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争平的《黑土地·红舞台》，便是这样的一本回忆性质的书。
就她本人而言，绝对算不上是当年“当大荒”知青中命运坎坷的一个。即使与我当年的命运相比，她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强得多。而我几乎看不出，除了想家，除了恋爱或失恋，除了积极要求入党而因家庭成分问题难以如愿以偿，她和她的同是宣传队女队员的知青女友们，当年另外还有什么思想苦闷。而我却是不同的。我当年因下乡前读了些西方小说，早早地就受到了些人文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与不人道之事屡见不鲜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心生反感和抵触，既难以成功地作伪，又没有勇气对抗时代，那思想的苦闷，可谓大矣，一言难尽。故我对那个时代的“左”，无疑比王争平们要感受深刻。这是我读她的书稿较难引起强烈共鸣的原因。但一想到她们当年下乡时，年龄最小的才十五六岁，还是少女，还未成年，于是理解了。
然而我读她的书稿，心中还是常起波澜的。并且，感到比读别的知青们的回忆录，另有一种温暖。
因为在她的回忆中，几处写到了当年北大荒文艺知青们的总引路人崔长勇，即我的中篇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前边所言一位有恩于我的人，便是崔长勇。
崔长勇对于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活动之蓬勃开展，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他绝对是功居第一的人。对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涌现了甚多文艺人才，也绝对是当得起“伯乐”二字的。他在“兵团”解体后，离开了北大荒，集资办私立小学，未成功，资金耗尽，结果至今仍在狱中。我每一忆起他，便愀然不已。我特别感谢王争平在她的回忆中，对于有恩于我的人给出了公正良好的记录和评价。据我所知，王争平与当年和她一样是宣传队女队员的另几名知青旧友曾重回了一次二十八团，路过哈尔滨时，共同去看望了崔长勇，足见她们也个个都是十足的性情中人。这令我感动。我也是怀着感动来读她的回忆录的。否则，我的序不会写得这么长……
谈到“老隋”，还要指出一点，他在当年是只可利用、不可信任的人。因为他是大学里的才子，是要一边利用、一边进行改造的对象。而且“改造”二字，对于他，当年是终生的。即使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也还是被认为不可能“完全”入党的……
王争平回忆录中写到的冉红，我在参加兵文学创作学习班时也是见过的，听她指导过某师宣传队独唱队员歌唱。当时她指导得极为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的王争平们，亲昵地称她“冉阿姨”。在那样的年代，几名女知青能有一位处处关爱她们的“冉阿姨”，实在是件幸事啊！……
知青们刚到一个连队，只不过因为被某老乡请到家里吃了一顿包子，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几乎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因为那老乡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摘帽右派”……
又有老乡给几名女知青送来一包瓜子，她们嗑着吃了，却被别的知青说成是“吃掉了无产阶级的感情”……
女知青们用一用防干防裂的润肤霜，被说成是“喜欢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
而男知青教别人一套有利于睡眠的“八段锦”，则是在传播“享乐主义人生观”……
唯恐入不了党，于是忍心与心爱的姑娘断绝恋爱关系……
凡此种种，今天觉得荒唐，却是当年的普遍现象。
而今天的青年们，包括以后的青年们，有谁在恋爱过程，还会互通一百几十封情书呢？
有谁赠给对方的信物，不是颈链，不是戒指，竟然会是什么“红色娘子军演出本”呢？
有谁在离开“北大荒”，重新成为北京人和入党这两件事之间，居然会难以扶择，犹豫得彻夜难眠呢？
那正是她们啊！
当年的她们，正是那么样在“北大荒”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告别青春的……
我个人认为，当年的知青们写回忆录，每个人笔下都会写出些和今天的青年们的经历特别不同的事。然而，倘字里行见意不见一点儿反思，其实是没有什么非写不可的意义的。
好在王争平的回忆书中，是有些反思，有些叩问的。我觉得，反思和叩问，对于她这一本将要出版的书，不多不少，刚刚好。
愿她的书出版顺利！
愿她早圆此梦！
学子小说《中国病人》序
杨燕群是我的学生。
确切地说，她只在大三那一年里选修过我所授的课——《创作与欣赏》。
她的两篇作业《秋菊》和《阿婆谣》曾深受我的称赞；在同学们办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后又经我推荐，在正式的散文刊物上也发表过；并且，都曾被《青年文摘》选载过。
