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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很安静。开始有蝉的叫声了，它们在我头顶的槐树叶子中间悠长清脆地响着。我把下巴支在膝盖上，心想，我再也看不见小贾叔叔了。
小贾叔叔在车旁停下来，四处寻找了一会，最后，发现我坐在土坎上，远远地看着他。他大步返回屋子，来到后窗前，向我伸出手来。
我把手伸进窗子，让小贾叔叔握在手里。他的手很大，把我的整个手都包了进去。他说，林雪，记住，你是最美的孩子，将来，也会是最美的女人。
我说，我会想你的。
这是一九七九年，我跟小贾叔叔的最后一次对话。
小贾叔叔跟我说完这句话后，我们都觉得不必再说别的什么话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口琴，放到我手里，把我的手合上。然后他就走出了我爷爷的厢房，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二
母亲在藤椅上睡着。我真羡慕她，她有充足的时间用来睡眠，药房的工作很轻松，她工作一天就可以休息一天。可她还总是想回城，如果她回了城，她敢肯定会找到一份这样轻松的工作吗？没准她会当上一名环卫工人，穿着分不清性别的工作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拿着一把铁锹收拾城市里的垃圾，就像后来我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
我站在院子里，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九年的八月末了，蝉们在张惠头顶那棵大槐树上鸣叫得厉害，鸟却在睡着。树叶投下很多细碎的小星星，跳跃在张惠的脸上，她的脸干净而清爽，没有一点汗水。
张惠是突然醒的，之前她一直在沉睡，没有丝毫要醒的迹象，我急于把小贾叔叔离开的消息告诉她，但是她沉睡不醒。自从她开始服用那些药粒，一旦睡过去就很难叫醒。
我心急如焚地坐在小板凳上等着她醒来。后来她忽然睁开眼，把我吓了一跳。她问我，小贾叔叔走了是吗？
她怎么会知道的呢？自从她把小贾叔叔从这个家里赶走之后，他们就形同陌路了。一开始，我还偶尔向她通报小贾叔叔的情况，但是自从她开始服用能让自己熟睡的药粒，并每天昏昏沉沉停止思考之后，我就彻底不跟她说小贾叔叔的任何消息了。
更让我吃惊的是张惠后面的话，她说，送小贾叔叔的车现在到了红旗桥。过了红旗桥，再走两个小时，就能到县城。过了县城，一个半小时可以到烟台，小贾叔叔就该上火车了。
我说，我刚刚才从爷爷家回来，我是跑着回来的，你怎么知道的？
张惠很莫测高深地笑了笑，说，一切都是命运所定。存在是，离开也是。母亲的答案胜似没有答案，这使这件事此后成了一个无解的秘密。我问树上的鸟和地上的蚂蚁，是不是有谁先来向张惠通报了小贾叔叔离开的消息？鸟和蚂蚁都摇摇头。
后来我反复分析多年，直到小说进行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还在求解。我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应当和解，世上没有绝对的纯粹，尤其是这两样东西，界限太清楚反而令某些事物无解。当然这只是我的联想，具体到母亲当年留下的这个秘密，我想答案很有可能跟梦有关。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者，此生都必定要做梦，而且不止一次地做，其中肯定不乏某些跟现实息息相关的奇异之梦。这种梦，我认为是永远无解的，是神秘的宇宙给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生活的人的宝贵馈赠。在我生命里，梦是一个虚幻而必须的存在，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更对它情有独钟，所以我相信母亲当年一定是被神秘的梦所光顾，她躺在藤椅里昏睡，然后做梦，梦里出现小贾叔叔离开的景象。
第八章 无解的秘密（2）
所以她醒来以后很超脱很莫测地说，一切都是命运所定。她认为是命运让她不必身临其境而又熟知她情人离开的种种细节。
我相信这种梦是非常有可能的，因而这种推测是成立的。我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者，这是件好事。
跟这个诡秘事件相似的另外两个事件，分别发生在当年十月和十二月。第一次，母亲在一次沉睡之后忽然告诉我说，小贾叔叔把脚崴了。第二次，她说，小贾叔叔那里下暴雪了，跟咱这里一样。
她提到小贾叔叔崴脚，我还可以把这当成她的一次睡梦，可是当年十二月，她提到小贾叔叔那里下了暴雪，跟槐花洲一样，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因为当时她说完这句话后，我特意掀开窗帘朝外看了看，外面没有一丝下雪的迹象。
而暴雪是在当天夜里下的。这次我听到很多雪花在说话，由于众多声音混在一起，我听不清它们都在说些什么。我当时被一种好奇心纠缠住了，母亲是怎么预见到那场暴雪的呢？事后我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说连天气预报都没播报那场暴雪。这么说来，母亲比我还具备某种超能力，我只是能听到雪花在说话，母亲却能预见到一场还未下的暴雪。
当时我记住了她提到的时间，一九七九年十月和十二月，这使我萌生了重逢小贾叔叔以便求证的想法。当然后来，母亲的说法通过了事实的验证，我依然把原因归咎为梦，还有感应。唯物主义者难道就不相信感应的存在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我们寻求不到答案的事情？宇宙如此浩瀚，生物和自然如此神秘，规律只是我们掌握了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很多事物我们无法掌握其规律，也就无法探知其中奥妙。
