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拔和调动，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公司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离开这儿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既然什么也盼不到了，那就还不如实惠一些，这一面捞不上了，那就到另一面去捞上一把？因为市长的缘故，他们的仕途已彻底无望；但同样因为市长的缘故，他们在这儿不管怎么干也不可能会有什么人敢来查一查，问一问。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捞就怎么捞。既然有个市长作着后台、撑着腰杆，那捞也是白捞，不捞也是白不捞，堤外损失堤内补，不捞才他妈的真正傻瓜一个！
他们就这么想的，也就是这么做得吗？李高成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些同样也默默地注视他的一双双眼睛，心里像祈祷一样默默地思考着。
这就看他们怎么说怎么解释了。
因为不管怎样，这个摊子是在他们手里给烂掉的，公司里的乱子也是在他们手里给捅出来的。
他们必须得有个交待，也必须得有个说法。
八
准确的说，公司领导们的汇报是在下午5点20分开始的。
李高成的开场白很短，他知道他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对工人们的那些讲话他们全都听到了，职工代表们的发言和要求他们也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其实一切都不必要再说什么了，他这会儿要的就是解释、要的就是回答。
第一要说真话，第二要说真话，第三还是要说真话。这会儿你们谁也别再给我来什么哩格嘟，我就要真的。
郭中姚当时有点小心翼翼地说，时间也不早了，是不是先安排吃点饭，等吃了饭再汇报？
李高成瞧也没瞧他地摆了一下手，这会儿了还有什么心思吃饭！我这会儿要是跟你们一块儿去吃饭，那职工们会怎样看我和你们，中纺这个大门我还想不想出去了？
李高成在这里和刚才在工人们面前的心情和情绪是完全不同的。刚才他面对的是主人，是这里的中心，是一团熊熊的火，是一个他直接管不着也根本不害怕他的社会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事关他的荣辱与变迁，甚至会影响他的位置和仕途。面对着这个群体，他潇洒不起来，更轻松不起来，不能笑也更不能怒。每一个举止都得三思而行、慎而又慎，每一句话都得字斟句酌、瞻前顾后。而现在在这里，他则是真正的主人，他则是这里的中心，他也同样是一团熊熊的烈火。他面对着的全都是他的从属和下级，这些人他全都管得着，而且一个个都对他怕得要死。尤其是他的喜怒哀乐直接关系着他们的荣辱与升迁、位置和仕途。在这里他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愿意怎么来就可以怎么来，他一点儿也用不着去在乎什么。何况这些人还真的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何况自己还是一个真正管得着他们的市长和老上级。
见李高成这个样子，十几个人面面相觑，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几分钟后，郭中姚翻开一个本本来，两手有些发颤地戴上花镜，小心翼翼地瞟了李高成一眼说道：
“那就让我先汇报吧。”
也就这么一句话，直让李高成心里阵阵发酸。郭中姚真的老了，但却仍然还是以前那副对他总也恭恭敬敬、说一不二的样子。大概这也正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际关系，只要你作过他的上级，你就永远会是他的上级，即便是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即便是他已经成了你的上级，在他的心底里还依然会把你当作他的上级。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难怪为什么许许多多的领导一旦上任，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子要把属于自己的人提拔起来，于是乎这些下级就会永远在心底里对你感思戴德，会刻骨铭心地感激你一辈子。否则，你就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恩怨分明真君子，知恩不报乃小人。谁要是跟自己的老上级闹矛盾，谁要是造提拔你的人的反，你这个人的人格就算彻底完了，一辈子也别想再在人面前直起腰来。而发生在我们干部阶层里的种种弊端，是不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团团伙伙、圈子山头也越来越多，不管有多大的问题，只要一涉及到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人们就会望而生畏、望而止步，事情也一下子就会变得复杂棘手起来。李高成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也正是陷在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里而不能自拔？事情还刚刚开始，就先自手软了、心软了。看来自己的感情早就有了偏向，屁股也早就坐歪了。要真是这样，那还怎么能彻底公正的解决问题？又怎么能让全厂的职工和干部心服口服、畏威怀德？
一定要冷面如铁、公正严明，绝不能因为眼前的这几个人而冷落了几万工人的心。只要有问题，就绝不能心软，更不能手软。
郭中姚汇报得非常认真，也非常仔细，虽然是逐一反驳，针锋相对，却显得是那样得体、那样中肯。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浮躁的牢骚，没有辛酸的委屈，更没有火爆的情绪。大概是早就有了准备，一条一条的都是那样充分、那样圆满，而且有理有据、有条不紊。