她还曾是我的学生们自己创办的文学刊物《文音》的主编。
现在，她已经毕业了，在北京一家报社临时打工，成了新一批的“京漂族”。
当她告知我她在写长篇小说，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反对。
我一向对我的学生们强调，我所开的课，并非是要想从一个班的学生中培养出一两个作家来（这根本不是我的授业目的，也不大符合作家产生的规律），而是要在学子们迈出校门之前，帮他们集体的“临阵磨枪”，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从业能力。我认为中文学子的从业能力，无非评、创二字而已。创的能力，我指的也不是写小说，而是创想的能力。进一步说，是感性思维的能力。至于评的能力，我则一向认为是中文学子的底线能力，“看家”的“本领”。
但杨燕群却首先不去解决好自己的工作问题；她在工作问题极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专执一念地写起小说来，而且是长篇。
故我对她此举甚不以为然。
倘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毕业后，在工作问题亦即生存问题相对稳定之后，业余有着写作的爱好，那么我是十分欣慰的，反之——不。
所以，我首先要规劝我的一概的学生们，毕业后万不可也学杨燕群。并且，在此一厢情愿地将我的规劝，奉献给所有的即将毕业的学子，包括中文学子们。
因为一个道理是那么的显然——工作问题亦即生存问题，乃是一脚迈出校门后的当下问题，迫切问题，无法不面对的最现实问题。它对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而文学的创作——在我看来，可以当成终生发生亲密关系的事情。在哪一个不再为生存问题所困扰的阶段都是可以从从容容认认真真地开始的。
但，她既然已用三个多月的心血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那么我不能不格外郑重地对待。
然而当我看完她的这一部小说时，确如她所预料以及别的老师们所预料的——我实在是对这一部小说喜欢不起来，甚而也可以说，很逆反。
确切地说，是对她书中的主人公天香极其反感。
我自然看出了，作为作者，杨燕群对她笔下的主人公天香，确是很同情也很怜惜的。尽管也有批判，但那理解、宽容、同情和怜惜，却分明是占了主要情感成分的。
于是，某种常识性的文学创作问题摆在了我面前——为什么一个作者自己予以理解、宽容、同情和怜惜的笔下人物，在一个读者那儿却恰恰形成了相反的读后感觉？
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一个读者难以理解，难以宽容，难以同情和怜惜的小说中人物，其“创造”者却分明的为之唏嘘不止，大为感动？
而且，我认为这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认为根本上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意味着读者也许太过心灵麻木。
第二个问题则意味着作者也许太过一厢情愿。
恕我直言，我几乎便想用“自作多情”一词了。
因为，通常的情况乃是——一个作者那般同情与怜惜的小说中人物，“她”总要多多少少有点儿可爱之点的。
然我竟一点儿都看不出，“天香”这一名刚刚毕业离校的大学女生，她身上究竟有什么可爱之点？
因为她能将汉文字排列组合得像是诗么？
那又怎样？
社会便该供养起她来？给她发一份不菲的工资？安排一处体面的住房？使她可以无忧无虑地进行那一种文字游戏？中国从前是供养着一些诗人的。但从前的诗人们笔下的诗，几乎是值得将他们供养起来的。中国现在也有些诗人他们的诗是写得相当相当好的，却已不再被哪方面供养着；而且，也没有天香那一种怀才不遇似的怨天尤人。
天香的怀才不遇纯粹是一种自我想象。
因为她漂亮么？
姑且不论仅仅漂亮的女孩决然并不意味着一定可爱也是一个常识——但小说中明明写着，她是其貌平平的呀！
因为她纯真么？
她起初确乎是纯真的。可她将纯真丢弃得多么快啊！
因为她确有着良好的综合素质以及完全被别人和全社会视而不见的从业技能么？——起码小说里没有写到。
然而大学生一毕业就等于失业，尤其女大学生，毕竟是令世人同情的。但天香这一个人物，其实并没有经历过多少择业的严酷无情的挫折啊！她也不过就是散发过一次小广告而已，那么一点点人生的“打击”都经受不了啦？娇气若此，今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呢？何况，她不是很快就被汤老板的什么“勺海房地产公司”聘了去吗？
当业务员就那么掉她的份儿了么？
半年来一项业务也没谈成，完全是他人和社会的过错和有眼无珠么？
为什么就不能虚心地向别人学习，让自己的人生从做一名业务员脚踏实地地开始呢？
有几多人的人生，该是一脚迈出大学校门便如鱼得水，亦步亦高呢？
她可不可以既在“勺海房地产公司”多多积累自己的从业能力，又洁身自爱，不那么快地和老板搞到发生肉体关系的地步呢？
我看是可以的。即使难，也大不了走人。既然从一开始就轻蔑着一位老板和他的公司，却还要在公司里争宠，争到和老板发生肉体关系的地步——这个人物年纪小小却是多么的病态呢？
