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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
美国人提供的当年“北京人”失踪的三条主要线索，都发生在我们天津，请你们组织人员查一查是否属实。若确有其事，尽快组成专案小组，立案查处。此事关系甚大，注意保密。
天津市公安局当权者接到解学恭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组成了专案小组，精选了办案能力极强的王重光任组长。
王重光受领任务后，很快给中国科学院发去一封公函，对查找“北京人”一事作了说明，希望中国科学院派人在北京协助查寻有关线索。
接函后的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当即指示由下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两名精干人员，协助查寻有关线索（当年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新中国成立后归该所拥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领导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委派刚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回所不久的张森水和吴茂霖两个年轻的科学家协办此事。
张森水和吴茂霖均是裴文中的学生和助手，对“北京人”的感情自然要比一般人更为深重，哪怕仅有点滴线索，也愿意积极参与寻找，加之“文革”的烈焰依然升腾不息，打砸抢烧与“破四旧”的风头正劲。能在这样一个天下大乱但暂时还没有达到伟人所说“大治”的情形中，协助寻找“北京人”，自是一件难得的幸事，也是一件颇感刺激的大事。
张、吴二人很快和天津公安局专案组取得了联系。根据对方的要求，二人需要首先查实弗利此人到底有没有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如果查后确有其人，天津方面再按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一路查找下去。若是其人根本就没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那无疑是帝国主义故意施放的烟幕弹，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他们盗窃“北京人”的罪恶行径。
张森水、吴茂霖怀着激动、亢奋的心情，很快来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找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的林巧稚、张孝骞、钟慧澜等著名医学专家，并一一进行了询问。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些专家称：弗利何许人也，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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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2）
面对此情，张森水、吴茂霖认为是天津方面搞错了，便乘车连底赴津，找到市公安局专案组人员，将在北京查询的情况作了说明，并提出能不能看一看天津方面所掌握的有关档案材料，以验证是否搞错了人名。专案组组长王重光有些为难地说：“这是首长交办的绝密案件，非专案组正式人员，是不能查看的。”张、吴二人听罢，不好再说什么，只表示愿意继续协助专案组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此后，专案组人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继续负责天津方面有关线索的侦查；另一个小组则到北京，对弗利是否曾在协和医学院一事作进一步核实。同时，对当年由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北平总行是否染指了“北京人”一事，也要作一番认真的查询。
天津专案组人员来到北京后，住进了公安人员常住的崇文门宾馆。他们经过一周的艰苦查访，终于查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弗利确实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只因他工作的时间较短，加之他当年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上尉军医，故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如林巧稚、张孝骞等人的注意。同时，经过查证，弗利其人确实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兵营的军医，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俘虏，也属事实。
但天津专案组人员在对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的调查，属于异地办案性质，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又是涉外机构，他们无法看到档案，使查证工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鉴于此情，天津专案组人员只好又找到张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协调，请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因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属于北京管辖范围，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案，就会顺利得多。
张森水认为这个意见自有道理，便写了一份报告交到研究所，由研究所呈送给了中国科学院。遗憾的是，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大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来落实此事。而那些革委会的头头们，关心的只是“造反有理”与“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更不会过问与大局无关的“闲事”。张森水写的报告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北京方面的查找，至此中断。
天津方面的调查，进展还算顺利。在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中，其中一条是他将一个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经专案组调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确实做过一些倒卖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却一口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更没有见到过什么“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还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弗利这个所谓的美国医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说他将一只军用提箱放在法国人开办的巴斯德研究所了。经专案组对原巴斯德研究所部分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正当一筹莫展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有人提供了一个中国女人的线索，说这个中国女人当年曾是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最宠爱的情人，很可能她知道有关箱子的情况。
于是，专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这个中国情人，而后通过多次追问，这个“情人”终于吐露了真情：她当年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确实曾经相爱，并且也认识弗利这个美国军医。就在1941年12月7日，她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以及弗利三人，还在北平北海公园游玩过一次，直至深夜才赶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国海军驻天津兵营就突然被日军包围，接着弗利被俘，之后便再也没见弗利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有过接触，更没见过所谓送来的军用提箱。
从所长情人的讲述中可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弗利还在北平北海公园游玩，而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这时要么还在秦皇岛，要么还在秦皇岛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弗利当即被俘，而被俘后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样也就不可能拥有箱子。所以这位“情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没有见到弗利送来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所长情人没见到弗利送过箱子，并不等于弗利没有送过箱子。因为据弗利后来所说，他被俘后一个星期后又被放了出来，他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将箱子转存到巴斯德研究所的。可专案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还是没有在原巴斯德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说的箱子。而弗利当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德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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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3）
