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说确乎很伟大过。它只稍许比诗年轻一点点。虽然至今人们仍用“史诗性”三个字来称道伟大的小说，而伟大的小说却自有其与诗不同的伟大处——没有一首诗能像伟大的小说那样与人类的阅读习惯发生最亲密的接触。
20世纪中叶以后，诗渐渐地寂寞了。
现在，小说也寂寞了。不但寂寞了，而且平凡了。发达的印刷业，传媒界，加上电视机、影碟机、电脑网络这些科技产品的问世，削减了小说以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甚至挑战了人类古老的阅读习惯。毕竟，图像比单纯的文字对人眼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写小说这件事，已经像歌唱模仿秀一样，不再高不可攀。
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过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题目是“奥林匹斯的黄昏”。那时小说还正在中国红得发紫着。那时我预见，在以后的20年间，中国人的消遣心理，必将欣赏的愿望厚厚地压在底下。以后20年间的小说，取悦于人们一般消遣的动意，也必日渐明显。
现在的小说总体上正是这样，尽管有我的许多同行们继续努力地做着种种提升它性质的实践；却毕竟的，分明的，普遍之人们对小说的要求更加俗常了。
小说是在这一背景下平凡的。
平凡的事物，并非便是已经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物。
所有写小说的人，在动笔写一篇小说时的状态都无疑是相当认真的。
对小说的理解决定着各自不同的认真尺度。
在关于小说的一切说法中，经过思考，我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小说是时代的备忘录。
于是有我现在的一系列小说“出生”，自然包括《档案》这样的小说……
变成海绵
许多朋友，不仅是文学界的朋友——各行各业的朋友总爱对我说：晓声你太爱讨论了！一有你在场，话题就无休止了！轻松的话题被你“引导”成了严肃又沉重的话题。闲谈不知怎么一来，就成了由你“主持”的专题讨论。你累不累呀？
这话中有调侃的成分，甚至有挖苦和嘲讽的意味儿，当然都是朋友式的，善意的。
坦率讲，我知道也有人非常厌恶我这一点。比如别人正在大谈风月、谈绯闻、谈名人的隐私，或报刊上的花边内容。被我冲淡谈兴，扭转了话题，怎能不索然呢？
其实我非是出于无礼，更不是存心要使别人不快。只不过几乎出于本能地，将自己变成一块海绵，总企图使闲谈成为有意义的讨论，从有意义的讨论中吸收有价值的营养。再进一步坦率地讲，我的创作每受此营养的滋补而冲动不已……
我有不少经济界的朋友——博士、学者、专家、教授。经由和他们的讨论乃至辩论，我接受了一些经济学的观点。于是我看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眼光，不复是从前小说家的单纯眼光了。
我还有不少企业界、伦理学界、史学界、法学界的朋友。他们都使我受益匪浅。我更有不少同代人、民工、下岗或半下岗的工人朋友。最后一类朋友的存在，常常提醒我，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一个小说家的感觉，无论良好或不太良好，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说家的感觉罢了，有时可能与众多中国人的感觉截然相反，甚至有天壤之别。我非是“个人体验”派的小说家。我很在乎自己是否了解众多的中国人的中国现当代感觉……
那么，便该说到《司马敦》这一篇小说了。它是我与一位影视导演朋友，几位法学界朋友，以及我家的“阿姨”小芳共同看电视，多次由拐卖妇女儿童案例进行“讨论”的结果。只不过“讨论”的当时，我并未有意识地想要写一篇小说。
不久前，《中篇小说选刊》的章世添同志打来电话，言及转载《司马敦》之事。于是我们竟又在长途电话里讨论起法与善、法与恶、法与罪、法与贫穷和邪恶的关系。如果不是顾及到长途电话费，我们也许会讨论得更深入的……
章世添同志由于常年担任《中篇小说选刊》的副主编，对于全国中篇小说的创作动态，常有颇具权威性的看法。我认为可以说他是一位研读家。起码，他要经常细读大量的中篇小说，肯定比任何一位作家读的都要多。他对我的小说所提出的意见，对我的创作实践每每有点悟性的帮助。
就《司马敦》一篇，他在电话中问我——你小说中，也是现实社会中，另一名往往“逍遥法外”的“罪犯”是……
我在电话这一端打断他，请他先别说，由我自己来说。
我说——那就是贫困，咄咄逼人的贫困。
他说——还有邪恶。某些人之所以成为罪犯，本性中的邪恶，或堕入“犯罪命运”的“人文”条件的邪恶，也就是还有一个未被推上审判台的“罪犯”……
我说这正是我力图表现的……
他听了很高兴。
我说人由本性中的邪恶成为罪犯是可恨的。而人由“人文”条件的邪恶堕入“犯罪命运”，以及社会促使的犯罪因素，就不但可恨，亦复可悲了……
我由衷地感谢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与我进行过的社会方方面面的讨论。这是我要保持对一个大中国，而非一座城市，非一个阶层的中国感觉的方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都是我的许多篇小说的“合作者”之一呢！
时代与戏剧