总之，一九七九年夏天，小贾叔叔从我们的生活里离开了。有一天张惠很清醒的时候，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淡绿色本子，开始在上面写东西。她已经很久没在它上面写东西了。她不在那上面写东西了，是因为她晚上要到她跟林宝山的房间里睡觉，现在，她不再到他们的房间里睡觉了，现在那两条*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张惠终于可以无视林宝山的威胁，而搬到我的房间里来睡了。
这样，她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写东西。通常她在吃完晚饭，洗完脸和脚后，就坐在我房间里的写字台旁边，打开那个本子，在上面写一会儿。她写完之后，就把它锁进抽屉里，然后把钥匙挂到脖子上。她用一根很漂亮的红绳串着那把钥匙，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即使睡着，只要它有什么响动，她也会立即醒过来。
这样，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尝试都落了空，我无法在任何时候，把那根串着钥匙的红绳从她脖子上解下来。
张惠跟林宝山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相像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身体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三
林宝山的一切都嘎然而止在一九七九年的夏天。
小贾叔叔离开当天，林宝山就蔫了。当张惠面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枕头离开他们房间，他什么都不敢说，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这个时候，他穿着一件短袖汗衫，很脏，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由于汗衫很薄，可以看到他胸前鼓鼓地藏着什么东西。他的腰上还是扎着那条破裤带，从冬天开始，直到夏天，那条裤带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腰。他的腰肯定长痱子了，甚至有可能溃烂了，流脓了，因为他的身上总是散发出很难闻的气味，像夏天的臭肉散发出来的味道。
第八章 无解的秘密（3）
几个月的非正常生活给林宝山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他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夜里睡觉白天工作。他白天总想睡觉，而夜里他精神亢奋，无法进入睡眠。
他在灶屋里惠、惠地叫过几回，张惠根本就不理睬他了。他叫得那么小心，像生怕吓跑了停在嘴唇上的一只蚊子。他这样叫过几回之后，就彻底明白张惠再也不会理他了。
我的父亲迅速地委顿下去，他重新频繁地犯起癫痫症。
他叫母亲，而母亲不理他，之后他就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叫。我能听到他一个人翻来覆去，用自己的拳头，或者脚，或者头咚咚地擂墙。他说我想，我受不了。之后他就不再擂墙了，他呼哧呼哧地喘气，有节奏地呼啸。
母亲呸呸地向地上吐两声，说，恶心。
林宝山犯癫痫症的那晚，张惠正坐在桌前往小本子上写东西，她为了避免听到林宝山的呼啸，就搬出一床被子，用剪刀挑开一段线头，从里面拽出两团棉花，塞进耳朵里。后来，我就听到了林宝山的呼啸，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呼啸，他呼啸的节奏，时间，他会在什么时候颓然地安静下来。但是那晚节奏打乱了，他的呼啸还没有高亢起来，就没什么声响了。老鼠在地上蹲着，我在炕上趴着，无奈地期待着他重新叫起来，然后重新安静。那样我们才能把心放回肚子里，安心地睡觉。
可我越来越觉得有些不对劲，他的房间里死一般静。我说，爸爸不知道怎么了。但是张惠听不到我说话。于是我下了炕朝外屋走。张惠可能以为我要出去解手，她看了看我，又把精神集中回小本子上。我走到林宝山的房间，拉开灯，看到林宝山光着下身躺在炕上，他上身还穿着那件鼓鼓的汗衫，腰上还扎着破裤带，只光着下身。
我第一次看见男人的*——他仰面躺着，无声无息，嘴角流着一摊白色的泡沫，小腹下面立着一根巨大的东西，旁边是一片黑森森的景象。
我吓呆了。林宝山在我的眼里是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人。男人是丑陋的，从那时起，它根深蒂固地盘踞着我的思想长达多年。
我的父亲林宝山被送进医院。给他穿衣服的时候，母亲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下身那根巨大的东西一直立着。后来，她胡乱弄了条破床单，裹住他，让他们把他弄到了医院。
林宝山的癫痫症状很快就消失了，但是他的另一个问题并没有消失，并且成了一个新问题——他的下身一直无法恢复正常。他回到家之后就不再出门了，躺在床上呻吟，央求母亲，惠，惠，你帮帮我吧，这可怎么办啊。
母亲说，滚！你以后断了这个念头！
我对母亲说，你就帮帮他吧！
