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部就坐落在一条大干沟的对岸。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被收拾得如此干净、整齐。场部所有的建筑物，虽然也都是些土块垒的“泥巴玩意儿”，但看得出，全经过一番精心统一的规划。房顶上一水儿铺着红褐色的瓦块，连烟囱的高矮大小都完全一致。但是在干沟底部却聚集着一大片杂乱不堪的土房。韩起科告诉我，这是“盲流”们聚居的地方。他们不属于农场的正式职工，既不在籍，也不在编，但归冈古拉农场管辖。他们是冈古拉的“黑户”，又是农场一支重要的劳动大军。他们中间很可能混有逃亡的“杀人犯”或“政治犯”。农场曾按他们自己填报的老家地址，发函去调查。百分之六七十的回函都只有一句话：“查无此人。”冈古拉过去还有一类人也是被要求“单独居住”的，他们被称作“新生员”，也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划分给他们“单独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作“新生队”。只是前些年，边境上不太平，常有或大或小的武装冲突发生。为安全起见，上边决定，内迁这些“新生人员”，一夜之间把他们后撤了五百公里。冈古拉这才不见了“新生队”这样的编制。韩起科这小子跟我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保持着一种很平静的微笑，甚至是很温和的微笑，真的让我难以想象他从小是什么“生喝狼奶”和“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后来，跟他混熟了，我拿这话问过他。他听罢，又一次温和地笑笑，旋即从腰间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从一头刚宰了又剥完皮的羊身上熟练地切下窄窄一长片带血丝的肉条，放到自己的嘴前边，然后像吸面条似的，哧溜一声，将它吸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大嚼起来，然后笑着劝我：“真的很好吃。不信，您试试？”那笑容依然是温和、平静和从容的。
但这小子肯定不是个可让人随意拿捏揉搓的生面团。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作证。这一路上，马桂花和另两个小分队成员，范东，赵光，很快就跟我厮混熟了，“校长”长“校长”短地叫个不停。就他，这个狗屁孩子，不管如何的平静温和，礼貌得体，就是听不到他叫一声“校长”。而且很明显地让我感到，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职务上的称呼。他是在等待，等待他那位“高场长”对我最后的认可。他不管上头怎么任命我、怎么称呼我，他要看高福海的态度，看他的高场长最后是否接纳我。果不其然，一到场部招待所，只等我安置好行李，草草地洗了把热水脸，端起新沏的茶，稍稍啜过两口，还没等我把冻僵的身子全部暖和过来，他便微笑着进屋来通知我：“可以的话，高场长想这会儿就请您上他家里去坐一坐。”
这么快就要“验明正身”？行动果然干脆利索。我赶紧去行李包里取出那些调动任职手续和粮油户口关系。他却说：“这些，您交给我就成了。”完全一派“大内总管”的架势和口气。说罢，他已经先期走到门口，闪在一旁，替我撩起了棉门帘；待我一出门，便反身“咔”的一声用一把一公斤重的铁锁，把门给锁上了，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钥匙交到我手上，并不紧不慢地在前边带起路来。到这会儿，他依然没叫我一声“校长”。真是“做起事来，滴水不漏”。
高福海家坐落在场部后头那片高坡上。高坡上有一片林子。他家就坐落在这片林子的前边。一踏上去高家的路，我又大感意外，这居然是一条完全用木板铺成的路。路虽然不宽，但来回也能过两辆大车，还一水儿地用某种我叫不上名来的硬杂木料铺成。那木料青褐中带些暗红，颜色跟老旧的血迹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杨树板子）。我去过很多县镇农场，在各种各样的中心街区里见过各种各样的马路，但真还没见过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几十年后，我出访美国的大西洋城，在那儿也发现了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站在异国的木板路上，眺望不远处波涛汹涌而又浩瀚无边的大西洋洋面，在我心里一阵阵翻滚着的，却依然是对冈古拉的回忆……
难以想象，高福海的这幢大房子，整幢都是用黑杨树板子建起来的。它黑红黑红地耸立在一片洁白的雪窝窝中，像一个用千年硬木雕就的大匣子。屋里看不到火墙，但又特别暖和。以后我才知道，他自行设计了小锅炉送暖，暖气管道都预置在地板和天花板里头了。墙体板都是双层的，中间填塞了足够的石棉、石灰和玻璃纤维，绝对保暖，还防火防潮。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间用来接见我的大房间称之为“客厅”。这里没有沙发之类的奢侈品，但靠墙却个儿挨个儿地放着十把（十二把？）白松木做的靠背椅子，一水儿刷着橘黄色的油漆。活儿全出自农场加工厂那帮无师自通的“细木工”之手，货真料实，却又粗糙笨重。包括那个两头沉带八个抽屉八个桌腿的写字桌，还有那个铺着墨绿色桌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腿一准有房梁那么顸，也都绝杀般地油成了橘黄色。另外一样陈设是我应该想到，但又不可能想到的是，这大房间里养着许多盆（许多桶？）在北京南城小胡同大杂院里特别多见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足有二十盆左右吧，我没细数。那钟形的花骨朵，以经典的口冲下的形状，悠然地倒挂着。每一个萼片垂下后，又微微向上卷起，均呈红白双色，应该说是个名贵品种了。而那大叶海棠却是我也喜欢的东西，我喜欢它略显粗犷的大叶片上常常生泛出一种雄浑的紫色。