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版的《中国艺术与服饰》出版后，英国人反过来翻译引进，于1812年出了英文版，并一版、再版、三版地连续发行下去。可见欧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何等频密。
版
英文版的头版目前流通较少，市场上能见到踪迹的是1813年出的第三版（MARTINIERE BRETON； ＇JEAN…BAPTISTE…JOSEPH＇ 。 CHINA，Its Costume； Arts； Manufactures，Edited Principally From The Originals In The Cabinet of The Late M。 Bertin： With Observations Explanator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LONDON： Printed for 。 1813）。该书封面为红色摩洛哥皮，有别于法文版的绿皮封面，外形尺寸为×英寸。与法文版一样，英文版也分为两册，但内中只含四部分，有别于法文版的六部分。每部分分别为128页，125页，135页，160页。此外，英文版共有80幅手工着色的插图，比法文版少了20幅。本书展示的《中国艺术与服饰》照片，为1813年出版的英文版第三版。
《中国艺术与服饰》的早期英文版本（第一至第三版）目前市场价一般在2，500美元至6，000美元之间，与法文版的不可同日而语。
Howlett and Brimmer1824年版
版式内容与版完全一致。此处展示的一套，将四册合装为两册，黑色摩洛哥皮面，烫金文字。内页三边烫金。书况完好，目前在英国出售，售价2，000美元。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1）
外交界的汉学风气
十六、十七世纪，做汉学研究的西方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传教士。到了十八世纪，汉学总算登堂入室，进入欧洲高等学府，但唱主角的还是传教士群体。至十九世纪，汉学的面貌才有了稍许改变，因为驻华的西方外交官及供职于清庭的洋员，也开始纷纷著书研究中国各领域。开始时，外交官及洋员们的研究，主要为材料收集及情况汇报，为传教士群体不齿，讥为 “领事馆汉学”。但他们并不以公文写作为满足，许多人深入研究，争相出书，一时也人才辈出。
开外交人员研究中国之先河的，自然是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有《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等一批著作在前，后来的驻华外交官及大清政府里的洋员们，自然要效仿。著书研究中国的西方官员，随便可举出的，便有德庇时（John Francis D*is； 1795～1890）、麦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李太郭 （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麦华陀（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1831～1878）、宓吉（Michie Alexamder； 1833～1902）、赫德（Rober Hart，1835～1911）、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何天爵（Chester Holbe，1844～1912）、翟理斯（； 1845～1939）、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 1849～1926）、霍普金斯（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57～1928）、骆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礼密臣（James Wheeler D*idson；1872～1933）、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877～1930）等等。其中许多人，是先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后来加入外交官或洋员行列，具有双重身份。
对领事馆汉学家的成就，辜鸿铭是以抹杀为主的。但威妥玛和翟理斯等创造并完善了汉语的拉丁化标音法，编撰华英词典，梳理中国历史，翻译中国典籍，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学术成就不见得在辜氏之下。
领事馆汉学家的著作，成就不论，其原文的头版书，包括编著及译著，常有收藏价值。比如，梅辉立编的《中华帝国与列强条约汇编》头版（William Frederick Mayers；editor； 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Together With the Conduct of Foreign Trade；&c。；&c。； &；J。 Broadhurst Tootal 1877），目前市价为1，300美元。又比如，别发洋行1910年出版的马士著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II。 The 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 III。 The Period of Subjection； 1894…1911。 ＇THREE VOLUMES＇。）也可值到1，900 美元。
一、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is，1795～1890）
德庇时生平
德庇时常被视为领事馆汉学家的先驱。他生于179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1813年18岁时，便被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分行任书记员。在广州时，他的语言天赋充分显露，短短三年便掌握了汉语。他因喜好中国文学，在公司任职期间以翻译中国文字为乐，成为了公司里的“中国通”，受到特别器重。而在这期间，他最热衷的，应该是中国的格言和谚语，因为他的中英对照格言词典《贤文书》，便是广州期间的产物。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2）