她高傲的人生资本究竟是什么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难的时期，一切迈出校门的学子，几乎都在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的实际从业能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可以经过实践提高种种从业能力的人，为什么偏偏“天香”这一个人物，她就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例外呢？
且看小说中的她，对于一切和她关系暧昧的男人，几乎只剩下了两个话题——钱；为我找一份好工作。
她以自我为中心；自恋；自赏；一次也没有证明过自己的任何一种从业能力；一方面自视清高，一方面自甘沦落，很快就掌握了一套套的同时与几个男人虚与委蛇并依赖他们而生存的智俐机巧……
什么样的工作才适合于她？对于她才算因人而用？
什么样的工作对于她又算是一份好工作呢？
而那些男人却莫名其妙地都很依恋她，赞美她，似乎离开了她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他们不也是一些社会病人么？
以上，是我实在无法称道这一篇小说的理由。
尽管杨燕群曾是我的一名学生，而且曾是一名我特别欣赏过的学生。
我还是下了决心彻底否定她的这一部小说的。
不管她倾注了多少心血，是多么的期待着我的肯定。
但是，经过几天的沉思，几天的犹豫，我改变了决心——并愿意以这一篇文字为她的这一部小说作序。
她的这一部小说尚无名字——那么，我为她取一个名字，就是《中国病人》罢。
是的，在我看来，包括天香在内的小说中的男男女女，都显示出中国目前社会浮躁大背景之下的不同程度的心理病态。
像天香这样一个心理病态症状，毋庸置疑的面临就业困境的当代女大学生形象，我在其他小说中还未读到过。
既然我作为老师，笔下也曾写出过林林总总的病态人物，那么我缺少完全能说得通的理由彻底否定杨燕群的这一部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
而且，她将这一部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以她的最大的文学创作能力情节化、细节化和形象化了。在后一方面，我觉得她做得还颇为地道。
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天香”这样的年纪轻轻的女性中国病人，确乎是存在的；汤老板、朱局长、李教授等等男性的中国病人，当然更是不在少数。
杨燕群以她的视角，向世人提供了一份中国当代社会的较少见的病历。
这部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大于它的文学意义。
我愿它是一面镜子。
一面检测某些病态社会心理的红外镜。
我愿许许多多读过它的人都舒一口气，说——幸而我活得和小说中那些人物不一样。
最后我要说的是，身为作家和大学老师——我曾期待杨燕群这一名曾经的学生的第一部小说是山乡里散发着未被污染的自然界之清馥气息的野花，而她让我看到的是某些热衷于新讽刺派画家笔下的《中国病人》……
既或如此，我也还是得扶她一把。
谁叫，她曾是我的一名学生呢？
。 想看书来
学子小说《女儿河》序
育伟：
我在外省看完了你的《女儿河》。
总的感觉是——很好，很好，很好……
它正是我期望于你的。
你当初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在写长篇，我的态度其实很矛盾。怕你因而影响了学业，甚或陷于执迷，所以并不敢怎样鼓励你；但另一方面，又寄某种希冀于你，认为你确乎能写出一部像样子的长篇来。
你清楚的，在所有听过我那一次大课的学生中，我对你一直是另眼相看的。否则，我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北语的学生刊物推荐你的小说。在我们北语学生办的刊物上，你的小说总是被排在重要来稿的位置。而且我多次在课堂上提到过、讲评过你的小说。你不但接受了，也领悟了我的某些话，这令我欣慰。
你告诉我《女儿河》已发在新浪网上，我不上网，未知反映如何。但即使褒贬不一，你还是要信我的评价——《女儿河》很好，你凭她证明了这样一点——尽管你也是80后一代人，然你的文学起点，毫无疑问地超出了一概80后之上。我此话并非是在借你的《女儿河》否定别人，而是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你将另一种对于80后写作者们而言崭新的生活画幅展开在普遍的80后文本的平面上了；所谓80后写作现象，说到底目前还是城市80后文学青年的写作现象。《女儿河》颠覆了那一种现象。对于那一种现象，“她”具有独树一帜所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那么多80后人喜欢写作；然即使那些来自于乡村、小镇的你的同代人，不知为什么，也都不肯将自己对乡土、乡情以及家乡人物命运的关爱呈现给文学的读者看——而你这样做了，认认真真地这样做了，并且做得不乏才情，故我激动。
《女儿河》好在如下方面：
一、文字好。文学之作品，还是要由文学化的文字来完成才是。你很善于写景，又非是为写景而写景，笔下景境，与人物心理状态浑然一体。
在此点上，你做得相当好。须知，时下之小说，仍耐心而细微地写景的文本，已经不多了。你笔下的写景文字流淌着诗意。你要感谢你曾写诗。
二、你极善比喻和形容。你笔下已少见已成公共词汇的形容词。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