以后我还发现，这位高福海同志还喜欢另一种带有紫色的东西——发了芽儿的土豆。冈古拉地处高寒，以出产土豆闻名遐迩。高福海特别喜欢在自己的案头上搁个大土豆，将它养在一个大糙海碗里。那土豆足有小孩儿脑袋那么大。土豆存放时间长了，得着潮气，自然会从芽眼儿里冒出一枝枝芽茎。那芽茎紫兮兮的，虽说鲜嫩，生脆，却粗大，茁壮，长着一点小刺儿似的东西，露出一副狰狞相，但极富生命的意味。他喜欢看它饱满的，充满肉体质感的那种紫色，喜欢看它们一天一个样儿地产生变化。每一枝都能长到手指那么长，那么粗，刺个棱棱地，虎视眈眈地向四下里张望。再长一阵，它就开始冒叶。一冒叶，它就秀气了。一秀气，他就把它扔了，再挑一个大土豆来养在那大海碗里。早先有人问：“场长，这土豆有啥可看的嘛？上边境的集市上给您买个巴基斯坦雕花铜瓶搁案头吧。”他啐那人一嘴道：“你懂啥？啊？你懂啥嘛？”以后就再没人多这份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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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黑雀群（20）
我还注意到，他使的那个水杯，跟这一带大多数官员使的一样，也是那种从苏联进口来的镀银镂花铜外套水晶玻璃玩意儿。大房子里这时光线暗淡。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镀银的杯子外套，一直在桌子的这个角上，独自隐隐地发放出它幽深的亮光。（另一角上，摆放着的便是那个大土豆和它的糙海碗。）
“你就是顾卓群？挺年轻么。”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韩起科把我领进屋时，他已经在他那把木质大圈椅里坐着了。没跟我握手，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请我在预先放置在他左前方的一把靠背椅上就座。他声音低沉，神情和蔼；也许因为耳背的缘故，一边说话，一边本能地象征性地挪动一下自己身下的椅子，好像是愿意更靠近我一些，以便能更清楚地听到我的回答。
“挺年轻么……”没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这么评价了一句，并很安详地打量了我一眼。没有丝毫的揶揄和嘲谑，反倒还流露出些许的羡慕和感慨。这也是出乎我意外的。
这时，韩起科给我送来一杯刚沏的茶水，也想给高福海那只茶杯里再续点水。他却略略地挥了一下手，当即拒绝了。韩起科立即乖乖地退到一边。在他挥手的一瞬间，本能地流露出一种完全不容对方违抗的威严，也让我一下屏住了呼吸。我注意到，他的个头并不高，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瘦小。但多年高寒地区的户外生活，使他的皮肤呈一种灰暗的深棕色，脸颊和额角上的皱纹同样深峻，眼袋极为松弛。我见过许多在基层当头头的人。他们第一次接触像我这样既年轻但又是从上级机关派来的人，往往在周到的礼节中会故意显现一点矜持，或者在热情中保持相当的警觉。而他给我的却是一个完全不设防的温和长者的印象。从他的目光中，还能明显感受他内心的疲惫和精神上的某种迟钝。他为什么不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陌生人掩饰自己这种“衰老”迹象？是他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衰老”？还是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外人防备？还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个同等量级的对手，觉得在我面前完全不必做任何掩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给对付了？假如这老家伙真是这种想法，那，我这次任务完成起来可能就要容易得多了。我这么暗自想道。
然后，他常规性地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正聊着，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好大一会儿，他没反应（看样子，他耳朵的确有点背）。我和韩起科自然是早就听到了。但是，高福海不作反应，不发相关指示，我和韩起科自不便说什么。于是，电话铃继续顽强而固执地响着，终于传进了他耳朵里。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要理会它。但这个打电话的人也够倔的，继续不停地在要着。他终于忍受不了了，脸带愠色地皱了皱眉头，拿眼光示意了一下韩起科。韩起科忙进里屋去接这个电话。韩起科对对方这时候打电话来“骚扰”高福海，也挺不高兴，一拿起电话就大声说了句：“你干吗呢？高场长正说着话哩。啥事？我是韩起科。快说话。”因为他把嗓门提得挺高，声调也挺冲，说的那些话，在门外的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谁？你是谁？大声点儿。再说一遍……”他继续喊叫。高福海便向我解释道：“可能是个长途。这狗屁线路质量不好，接个长途电话，真费劲。”但，紧接着，韩起科的声音马上降低下来了，好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并且还把通外间的门关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神色匆匆地走到高福海身旁，附在他耳朵旁低声说了句：“您电话。”“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你接了不就完了？我跟顾校长正说着话哩。”“您还是去接一下。”“谁打来的嘛？”高福海瞪大眼逼问。“您……您还是去接一下。”韩起科怎么也不肯说出打电话那人的名字，只是低声地催促高福海去接电话。精明的高福海立刻觉出这电话非同寻常，便跟我打招呼：“你说当这场长的受罪不受罪？整天陷在这没完没了的杂拌事儿中。唉！