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英国使团往北京谒见嘉庆皇帝，他被选为随员同往。后因中英在礼仪方面的歧见，谒见未成，德庇时便重回广州的工厂。1832年，他被委任为东印度公司广州特别委员会总裁，中国人俗称“大班”，主理公司在华贸易业务。
1833年，英国终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之专利权，新设立驻华商务总监，改向政府负责，德庇时于是成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末任大班。随后，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于1834年委任德庇时为副总监。不久，律劳卑擅闯广州，触发“律劳卑事件”，同年10月11日病逝澳门。于是驻华商务总监一职由德庇时接替。由于他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看法与英商冲突，饱受种种压力，上任仅百余日，便在1835年1月宣布辞职，返回英格兰。
1844年，德庇时被任命为香港殖民地第二任总督兼驻军总司令。他在香港总督任上呆了四年，至1848年离任。
德庇时在港督任内以疯狂抽税闻名，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德庇时除了以卖地作为政府收入外，又大肆征税，税项可谓名目繁多。他除了透过订立《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法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和《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营业牌照条例》等条例，对土地、烟草、酒精、拍卖品、婚姻和墓碑等等征收税款外，更在1845年向*收取“妓捐”。
另外，德庇时又曾在1844年8月透过订立《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总登记官署（1913年改称“安抚华民政务司署”），对全岛进行首次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结果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于是，他无论华洋，一律开征人头税，事件引致大批华人搬离香港岛，而随后各界停工罢市，人头税方才暂缓执行。德庇时之重税政策招致香港民怨沸腾，无论华裔居民还是英国商家，个个对他恨之入骨。他对待下属态度粗暴，因此也不讨周边人喜欢。而不少人更联名去信伦敦投诉，成为他下台的一大导火线。
为讨好在香港的英资，德庇时任内开始定期举行赛马活动，他本人亦曾表示愿意捐出200元，设立一个“公使杯”，作为在赛事中胜出马匹的奖金，不过却因为英商马主们的杯葛，没有马匹参赛，“公使杯”被迫取消。由此可知，德庇时任内声望之差。以上种种，使德庇时被后来媒体冠以史上最不受欢迎港督之名。
德庇时与首席按察司约翰·休姆（John Hulme）间的不和是他下台的直接原因。据记载，休姆有次于某个在船上举行的舞会醉酒闹事，德庇时遂以此为由，透过行政局辞退休姆。休姆被辞退后返回英国，向伦敦政府投诉。由于休姆在伦敦有具分量的人支持，结果德庇时的决定遭伦敦当局推翻，并促使他在1848年3月18日辞去总督一职，3月21日离开香港。
德庇时为官不良，于学术方面却颇有建树。他是英国驻华外交官中的第一个汉学权威，1823年就出版了大作《贤文书》。1836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后于1857年出了修订版，篇幅从900页扩大到980页，仍为两卷本。晚年，他隐居英国布里斯特尔，潜心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于1876年获英国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一生还有《中国杂记》、《中国诗歌论》、《中国见闻录》、《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等著作问世； 并译有《中国小说选译》、《好逑传》和《汉宫秋》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3）
一般认为，德庇时对中国文学的西传起到相当作用，但对他的中文水平，辜鸿铭表示了严重怀疑。1883年10月31日，辜氏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发表《中国学》一文，其中提到：“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人真的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够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肯定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以那种方言写成的小说。但是像他当时所掌握的那点中国知识，到现今怕是难以胜任任何一个领事馆的翻译职务。”但辜鸿铭承认了德庇时的著作在英国人中的影响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仍能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佬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是受到他关于中国著作的影响。”（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2006）
德庇时1890年去世，终年95岁，是最长寿的一位港督。
《贤文书》
（John Francis D*is ； Hien Wun Shoo。 Chinese Moral Maxims；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Affording Examples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London & Macao； 1823）
