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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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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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期间的导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后者曾由衷地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还有他的同事和同行。这些同事和同行数以十万计,分布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几十个国家。他们在谈起他的时候,全都不住地感叹:“咳,咳,那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在12岁那一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7岁为自己选择了终生的事业;23岁获得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25岁成为美国桑纳福研究院的部门主管。1996年他30岁,已经拥有几十项专利,发表几百篇论文。到了31岁,他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又两年之后,也即1999年,他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和首席科学家,与此同时还获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他是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他所达到的成就,大多数人穷其一辈子也难能完成,可是他这一年才33岁。
  “每过一段时间要看看自己的简历,”张亚勤对那些如饥似渴的学生说,“是不是学了东西?是不是更强了一点?是不是做了更有价值的工作?”
  张亚勤的“起跑线”不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而是在山西的一个小城。
  这是张亚勤今天所能想起来的第一幕:“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在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听众为之深深着迷,就听他继续说:“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优越感,现在也一样。”
  亚勤出生在山西太原,由太原到运城的转移,在他来说是一段虽然惨烈但却轻描淡写的经历。
  “文革”开始的第二年,他才两岁,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忽然一团糟,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他知道父亲死了。那一年他5岁,以这样的年龄,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但他知道一个梦永远不能实现了,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他的未来只能自己一个人去走。
  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重新结婚,也许是不希望将往日的阴影带进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对他说到父亲。他很想念父亲,可是连父亲的长相也不记得了。他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父爱,也不能体会什么叫做“父爱”。“因为从来没有过,”他说。“所以没有对比。”多年以后,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女儿。看着女儿在新泽西州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的样子,张亚勤终于意识到久久积蕴在心中的那种“父亲情怀”。“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他说,“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在张亚勤的记忆中,5岁是一个很深的烙印。他曾这样叙述他对5岁的理解:
  如果能回到5岁以前,我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上大学之后对于人的性格就不是很重要了。我看到很多人在完全同样的环境,比如兄弟姐妹,甚至双胞胎,长大以后性格却完全不同。
  如果把人的身体比做计算机,那么大脑是芯片,身体是其他的硬件,你的性格好比操作系统。电脑买来,装上操作系统,差不多就定型了。人也是一样,出生以后先是基础教育,然后是高等教育,就好比在操作系统上不断加入新的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就是大学的教育,大学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的操作系统很差,那么应用软件的潜力也发挥不出来。
  6岁那年,亚勤离开太原来到山西省最南端的一座小城,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亚勤的第一个老师。“我的初级教育是外婆给的。”他有一次说。
  外婆有些文化,不太多,认识字,会算账,这在那一代中国妇女中已经少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外婆知道好多有意思的故事,还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她经常告诉我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亚勤小时候也爱看连环画。看不懂就要外婆讲,外婆却说:“你要认字,认了字就不用求别人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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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到5岁以前(2)
外婆很开明,年纪虽大,想法却很年轻,说出来的话也最中听。即使到了现在,亚勤还是觉得那些话很有道理。外婆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有一次外婆还特别地鼓励他:“不要跟着学校的教材走,要跟着自己的需要走。学了加减,觉得不够了,就学乘除,不用管它是几年级的课程。”
