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说要不然的话，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一户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
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十的人口，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上一个世纪初，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而现在，中国人口略少于一百年前的世界人口总和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前并不想到旁边有孩子，以后人人应该想到一下的。比如中国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理论。当并不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被说成仿佛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时，上公共汽车时也就少有谦让现象，随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的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一个词；“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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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需要补课吗？
80年代以后，“差距”二字，几成国人口语。改革开放伊始，门户渐敞，欧风徐入，吾往彼至，两相比照，于是我们“猛了”地发现了自己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别。那区别意味着显而易见的落后。那落后令我们汗颜。于是在惊呼“差距”的同时，油然而生自觉“补课”的迫切愿望。
要补一些什么课呢？
首先要补经济发展模式一课；还要补上企业管理方法一课；科研水平也不能再居人下游了；教育的理念更应迎头赶上；至于国民文明素质，那还用说吗？哪一个国家的人不希望别国人夸自己是文明的人呢？……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迫切想要补上的，差不多是完完整整的资本主义一课。对于中国人，资本主义终于不再是洪水猛兽，只不过是“一课”而已了。一批又一批形形色色出国考察的人士，所怀着的，仿佛皆是一种朝圣拜贤的心理。而归国后所作的一场场不同屋顶下的报告，口径却都是空前一致的——不但存在，而且比我们自己想象得更大，也更多。“课”不但必须补，而且时不我待；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思想要更解放一些……
时至今日，我们确实补上了不少方面的“课”。那些“课”补得很及时，亦殊破禁忌。对于中国之崛起，助推作用不言而喻。
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倘我们反观昨天，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张口“差距”闭口“补课”，虔虔诚诚地自我提醒了二十余年，却很少听到一种格外响亮又格外能引起共鸣的声音——其实我们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有差距的！而且，那差距也很大。客观地看待，恐怕我们曾落后过还不止五十年。尽管如今看来，别人的文化在时尚着、娱乐着；我们的文化也同样在时尚着、娱乐着；但拂去时尚的浮光掠影，娱乐之喧寂，那差距又分分明明地呈现着了，换言之，时尚过后娱乐过后的他们，足下踏石，因而也踏实。那是一块文化的石。而我们，竭力以比他们更时尚更娱乐的姿态表演着我们当今的文化，为的是和他们一样，然彼此彼此之后，脚下却似无物。总而言之，给我们这么一种印象——我们整个的民族，精神上似乎已无所依傍，于是，文化上也只能比别人更不消停地时尚和娱乐。一旦不时尚不娱乐了，我们的文化便失语了。倘真的停止时尚停止娱乐，我们睁大我们的眼，也许会看不到我们剩下来的文化还有什么……
乃因那差距所决定的。
人文现象、人文意识、人文思潮——人类用了有文字以来三千余年的时间，缓慢而又自信地完成着文化的演进。在这三千余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在文化思想方面是无愧于世的。即使不比别人优秀，也起码不比别人落后。
然而到了近代，情况大相径庭了。
当西方的文化开始擎起人文主义旗帜的时候，我们正处在清朝腐朽又腐败因而注定没落的末叶。
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句话不应仅仅被诠释为、被理解为经济落后科技落后军事落后了就要挨打。
文化落后了也是要挨打的。
因为，我们从一个国家落后的现象回顾它的历史，必能自五十年前一百年前或更长时间以前它的文化思想中，指证出它以后在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教育、国民素质等等诸方面必然落后的真正原因。
怎么能指望清王朝也乐于跟进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能动性地迈向资本主义？它视资本主义如厄运，统治心理上当然憎恨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想。
故我对于大唱清王朝赞歌的文化现象是极为嫌恶的。
我以我眼看历史，它面临了腐朽又腐败的时期，它对人文主义文化思想便很憎恨。
到了“五四”运动，当中国人终于在清王朝的废墟上祭起人文主义文化思想旗帜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业已基本完成了初期人文主义的启蒙和普及。
自由要的是人性权力；平等要的是人生权力；博爱主张的是社会原则。
以为西方初期人文主义所言之“平等”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长期以来的曲解。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能平等地对待它的一切公民，那么这个国家有点危险。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连人文主义所言的平等的底线都根本算不上。
西方初期人文主义所言之“平等”——乃指人人生来都有权向他或她的国家诉求受教育的权力；从事职业的权力；生病就医的权力；和其他种种社会保障的权力。而这当是国家至高义务。
“五四”运动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下的一剂猛药。它的功过，此不赘言。然而它是一场夭折了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呢，军阀割据，烽烟四起，连年内战，“城头变换大王旗”——任何的文化思想，都难弘扬。文化不知何处去，处处空留文化城。
再后来，日寇猖獗，山河破碎……
接着是内战……
文化何曾有过喘息的时候？