其实，不仅仅是戏剧浓缩了时代的某些或琐碎或重要的特征，演绎出种种故事；某个时代也会演绎某些戏剧，成为某些旧故事的新的“内容提要”。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尤其感到某些戏剧的不朽，感到它们似乎始终没有落下结束的大幕，一直连续到了今天……这乃是我重温萧伯纳受到的启发。
我接触萧伯纳的作品在中学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年我们那一派红卫兵“夺取”了学校的“政权”。当然也就一并“收复”了学校图书馆这一“阵地”。我被任命为“管理长”，颇有点儿“接收大员”的意味儿。
一天我翻看一本《外国作家逸事》，萧伯纳的机智和幽默使我大为崇拜。我对自己说，这位大剧作家的剧本我一定要读一读。查遍了图书卡，只发现了他的两部剧本——《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两部剧本合编在一起。
《鳏夫的房产》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浪漫的青年屈兰奇，爱上了貌似仁慈善良的富翁萨托里阿斯的女儿。而大富翁实际上却是一个对金钱贪得无厌的家伙。他残酷地剥削他所经营的贫民窟里的穷苦住户。当清高的屈兰奇正要拒绝未婚妻的父亲靠卑鄙的不正当的手段弄来的陪嫁，甚至打算连自己的未婚妻也放弃时，他突然发觉，原来他自己继承的财产也是自己的父亲靠压榨、剥削、行贿、诈骗等等无耻的手段聚敛起来的。于是他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否定别人的行径，轻蔑别人的行径，但那意味着，同时也必得具有否定自己和轻蔑自己的能力；或者为了想象和证明自己剥削有理，剥削有功，想象和证明自己成为富人的天经地义和自己财富的干干净净，而说服自己承认贪婪成性、剥削起来冷酷无情毫无人道可言毫无羞耻感可言的萨托里阿斯先生是最可爱的先生，他的女儿以及他准备送给自己的陪嫁是一位最能使自己幸福的妻子和一宗最可观的财物。他理所当然地做出了后一种选择。这当然也是他最明智的、最理性的选择，并且，他不但成了萨托里阿斯的女婿，而且成了岳父的合伙人，一块儿做起贫民窟的投机生意来。
“这实在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是绝对正确的。”屈兰奇对自己这么说。这句台词成了他和萨托里阿斯们共同信奉的伦理基础……
《华伦夫人的职业》的内容则大致是这样的：
少女薇薇生活优裕，精神高贵，从小受着良好的教育。她的母亲华伦夫人是一位极受上层社会男士们甚至包括某些显贵们尊重和荫庇的太太。他们仿佛都曾受过她的施舍似的。这虽然使少女薇薇常感困惑，但毕竟也满足着她的虚荣心，使她的高傲成为有充分理由的。但是，有一次薇薇惊骇地发现了母亲竟和那些显贵们共同经营着欧洲最大的一家妓院。他们操纵于幕后，她是他们的全权代理人。妓院使她和他们财源滚滚。薇薇决定离家出走，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但是母亲的“股东”之一，振振有词，有根有据地向少女证明——许多富人的钱绝不比她母亲供她过富裕生活的钱来得更人道、更干净；重要的并不在于人是靠什么手段聚敛金钱的，而在于一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聚敛到多少金钱，哪些别人是合伙人。当金钱聚敛到巨大的数目，人们也就不再追问手段了。那时你便摇身一变是最“诚实的”资本家或最“可敬的”慈善家了。那时你只消用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钱来向社会买断你所喜欢的任何名声就是了……
薇薇并没离家出走。但是她的灵魂深处，从此再也不能真正高傲起来了……
非常惭愧，从中学时代至今，我竟没读过萧翁的其他作品。尽管对这位伟大的剧作家的生平了解得多了些。而我后来也只买过他的一本剧作选集，收进了《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的一本。所谓重温，也不过就是重读了这两个剧本。为什么偏偏是重读这两个剧本，我想该是不言自明的吧！
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多少萨托里阿斯和华伦夫人啊！有的已身败名裂，锒铛入狱。有些依然正受着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尊敬，正受着某些显贵们的荫庇。
而他们和她们的儿子女儿们，据我所知，也都是些当代的屈兰奇和薇薇。不同之处在于，仅仅在于，他们和她们，才不会对自己父母辈们的财富和金钱的来源产生困惑呢！即使他们和她们知道了底细，也不至于像屈兰奇似的心生什么罪孽感的吧？因为屈兰奇毕竟还曾是浪漫青年。他们却几乎个顶个都被时代教诲成了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更不会像傻丫头薇薇似的，产生离家出走的怪念头吧？
因为，时代似乎已经替他们宣布了伦理基础——“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是绝对正确的。”
她们的高傲，也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动摇。
我们的时代正继续上演着《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而舞台背景也由欧洲扩展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