  亚勤就这样度过了他的童年,其间还有无数次的独自旅行。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和姑姑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这孩子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在这些城市之间跑来跑去。从来都是独往独来。“我印象里小时候就是到处跑。”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说,“我从小就很独立。”他还记得7岁那年坐着火车走了一千多里,去西安寻找奶奶家。到达西安的时候天色漆黑,还下着雨,却没有人到车站来接他。他独自一人摸到奶奶家,也不害怕,还觉得本来就应当如此。他也记得那一年他第一次见到北京:“可算是长了见识了。我突然就感到世界是那么大。我住的太原比起北京,真是个很小的地方。”
  每次走进一座陌生的城市,总是住在别人家里,虽然都是亲戚,可毕竟不是妈妈。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能体会寄人篱下的感觉,知道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敢任性,还有意地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甚至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想法。
  “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这样叙述自己的童年,停了一下,接着说:
  “我小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那些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学不到这一课,长大了还是要学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得到别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也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处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应当确立的第一个观念是:你不需要无微不至的呵护,独自去寻找奶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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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天地(1)
那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件事情。
  ——李开复
  李开复一直把他的养育了七个孩子的妈妈视为人间圣母。妈妈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地倾听儿子的诉说,仔细揣摩什么才是儿子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她还知道儿子内心深处潜藏的愿望,知道那愿望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终将爆发出来,一点一点地引导儿子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她对儿子有一种执拗的期待和信任,相信儿子不同凡响。可是作为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儿,开复总要惹妈妈生气。每逢这时候,她就显露出一个平凡母亲的特点:焦躁,愤怒,甚至专横。
  “我有一个很独裁的,但是非常好的母亲。”开复总是这样说。听上去有些矛盾,其实母亲正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温和又严厉,既传统又开放,既独断又宽厚。11年前,她曾拒绝所有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冒着生命危险生下这个儿子。现在,儿子尽管还未成年,她却毅然剪断了母亲对儿子的束缚,让他跨越浩瀚的太平洋,到美国读书。她知道儿子不仅需要生命,还需要自由成长的空间。那是1972年,李开复11岁。
  这一年的中国有一个让全世界感到惊讶的春天。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红色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肩而坐,谈笑风生。这场面要是出现在今天,人们是不会放在心里的,但在那时候却非同小可。此前中美两个国家互不了解,不共戴天,此后都开始尝试了解对方,结果发现原来大家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做朋友。这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1972年开始的,现在回头看,它改变了中国的大历史,也改变了很多普通中国孩子的命运。
  后来被人们叫做“天才”的那些“微软小子”,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呢。1972年,张亚勤6岁,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他还在山西南边的一个小城里跑进跑出,缠着外婆给他讲故事。沈向洋也是6岁,住在苏浙两省交界的一个小村庄,白天坐在一个破牛棚里听老师讲课,傍晚在田里采野果。童欣刚刚两岁,吴枫也是两岁,高剑峰和张黔还在襁褓中,而刘策要到6年以后才出生。张宏江的年龄稍大,也只有12岁。他离开在武汉的家,跟着爸爸妈妈来到河南叶县的“五七干校”,一下子看到那么多不认识的叔叔和阿姨,既好奇又惊慌。凌小宁在这群人中是年龄最大的了,那一年20岁,是北京第三轧钢厂的一个还没满师的徒工,其工作是把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每天8小时,每周6天,每月工资18元。
  在“微软小子”的经历中,1972年如果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李开复远渡重洋到了美国。他从此摆脱那些枯燥的课本和无休无止的考试,还有那个让他讨厌的小学老师。
  当然他也离开了温馨的家。等到长大成人、功成名就、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时,他才认识到,生命和自由,正是母亲给予他的最好的礼物。
  开复出生的那一年,父亲55岁,母亲44岁。对这样年龄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生理上的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炼狱。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适合生这个孩子,母亲只是轻轻地重复着三个字:“我要生”。分娩的那个夜晚,医院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女人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说:“科学上低能的概率大一些。”但是母亲还是那三个字:“我要生”。