而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以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阶段，连人道主义也成为文化避之不及的雷区；而“自由”和“平等”，则成为文化所猛烈攻击的“反动”文化思想……
那时，西方诸国之文化，已开始进入后人文时期，即提升资本主义形象的文化建构时期。
如今我们反观中国80年代的种种文化现象，一切正面意义的总和，其实只不过是在做着西方许许多多文化知识分子早就通力而为，并且做得卓有成效的事情。
雨果也罢，安徒生也罢，他们一百七八十年前所启蒙的文化思想，比一百七八十年后的所有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共同的文化思想成果影响还要深远。
80年代的中国文化思想刚刚显示出些许人文主义的色彩，却招致了两场政治运动的当头棒喝……
我以我眼看来，其后的某些事情，实在也是文化太过受压，思想太过郁闷的结果。
商业文化的时代来了。
时尚文化的时代来了。
娱乐文化的时代来了。
我们现当代文化链环上断缺的一环，依然断缺着……
若问，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乃至下一代的下一代，在商业的时尚的娱乐的文化背景前狂欢之时，谁能告诉我，脚下垫着什么没有？倘有，那“东西”的成色是什么？倘竟没有，我们又该为我们的下一代做点什么？怎么做？
我困惑。
一个国家的当下状态，所反应的必是它此前五十年来，一百年来，两百年来乃至更长时期以来的文化的演进过程和趋势。
我们的文化，端详它半个多世纪里的容貌，在人文主义的思想方面是太稀缺了，而要在极其商业的时尚的娱乐的快餐式的文化时代补上这一课，形同亡羊补牢也。
但那也不能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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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证中国文化之摇篮
我以我眼回顾历史，正观之，侧望之，于是，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特别自信的结论——所谓中国文化之相对具体的摇篮，不是中国的别的地方，尤其并不是许多中国人长期以来以为的中国的大都市。不，不是那样。恰恰相反，它乃是中国的小城和古镇，那些千百年来在农村和大城市间星罗棋布的小城和古镇。
仅以现代史一页为例，我们所敬重的众多彪炳史册的文化人物，都曾在中国的小城和古镇留下过童年和少年时期成长的身影。小城和古镇，也都必然地以它们特有的文化底蕴和风土人情濡染过他们。开一列脱口而出的名单，那也委实是气象大观。如蔡元培、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丰子恺、徐志摩、废名、苏曼殊、凌叔华、沈从文、巴金、艾芜、张天翼、丁玲、萧红……
这还没有包括一向在大学执教的更多的文化人土，如朱自清，闻一多们；而且，也没有将画家们、戏剧家们、早期电影先驱者们以及哲学、史学等诸文化学科的学者们加以点数……
我要指出的是——小城和古镇，不单是他们的出生地，也是他们初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念的形成地。看他们后来的文化作为，那初期的烙印都是印得很深的。
小城和古镇，有德于他们，因而，也便有德于中国之近代的文化。
摇篮者，盖人之初的梦乡的所在也。大抵，又都有歌声相伴，哪怕是愁苦的，也是歌，必不至于会是吼。通常，也不一向是哀哭。
故我以为，“厚德载物”四字，中国之许许多多的小城和古镇，那也是绝然当之无愧的。它们曾“载”过的不单是物也，更有人也，或曰人物。在他们还没成人物的时候，给他们以可能成为人物的文化营养。
小城和古镇的文化，比作家常菜，是极具风味的那一种，大抵加了各种的佐料腌制过的；比作点心，做法往往是丝毫也不马虎的，程序又往往讲究传统，如糕——很糯口的一种；比作酒，在北方，浓烈，“白干”是也，在南方，绵醇，自然是米酒了。
小城和古镇，于地理位置上，即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只需年景太平，当然也就大得其益于城乡两种文化的滋润了。大都市何以言为大都市，乃因它们与农村文化的脐带终于断了。不断，便大不起来。既已大，便渐生出它自己必备的文化了。一旦必备了，则往往对农村文化侧目而视了。就算也还容纳些个，文化姿态上，难免地已优越着了。而农村文化，于是产生自知之前，敬而远之。小城和古镇却不同，它们与农村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一般远不到哪儿去。它们与农村文化始终保持着亲和关系。它们并不想剪断和农村文化之间的脐带，也不以为鄙薄农村文化是明智之举。因为它们自己文化的不少部分，千百年来，早已与农村文化胶着在一起，撕扯不开了。正所谓藕断丝连，用北方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另一方面，小城和古镇，是大都市商业的脚爪最先伸向的地方，因为这比伸入到国外去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大都市的商业的脚爪，不太有可能越过阻隔在它和农村之间的小城和古镇，直接伸向农村并达到获利之目的。它们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不得不与小城和古镇发生较密切的关系。有时，甚至不得不对后者表现青睐。于是，它们便也将大都市的某些文明带给小城和古镇了。起初是物质的，随之是文化的。比如小城和古镇起先也出现留声机的买卖了，随之便会有人在唱流行歌曲了。而小城和古镇的知识起来了的青年们，他们对于大都市里的文明自然是心向往之的。既向往物质的，更向往文化的。他们对于大都市里的文明的反应是极为敏感的。而只有对事物有敏感反应的人，其头脑里才会有敏感的思想可言。故一个小城和古镇中的知识起来了的青年，他在还没有走向大都市之前，已经是相当有文化思想的人了，比大都市中的知识起来了的青年更有文化思想。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立场，即小城和古镇的文化立场；进言之，乃是一种较传统的文化立场来审视大都市文明的。那可能保守，可能偏狭，可能极端，然而，对于文化人格型的青年，立场和观点的自我矫正，只不过是早晚之事。他们有自我矫正的本能和能力。他们一旦成为大都市中人，再反观来自于的小城和古镇，往往又另有一番文化的心得。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化与现代的和新潮的文化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发酵，化合，或扬或弃，或守或拒，反映到他们的文化作为方面，便极具个性，便凸显特征。于是使中国的现代现象由而景观纷呈。何况，他们的文化方面的启蒙者，亦即那些小城里的学堂教师和古镇里的私塾先生，又往往是在大都市里谋求过人生的人，载誉还乡也罢，失意归里也罢，总之是领略过大都市的文化的。他们对大都市文化那一种经过反刍了的体会，也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哺予他们所教的学生们。
谈论到他们，于是才谈论到我这一篇短文的自以为的要点，那便是——我以我的眼看来，我们中国之文化历史，上下五千年，从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镇，原本有一条自然而然形成的链条；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代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