张惠顿了顿，有些不知道怎么说的样子。但我能看得出来，她是很想跟我说的。从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把我当成朋友，她从来也不像别人那样煞费心思地骗我，说我是从地里刨出来的，土坷拉里拣回来的等等。她告诉我说，你是我生出来的，我身上的一个卵子跟林宝山身上的一个精子结合，然后在我子宫里，就是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肚子——慢慢长大，最后，通过我身体的一个通道——她再指指自己的下面——生出来。
她很努力地思考了一会才跟我说，男人的器官平时不是那样子的，只有他们想跟女人亲热的时候，它才会变成那样，因为它会*。这是生理问题，你需要长大之后才能懂。
第八章 无解的秘密（4）
父亲很可怜地过着羞于出门的日子。母亲不肯帮他解决问题，她让他自己解决。她说，你又不是不会。后来，林宝山无奈，就自己解决起来。他关着门。但是一会儿之后他又推开门，说，不行。他疲惫极了，说，我胳膊都酸了。张惠说，那就没办法了，你让它自己慢慢好吧，这是你的报应，你不就是天天想着这个事吗，现在它天天这样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四
林宝山再一次把那把他不知从哪弄来的手术刀派上了用场，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啊地惨叫了一声，我跟张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跑过去一看，炕上流了很多血，他双手捂着他那根一直立着的巨大的东西。
他没死，只是性器受伤。医生说，他以后不能过性生活了。他辩解道，我只是想划一道小口，放放里面的血。
现在，林宝山一无所有，他对我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多次讨好我，试图让我跟他说说话。每逢这种时候，我都非常悲伤。我无法告诉他，只要一面对他，我就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他蹲在地上可怜巴巴地叫我，小雪，小雪，跟我说说话。可我就是无法说话。我哭了，眼泪一颗一颗地落下去，跌在他仰着的脸上。他的脸肮脏和衰老得让人生厌。
不久林宝山的伤口就痊愈了，他成为整个镇子取笑的对象，人们只要一看到他，包括那些妇女，都往他裆下看两眼。男人们说，宝山，下半辈子要断粮喽，女人们则说，宝山，这下知道了吧，城里女人是祸水。
林宝山不以为然，对那些男人说，断粮我也赚了。对那些女人就说，你们想当祸水，还当不上呢。
女人们就呸呸吐他两口，说，真是不值得可怜。
张惠好多天都觉得在镇上抬不起头，她请假在家呆了几天，但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几天以后她不得不回到医院上班。她在药房里用大口罩把脸捂住，只露出两只眼，来人拿药，她也不抬眼。但这仍免不了周围那些眼光给她带来的压力，有些妇女很放肆地从头到脚打量她，特别是她的胸和下面，试图从中发现她跟她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但她们什么也发现不了，因为张惠从来不到镇上的一家浴池洗澡。她有洁癖，还有，她根本不屑跟那些妇女赤身*混在一起。
那段时间，是张惠一生当中最不堪的日子，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小贾叔叔已经离开了，否则，我不敢肯定张惠会不会精神分裂。实际上，她已经有轻微的精神分裂征兆了。小贾叔叔离开之后，刘班长住进了爷爷的厢房；张惠开始频繁地往刘班长那里跑。刘班长很忙，他很少在屋子里呆着，但是母亲乐此不疲，她甚至多次在煮了地瓜和芋头之后，端着一个盘子，走过白桥，去爷爷家送给刘班长吃。刘班长婉拒，说，部队有规定，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母亲就把盘子从门槛底下的门洞里塞进去，但是第二天，刘班长就把盘子送到了爷爷家。
母亲锲而不舍，有一次我坐在后窗外面的土坎上，目睹她跟刘班长像拉锯一样地推拉那个盘子，她把它从门洞里塞进去，刘班长就把它从里面推出来，她再塞进去，他再推出来，如此往复了好几次。
我觉得张惠已经有些不正常了，尽管她还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做饭吃饭，睡觉写日记。
天渐渐冷了，坐在后窗土坎上的时候，能感到屁股底下飕飕地冒着寒冷的地气。母亲不知道这个秘密的所在，我也不打算告诉她。它是我一个人的领地。我坐在那里想小贾叔叔围着磨盘吹口琴、看书的往事，还有，他通过窗户塞给我他的口琴，对我说，林雪，你是最美的孩子，将来，也会是一个最美的女人。
我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对此我很迷惑。因为，夏天早已经过去了，我脸上的疤痕并没消退。我还能做一个美丽的女孩吗？好像已经不能了。
现在我上学了，有一次我听到我们的美术老师跟数学老师一起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说，真可惜，要没那道疤，林雪会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子，现在，看看，这么美丽的一张脸，竟然毁容了。
我不懂毁容是什么意思，总之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了。我站在校园里，用手摸着那道凸起的疤痕，难过极了。
第九章 美丽之死（1）
一
母亲仍然吃那些药粒，但是她好像对它们产生了抗体，有时候她能昏昏地睡着，有时候怎么也睡不着。她睡不着，也不用到药房上班的时候，就频繁地上街。部队打的山洞还没有完工，但是天冷了，已经是十一月了，他们不像前段日子那么赶工期，很多时候，除了到小学校里上课学习开会，他们就活动在各自的住处。
张惠不仅仅老往爷爷的厢房跑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