郭中姚的汇报和解释看来是代表了公司整个上层领导的意见和观点。郭中姚首先认为，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些年来的亏损和负债，公司的领导是负有责任的，公司领导的观念这几年越来越老化僵化，市场意识太弱太差，在新旧观念的转换中，步伐太慢。一切都还是照老章程、老规矩办事，体制上是这样，管理上是这样，行为方式上依然还是这样。想变又不敢变，往前走一走，又往后退一退。老是想盼着上边下文、下指示，等着领导来说话。要是没了这些，就会觉得什么也不牢靠。所以在计划向市场转化的过程中，不只是慢了半拍一拍，而是远远没能跟上，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跟。郭中姚说，公司的许多领导，也包括他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总是只想着往母亲的怀里躲。什么时候也是等靠要，等财政、等拨款、等投资；靠领导、靠国家、靠政府；没了就要，要不下就等，等不到就去找。听党的没错，听政府的没错。总想着公司是党和国家的，工人也是党和国家的，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多的工人，这么大的摊子，党和国家还真会不管了？要真成了那样，那社会主义还要不要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宗旨还存在不存在了？一直等到国家和政府真的撒手不管了，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公司自己了，这才有些傻眼了，然而这时已经太晚太晚了，所有的一切也都来不及了。这种旧思想老观念，真是害人害己，害了工厂，害了国家，也害了公司里的几万工人。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哪，如果早在十年以前、五年以前就有这种经验教训，就像现在这样彻底地转变了思想观念，我想我们绝不会垮成现在这个样子。五年就让我们几乎外欠了整整五个亿呀！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外债……
说到这儿，郭中姚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哽咽不止，好半天也没能再说出一句话来。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唏嘘声，好多人都一把接一把地抹着眼泪。
说实话，李高成对郭中姚的这番话是很有看法的，这究竟是在发牢骚，还是在汇报问题？是，等靠要的想法确实是内陆省分转变思想观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包括工人、包括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包括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很多人都有，而且要想彻底转变很难很难，但你怎么能就此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来：因为国家撒手不管了，所以这些等靠要的大中型企业也就彻底完蛋了。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什么时候撒手不管过？别的不说，只说这几亿外欠的贷款，不全都是国家贷给你们的？国家和政府在财政那么吃紧的情况下，仍然一年几乎平均要拿出一个亿的资金扶植给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怎么能说政府撒手不管了？这像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说的话吗？但看着郭中姚泣不成声的样子，李高成不知为什么没能把这些话说出来。转回来一想，他真心实意就这么想的，你能说他想的这些没有一点儿道理吗？多少年了，他们就是一心一意听党的，听政府的。党叫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国家怎么计划，他们就怎么按计划行事。如今党和国家突然让所有的一切由他们自己来做主，让他们自己去找市场，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产品的出路，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吗？他们的心理能有这种承受能力吗？说实话，在党和政府面前，他们真的一直充当着一个孩子的角色，让他们突然离开母亲的怀抱，他们能够自立行走吗？应该说，这真的不容易。他把想说的话又咽回肚里，就让他说吧，让他能没有任何顾虑的把心底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掏出来，就是苦水也尽情地往外倒一倒。
也不知过了多久，郭中姚又接着讲到：
“就说买棉花的事情吧，买回来的棉花不好，这确实是事实，我们也确实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从来也没有隐瞒过，我们也多次在全厂的干部会议上详细地讲过事情的全部经过，在厂里的闭路电视上我们也三番五次地给全厂职工解释过。厂里的工人有怨言，包括一些干部也有埋怨情绪，甚至有许多人对这件事愤恨之至，这我们都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的真正原因我们实在没法子给干部和工人们讲呀。我们能说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李市长，这件事我们就是连你也不想让知道呀，我们真怕你知道了，批评也好，处理也好，那就算是我们把人家给告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这个公司日后就别再有好日子过了。我们不能说，真的是不能说呀……”
郭中姚说到这儿时，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来。李高成则有些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意识的在卖关子、设埋伏，想糊弄他呢，还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如果真有难言之隐，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部门了。比如像计划委员会、比如像经济委员会、比如像工商、税务机关，比如像财政局，比如像工业局，比如像银行。这几年在企业界这种情况也太多了，这种心态也太普遍了。说是工厂公司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工厂公司也越来越能独立自主了，其实他们面对的婆婆主于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感到害怕了。官小庙门大，池浅王八多。哪个庙门也不好进，哪个也想在你身上找块肉吃。而你哪个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触犯了人家，真能让你死不得、活不得，让你一天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时候，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好像有些止不住地说道：