《贤文书》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道德箴言及谚语词典，所收格言谚语，或来自中国远古典籍，或来自历代文学作品，或来自民间流传。比如“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而不善”、“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贤”、“遇急思亲戚，临危托故人”、“贤人多财则损其智，小人多财则益其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温柔终益己，强暴必遭灾”、“屏风虽破，骨骼犹存，君子虽贫，礼仪常在”等等，等等。
《贤文书》的排版方式独特，中文格言以竖排方式印在页面中间，顶上是整句话的英文翻译，右边以英文逐字译出相对应的汉字，左边为每个汉字的罗马注音。
此书是他业余研究的成果。书的出版时间为1823年，但据他在序言中说，其实1818年已经脱稿。那一年，是他随阿美士德勋爵赴京返穗后的第二年，在东印度公司还是普通职员一个。传言都说德庇时热爱中华文化、语言天赋高超，从此书看，并非虚传。若非天才，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刚到中国短短五年，如何仅靠自学，便掌握艰深的中国文言文，更编写出一本汉英格言词典来？他不仅自己对中文着迷，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惠及旁人。所以，他在序言中还说，他编写此书的首要目的，是为学习中文者提供帮助。
德庇时对中文的迷恋，相信也受到小斯当东的强烈影响。小斯当东即多马·斯当东爵士。他12岁时，便随父亲老斯当东一起，参加了马戛尔尼爵士谒见乾隆的使团。任务完成后，老斯当东返英，却将12岁的儿子留在中国，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因为北京之行，使英国痛感汉语文人才之匮乏，觉得已对英国海外大业构成威胁。1798年，小斯当东被提名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任书记员，1804年升为货物管理员，1808年担任翻译，1816年出任大班。
德庇时刚到广州时的职位，正是当年小斯当东的位置，而后者此时已成了他的最大上司。经长年在华学习生活，小斯当东早已是彻头彻尾的中国通，成了英国在华的第一汉语专家。可以想见，面对这样一个上司，德庇时学中文不仅有动力，也有压力。估计他天资聪颖，进步神速，让小斯当东印象深刻。因此，当小斯当东以副使的身份参加阿美士德勋爵使团去谒见嘉庆皇帝时，才会选德庇时为随员。 。。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4）
德庇时对小斯当东的提携充满感激，因此，特将《贤文书》敬献给小斯当东，印在书的扉页上。相信两人一直保持亲密关系。
另外，德庇时年纪轻轻，便倾力编写此书，朋辈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他的同事中，便有大名鼎鼎的汉学家、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在广州时，因境遇凄惨，1809年被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录为汉文翻译。至德庇时1813年加入该公司时，马礼逊的工龄已有了四年左右，算是德庇时的前辈。1815年，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帮助下，出版了《汉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后又陆续出版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至六卷和《广方言词汇集》（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德庇时在《中国杂记》第四章中谈到此段往事时说，他曾参与了《华英字典》的通稿审校，觉得受益匪浅。
可以想见，《贤文书》的编写与出版，多少是受了马礼逊的触动与启发。同时，此书也是对马礼逊工作的补充。虽然马礼逊已继英国人瑞帕（M。 Raper）之后，推动了中英文对照字典的起步，而格言、成语类的中外文对照词典此时尚未出现，因此，《贤文书》是一部空前的著作。此书出版近五十年后，这一类的著作才大量涌现，如1869年法国童文献的《中国谚语》（Paul Hubert Perny； Proverbes chinois； re cueillis et mi sen ordre；1869）、1875年威廉·斯卡伯勒的《中国格言集》（William Scarborough；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rev．C。 Wilfred Allan，1875）、1886年明恩溥的《汉语中的谚语和俗语》（Authur Henderson Smith； Proverbs and mon Sayins from the Chinese）等。
据《贤文书》序言说，书稿完成后，即被送回伦敦的豪斯图书馆，经维京思博士建议，书稿又被运回中国，后经全体董事决议，将该书在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厂付印出版。之所以如此折腾，是因为书中有大量中文，只有在澳门印刷方才可行，因为东印度公司在那里有完善的中文印刷设备。因此，此书从完稿到出版拖了五年。
市场实例
瑞士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古旧书行目前有一册《贤文书》在售，1823年版，由东印度公司自己的印刷厂印刷，在伦敦和澳门同时出版。该书保持了原始的蓝色布面精装，正文共199页，封面有些松脱，此外，内外均保持完好。该册的售价为1，570美元。
《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
（John Francis D*is ；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In Two Volumes； Knight； London： First Edition； 1836）
本书是德庇时的代表作，首版于1836年，以后屡屡再版，至1857年又出了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