  母亲的坚强拯救了这个男孩儿。他后来说“母亲有一个坚强的性格”,那是在他诞生到世上的第一天里就有的感受。
  要说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对孩子的期望,海峡两岸真是如出一辙。就像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对孩子有着更强烈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小儿子的出生让这个中年女人的生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她坚信他是全家最聪明的孩子,所以对他的宠爱最甚,期望最高,管教最严。
  母亲的视线里永远都有这个儿子,而且是把一种非常标准的中国式教育施加在儿子身上。她要求儿子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的程度。“如果你把衡量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指标都列出来,比如数学、英文、中文,害羞不害羞、口才好不好等等,列出30项来,我对自己的女儿,可能会对其中三项五项要求很高,而我的母亲对我,就要把30项全选上,”开复多年以后回忆说,“就是无论什么都要最好,不会有任何一项可以通融。”
  母亲要求开复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温习功课,而且必须循序渐进,一丝不苟,这同我们后面将要叙述的亚勤在各年级之间跳来跳去、乱七八糟的情形,恰成鲜明对照。每逢开复背书,母亲便亲自督察,在儿子的朗朗读声中辨别正误。她命令开复把书本全都背诵下来,而且要一字不错,倘有一字错误,挥手就把书摔到别的房间,令他捡回重新来过。这又和亚勤母亲的教子风格,截然不同。
  开复本来聪明,又如此努力,所以成绩很不错。这让妈妈满意,但是儿子不喜欢这种学习方式。他讨厌背书,讨厌考试,讨厌做作业。最讨厌的是课堂上的那些纪律。他天性调皮,上课总爱动来动去,还爱讲话,爱和老师作对,所以总是挨打。那老师姓徐,惩罚学生的方式之一,是用竹条打手背。
  “我并没有母亲想象得那么用功。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做到最好,比如考试考到足够好就可以了。听说现在很多大学生,60分就过关了,这也许是大学生的“足够好”,我小时候的“足够好”,就是让我母亲满意。有时候也会耍点小聪明,比如功课没有做完就告诉母亲做完了,然后躲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三笔两笔,把功课做完。”
  

自由的天地(2)
母亲对儿子的淘气行为不大在意,但是她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儿子得到一个好分数,她会认为这是应当的,但如果儿子的分数落到三名之后,她就不会有好脸色。如果更差,比如十名之后,就要挨打。母亲打儿子的时候通常都用一根竹尺,坚硬而且具有弹性。儿子在长大成人之后还记得小时候挨打的情形,“那是真打,而不仅仅是恐吓,所以下手很重,有一次还把尺子打断过。”
  但是再聪明的孩子也不可能次次争先。有一次成绩单发下来,分数不好,开复心里一阵害怕,怕母亲打他,就把分数改了。他改得很有技巧,等母亲签字之后,又改回去,所以母亲和老师都没发现。这对他是个巨大的鼓励,连续几天都很得意。然后,他第二次修改自己的分数,不料这一次弄巧成拙,留下痕迹。他觉得这次不可能蒙混过关,索性学着母亲的样子挥一下手,就把卷子扔到水沟里去。
  每个人在少年时期会用自己的方式作一些恶作剧,开复也不例外。此人日后功成名就,一派绅士风度,做事一丝不苟,既聪明又严谨。让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他在童年时代也会有一系列的恶作剧。不过,自从那次失败的修改成绩之后,他就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家庭更在意孩子的品格。“我如果做了一些有损人品的事,无论母亲还是父亲,都绝对不会容忍。”
  1972年春天,开复过完11岁生日之后不久,大哥从美国回来,看到这孩子在如此严厉的管教之下读书,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没有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承受着升学的压力,千辛万苦拿回一个好分数,也不知道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处,忍不住说:
  “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那时候中国人出国留学还很少,开复在自己幼小的头脑里面,想象不出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大哥了解那个国家,他在开复一岁的时候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求学,如今10年过去,对美国的教育情有独钟,对台湾的教育也更加失望,现在眼看这孩子成长起来,就决心要把他带到那个更广大的世界中去。
  母亲从没去过美国,她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但却出奇地保留了一份开明的天性。就像她能集严厉和慈爱两种完全不同的本性于一体似的,她在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边日夜督促儿子读书,一边又心疼儿子连玩的时间都没有;一边为了儿子成绩优异感到欣慰,一边却又对这种考试到底会把儿子引到何处抱着强烈的怀疑。现在,这位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母亲,居然决定给儿子一片自由的天地。
  那一天,母亲把手放在儿子的头上,对他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出在那里。你就到那里去吧。”
  开复敬畏地看着母亲。她是个独裁的、严厉的女人,信奉传统的中国式教育。过去11年来她把这个孩子牢牢地拴在身边,要求儿子按照她的意志接受教育。但是现在,她居然让他自由,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对母亲来说,儿子离家的日子是天下最大的一件事,永远不会忘记,但是一个11岁的孩子还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他只记得是坐飞机去美国,不像他的大哥要坐一个多月的轮船。飞机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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