你坐一会儿，喝口茶，赏赏我那些花。都是地道的北京品种。我连养花的土都是从北京拉来的。这里还是有些讲究的。你瞧瞧。瞧瞧。”说着，便支撑起行动略有点儿不便的身子，进里屋接电话去了。韩起科没跟着进去。不说别的，只按待客之礼，他也得在外头陪着我啊。但看得出，他人虽然在门外，心却还牵挂着里屋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颇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并且一俟高福海进了里屋的门，便过去一把将门严严地带上了，好似怕我“偷”听到什么。“出什么事了？”我心里暗自嘀咕。为了缓解现场突然紧张起来的气氛，我主动找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跟他闲扯。他似乎也无心来应我的闲扯，老用眼角的余光去扫那里屋的门。过了不大一会儿，门突然开了，我跟韩起科都以为高福海打完电话了哩，便忙站起，去回应他。却不料他只是探出个头来，对韩起科嚷着：“你来替我接一下。这线路真没法再凑合了。”原来是他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让韩起科去替他接听这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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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黑雀群（21）
韩起科进屋后，外边这“大厅”里俨然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呆呆地坐着，不敢随意乱动。突然降临的寂静，使我越发不安起来。直觉告诉我，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秘来电，一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否则，刚才韩起科的神情不会显得那么的不自然，也不会死活不肯当着我的面跟高福海说明那个打电话人的名字。
“谁又在跟高福海通报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参加三五零八会议中的哪一位？”我暗自捉摸着，猜测着。高福海多年来虽然一直偏隅一方，但他有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分散在全省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对他的能量绝对不可低估。假如现在有人向他“揭发”，我此次来冈古拉就是来搞他的“情报”的，他会怎么对待我？想到这儿，我还真有点坐不住了。但我又劝我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吧？到冈古拉的头一天，居然就会被人“揭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老天爷也太跟我过不去了。为了镇静下自己，我一口喝干了茶杯里剩余的凉茶，起身上窗户子跟前去“欣赏”高福海那些心爱的“北京花木”。但等我刚走到窗户子跟前，身后的门扇嘎吱一声响了，韩起科大步从里屋走了出来，对我说：“出了点麻烦事，高场长一时半会儿可能跟您谈不成了。他请您先回招待所休息。真对不起。”说着，他用另一部电话机，跟谁说了几句。不大一会儿，马桂花便奉命匆匆赶来，把我带回了招待所。而一直到我离开那个黑杨树板子建起的大屋子，高福海居然再没露一下面，更没跟我招呼一下。韩起科也只是礼节性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最后的握别，也很敷衍了事，没等我转身，他却径自转身回里屋去了。后来还是马桂花追过去叫住他，低声问了些什么。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我已经走出门，开始往那个木台阶下走了，又不好意思站住了细听，只听韩起科对她吩咐了这么一句：“先按原先安排的做。有什么变化，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晚饭是马桂花陪我吃的，韩起科和高福海一直没露面。从马桂花偶尔说漏嘴所透露出的一句话里，我得知，这顿晚饭，原先高福海准备亲自来陪我。来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出了点儿事”。“不过也没啥。这些年，老有人对我们冈古拉有成见，瞧不起我们，想欺负我们冈古拉，但到了也没能把我们冈古拉咋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就是给这些人画的像。您吃。高场长说您不喝酒。您真不喝？在上头机关里待过的人很少不喝酒。高场长还说，您爸特能喝。他也奇怪，那样的老子生个儿子怎么不喝酒，转种了？”马桂花说到这里，忍不住捂住嘴，一笑。但她这番话却让我听得“胆战心惊”。这位“高场长”还真把我了解了个“底儿掉”啊！她刚才说的那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是不是就是在影射我呢？但看她那副特别纯真的样子，好像对我没存什么戒心，更没半点恶意，又让我稍稍放下了些心。她一边劝我好好吃，一边自己不由分说就先干了两个大白面馍下肚。要知道，这招待所食堂里的白面馍，一个足有四两重。吃完了，看样子还没够哩。后来，等我娶了她，在结婚圆房的那个晚上，我跟她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桂花，你知道不，为了娶你，我可做了不少准备。最重要的一个准备，你知道是啥吗？”“是啥？”她羞羞地问。我笑道：“攒了一百来斤粮票，准备供个大肚婆娘哩。”她刷地红了脸，扑过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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