弗利提供的第三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最信赖的###朋友。专案组人员通过四处调研，八方查找，终于找到了弗利说的那两个他最信赖的中国友人。这###友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早已离婚多年，原因是建国后有人揭发，说他俩当年里通外国，与美帝国主义有勾结，因而被打成了反革命。于是，一家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女的离异后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则被押到了四川某劳改农场服刑，多年来彼此已没有任何来往。
专案组人员分别赴上海和四川某劳改农场调查，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对夫妇和弗利确实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俩家中，拜托他俩一定好好代管，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归还给他。
但是，这对夫妇却一口否认箱子里装有什么“北京人”，而说两个箱子一个装的是医疗器械，另一个装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国古董瓷器，此外还有五百美元。二战结束后，弗利回到了美国，不久便来信谈及两个箱子之事。后来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里的古董瓷器和五百美元，由天津领事馆拿走了，其余衣物之类的东西，则由他俩给变卖了。
专案组人员对这对夫妇采取的是行内“背靠背”的办案形式，结果是，两人的说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他俩虽然确实曾为弗利真诚而精心地代管过两个箱子，但箱子里装的东西，却不是“北京人”。而这对离婚后的男女相处异地，且多年没有来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问题。
专案组再度陷入困境。之后不久，随着“批林批孔”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以及中国政坛万花筒般的翻云覆雨，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北京人”一案，宣告流产。
那位美国纽约的威廉·弗利，也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最终未能登上驶往中国的航班，寻找“北京人”之梦成为泡影。
十几年之后，曾协助天津警方寻找过弗利的张森水，曾借到美国讲学之机，专程到纽约找过弗利，打算就“北京人”一事进一步问询探讨。当他好不容易找到家门时，弗利已经不在人世，他和他所知道的有关“北京人”的秘密，被一同埋进了坟墓。
夏皮罗天津兵营的探访
威廉·弗利的心愿终生未遂，而哈里·夏皮罗却有幸实现了他的中国之梦。
1980年9月16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七十岁的原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有些巧合的是，就在夏皮罗来中国的前三个月，又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曾被埋藏在了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个老陆战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一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叠1939年拍摄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得知此情，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得到的最新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需中方承担分文。
吴新智接到夏皮罗言辞恳切的求助信后，觉得此人作为一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古人类学家，虽年逾古稀，却不辞辛劳、不远万里，主动要求到中国来寻找“北京人”，这是什么精神？这或许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的光辉篇章中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于是，便向所里和科学院作了报告。最后，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发去一封邀请函，对方很快办妥了来华手续。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4）
夏皮罗下榻北京饭店的当天，便与吴新智等人会面。经过短暂协商，双方当即确定了寻找“北京人”的线路：先天津，后北京，再其它。
1980年9月18日下午，夏皮罗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天津自然博物馆黑延易馆长，以及该馆古人类学家黄为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寻找行动。几经查访，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夏皮罗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的照片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最后确认，此处与照片上的地点及周围环境吻合。
有些遗憾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尽管原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6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一行人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6号楼已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6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和埋藏的军用木箱？”校方负责人说：“地震前，没有发现过6号楼地下室铺有木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性格倔强的他来到原地看了看，接着又用脚蹭了蹭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可以。”对方回答说。
很快，卫生学校有关人士找来几把铁锹，又叫来一些学生，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然后自己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才叹息一声，从坑里艰难地爬了上来。
之后，在黑延易馆长和黄为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询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位熟悉当地情况者，此人想了想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已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6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6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我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得知此情，绝望的脸上又露出了此微喜色。怀着一线希望，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住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6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没有发现过什么箱子。
夏皮罗没有就此中止寻找的脚步，他指着旁边的第7号楼说：“这7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6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7号楼的情况，说不定从7号楼里能看出一点什么。”于是，一行人又进入了旁边的7号楼。
进了地下室后，他们便分头对各处进行仔细辨认观察。按理说，如果7号楼地下室曾经铺设过木板，那么6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铺设过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哪怕一块小小的木板。
但一个极为很小的细节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微低几公分。于是夏皮罗再次蹲下身去，又用手在那儿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就在夏皮罗离去19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1999年9月19日，我为搜寻“北京人“的线索来到了天津，并在自然博物馆找到了当年陪同夏皮罗搜寻的古人类学家黄为龙。在对方的引导下，来到位卫生学校大院，在操场转了一圈后，又走进了7号楼地下室。只见一个个赤身裸背的民工，正躺在地下室乱糟糟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