“李市长，这件事就让我来汇报吧，这件事是我直接经手的，情况我最了解，问题我也最清楚，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李高成沉默良久，也就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对冯敏杰那种急切的心态感到有些不快。你急什么呢？总经理正在汇报，一个问题还没有谈完，你就急急忙忙地插了进来，还怕没有你汇报的时间，你慌什么？
冯敏杰一说起来，李高成那种不快的心情就渐渐不存在了。冯敏杰的口才依然像过去那样好，思维也依然像过去那样敏捷。卓越的攻关能力是冯敏杰的专长和强项，这是当年他起用冯敏杰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而且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需要打动你时，他能口若悬河、高谈雄辩；需要说服你时，又常常会片言折狱，一言九鼎。那些年，在厂里产品大量积压的最困难的日子里，冯敏杰的攻关能力，为厂里立下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汗马功劳。那时候，不管有多少忧虑和烦恼，只要一听到冯敏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他的心情就会感到快慰和欣喜，就会给他带来自信和鼓舞。如今，这如此熟悉的嗓音和话语，似乎又一下子让他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
冯敏杰说得又清楚又简明扼要又有说服力，而且好像只要他一说起来，那种慌乱和不安就全然不复存在了。冯敏杰首先说他的话只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组织。他说1995年厂里买棉花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承办的，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跟厂长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冯敏杰说1995年国家的贷款是4月份就研究决定了的，贷款的手续在6月份就全部办妥。但真正等贷款全部到位，却已经拖到了11月下旬。厂里为了这些贷款能早日划到厂里，整整跑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同棉花销售方的合同，是在7月份就已拟定了的，当时只要有300万的预付款，这份合同就可以签订生效，就会具有法律的保证。但当时公司里真的是拿不出这笔钱来，工人们发不了工资，公司里连电费、水费也交不起。而国家从4月份就决定贷给我们的5000万人民币，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也无法从中先提出这300万作为预付款把这份要命的合同签定。时间就是金钱，这份合同就是公司的命呀。合同再好，双方没有签字，那也只能是一堆废纸。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在别人眼里，从哪儿弄不出300万来。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就是无法能弄到这3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借给我们这300万。一个外债达几个亿的企业，谁愿意把300万往这个黑窟窿里扔。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国家的这笔贷款，我们也只能上上下下地去跑，只能四处奔波游说。7月份的合同，我们拟定的一、二、三级棉花的平均价格是14000元一吨，等到了8月下旬时，就一下子涨到了16500元一吨。到了9月份时，便再次涨到了18000元一吨，到了10月份时，竟涨到了将近19000元一吨。等11月份我们得到贷款时，即便是四级、五级、六级棉花的价格，也都超过了18000元一吨。贷款退给了我们7个月，却让我们损失了800多万！而且11月下旬，已经到了隆冬季节，这又让我们到哪里去买棉花呀！我们几十个采购员，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产棉区，最后才算在江西的一个县份的棉麻公司里，买回了公司里望眼欲穿的2000吨棉花。
冯敏杰有些痛惜万分地说：“这个县份几乎不产棉花，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棉花不好。这个棉麻公司出售的棉花，其实也是在别的地方买下的二手货，但这是人家早就定购下的期货。没有别的，就因为人家有钱，于是就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在咱们身上赚了这么一大笔钱。为了把棉花的价格压下来，我们先后同他们协商了七八次，最后才算以平均18000元一吨的价格，购回了2000吨棉花。同当时各地的价格相比，每吨便宜将近300元左右。棉花确实不好，但也绝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坏。二级棉占到15％以上，三级棉占到20％，四级棉占到10％，五级和六级棉各占25％左右。在最后签订合同以前，我们把公司最好的工程师和棉检人员都请了去，我们商量了又商量，把棉花看了又看。棉花不好，但又不能不买，再不买谁知道价格又会涨到哪里去。要是再买不下棉花，公司里的原料早已用尽，没有原料，公司一年的任务就全得泡汤，几万工人干什么，又吃什么？棉花质量不理想，但相互搭配着，完全可以用，怎么着也比没有活儿干强呀。还有的人说，既然知道棉花不好，为什么第二次又在人家那里买回了几百吨？这些人说话也不想一想，假如我们真的在这上面搞了鬼，我们还会第二次去买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