说后心里非常高兴。他带病作东，请他们在民族饭店吃饭叙旧。
4 月17日中午，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六位黄埔同窗陆续来到民族饭店宴会厅。
见到六位同窗，陈赓感慨万千，他语重心长他说：“我们从黄埔到大革命是团结在一起的，后来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们打了几十年仗，今天我们又走到一起了！这是很难得的。过去的事就不谈了，从此以后，我们应该团结到底，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听了陈赓的话，大家不禁思绪万千。
杜聿明，这位陈展的同期同学，又同在一个队，他曾经与陈赓朝夕相处。
但“四一二”政变后，杜聿明一步步走上了反革命道路，终于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这次重逢，杜聿明见到陈赓，既羞愧又激动，好半天他只说了一句：“我今天又和你团聚了！”说完热泪盈眶！
一席话，把大家从往事的回顾中拉回到现实。
默默无言中，大家端起了酒杯。
“干杯！”
一饮而尽后，又是一阵沉默。
这时，不知是谁打破了这沉默。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熟悉的歌声在众人耳畔响起。
怒潮湃澎，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几双含泪的眼睛互相凝视着，激越的校歌久久回荡在饭厅。
末了，陈赓说：“你们今天就不必回公社了，我叫人为你们安排住处。”
当晚，他们住在旅馆。
金秋10月。黄埔师生再次聚会，周恩来也参加了。
宋希濂，这位陈赓的同乡，此刻更是心绪难平，思绪万千。1923年仲夏，在湖南湘乡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他结识了陈赓。两人结伴来到长沙，一同报考黄埔军校，后来又一同入黄埔军校。两人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同乡好友；曾经是共同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青年；曾经是朝夕相伴的黄埔学子。可是“四一二”事变后，两人便分道扬镳了。在那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他们互相讨伐，为了各自的信念，他们将昔日的友情深埋在心底。
在柔和的灯光下，轻轻的音乐声中，陈赓与黄埔同窗推心置腹，促膝谈心。时间在不知不觉中一晃而过。
在几个小时的叙谈中，三十多年恩恩怨怨的往事被一一勾了起来……
那是1950年，在重庆白公馆，这个以前关押共产党的地方，成了解放军关押战俘的场所。
一天，陈赓来到这里，看到了宋希濂。两人相互凝视了好半天，最后还是陈赓先开了口。
“你好啊！看见你身体挺好，我很高兴！”这是陈赓的第一句话。
宋希濂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陈赓随后又亲切地问道。
“1936年双十二事件后，在西安，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去看我……”宋希濂激动他说。
“对了，对了，我那次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拜访你的，你还记得吧？当时我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起来了，这可要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啊！”陈赓谈笑风生。
宋希濂点点头。两人走进里屋。陈赓扫射了一下屋里的陈设，关切地问道：“在这里住得习惯吗？伙食还可以吧？”“习惯，习惯。”宋希濂连声答道。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到了吃午饭时间，一桌丰盛的饭菜摆了上来。
“来，老弟，尝尝这个辣椒，这是我专门给你带来的。”陈赓热情地邀请着。
和陈赓短暂的会面在宋希濂心中又掀起了波澜。临走时，陈赓说：“老弟，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身体很重要啊，你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许正是这句话改变了宋希濂的下半生。
转眼又过了十年。如今这些战争要犯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人，得到党和政府的特赦。
陈赓举起一杯茅台，说：“诸位，我们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学生，想不到打来打去，如今又打到一块来了。今天在这里聚会，我提议首先为祝贺我们又走到一起来干一杯！”
周恩来：“在坐的绝大多数是当年的黄埔学员，我和文白曾经是黄埔的教官，是你们的老师。学生走错了路，不管怎么说，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罗！……”周总理亲切风趣的话语使在座的众人的紧张情绪一下消除了许多。
“历史已成为陈迹，不管你们走了一段多么大的弯路，今天总算回到了人民的阵营，又走到一起来了，一页新的历史已经开始，让我们举杯同庆！”
饭后，陈赓和宋希濂像在黄埔那样，再度漫步湖边，亲切交谈。
事后，宋希濂深情地回忆道：“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后的几次会面，他没有一点以胜利者自居的那种神气和训话式的满嘴教条，令我心折，令我永不能忘怀。”
1960年冬。北京。
刺骨的寒风呼啸着。这年的冬天，对陈赓来说好像格外的严寒。近来，陈赓的病情愈来愈严重，胸区的疼痛日胜一日。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生命已快走到尽头，他得抓紧时间，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首先，他亲笔给军工学院党委常委写信，对调整后的学校工作提出六点建议：一、抓思想；二、发挥老教授的积极性；三、培养更多更好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科学队伍；四、大力抓科学研究工作；五、要改善教员、学员生活；六、要给教授、教员、学员以充分研究和自学的时间。这是他写给哈军工的最后一封信。三个月后，哈军工的师生就听到他们的前任院长不幸逝世的噩耗，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哈军工的广大师生无不悲痛欲绝！
1961年初，陈赓应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之邀前往上海。开始，他并不准备带夫人和孩子们去。他对傅涯说：“等我回来，我要带你到哈尔滨去，到哈军工去。”是啊，戎马一生倥偬的战争岁月，他们聚少离多，建国后，他又东奔西颠，他多么想与妻儿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鉴于他的健康状况，组织上还是决定让傅涯陪同他往上海休养，又正好是寒假，孩子们也一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