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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但我们的时代决不需要那些充满钢锈和私欲的伪文字和伪文学。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道理：文学不关注人民，人民又如何会热爱文学？
在创作《抉择》这部作品前，我曾在省内外采访过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私营企业。一个极为令人深思的现象，使我从另一面对文学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越是那些厂长、经理、老板、大款、董事长以及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工、总工和领导干部，越是不看文学，他们甚至连电视剧也不看。他们没有时间。太忙，太累，应酬太多。在作家们眼里几乎是不入流的文艺作品：流行歌曲，他们却非常熟悉。老歌新歌最时髦的歌他们几乎都能唱，而且唱得非常到位。与此相反，偏是那些最基层最普通的工人，对文学艺术却接触得最多、最广。电影、电视、戏剧、小说、散文，最真诚最忠实的观众和读者群仍然是他们！在广大的农村，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让一些作家最为鄙视最看不上眼的作品，如像《包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农民们依然一字一句看得津津有味。甚至给他们孩子的启蒙读物也依然是这些作品。对我们当代文学来说，这岂不是一个天大的悲剧和莫大的讽刺？我们以为最不会流传的作品仍然在广泛流传，而我们觉得最应该流传的，却几乎以每三年、五年一茬的淘汰率被淘汰掉……
还用再问一句为什么吗？
更新观念和技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步到位地更新我们的基础；超越自我和文本，也不是说就可以不管不顾地随意超越我们的时代。我绝不相信一部连本国人民也不认可的作品，会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我绝不相信一个作家的作品在生前没有任何影响，在身后却会成为久盛不衰的经典；我也绝不相信在当代没有读者的作品，会在将来拥有大批的研究者和崇拜者……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也绝不是我的追求和愿望。
《抉择》这部作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去年我和几位同仁在采访国有大中型企业时，根本没有想到工人们对我们的采访反应会那样强烈。这同那些似乎早已被采访腻了的厂长经理们根本不同，工人们一听说我们要采访他们，而且是要他们实话实说，情绪激动的他们竟然蜂拥而至，需要采访什么，他们就会满足你什么。他们说了，这么多年，已经很少有人来采访他们工人了。有时候来些采访的人，大都是想在企业里弄点钱的，或者是那种属于广告性质的象征性的采访。找几个厂长经理信任而又能说会道的，坐在一起把厂里领导的光辉业绩夸上一通，把厂里的美好前景毫不负责地宣扬一通，然后再照照相，吃吃饭，于是皆大欢喜，拍拍屁股走人。从来也没有人真正问过我们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究竟在想什么。好多人一遍一遍地问着我们，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写写我们工人呢？那么多的编剧，导演，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就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厂长经理和大款们身上？我们工人不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国家依靠的对象吗？为什么你们会把我们给忘记了抛弃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写一些反映我们工人让我们工人看的作品？
惭愧和内疚之余，我无以应对。
我能说我对你们的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吗？不熟悉，不了解，那就到我们这儿多走走，多看看不就熟悉了解了吗？那些给厂长经理领导干部树碑立传的作品，难道那些作者们对他们就很熟悉很了解吗？听说你们作家有不少人都在深入生活，有的还下去挂职锻炼，那为什么就不能到我们这儿来深入，到我们这儿来挂职？莫非你们这些作家们也一样是嫌贫爱富，只拣有钱有权的肥窝富窝跑吗？
我真的无言以答。
1995年跟随北影的导演和编剧一块儿去平遥采访时，我们在一个偏远山区老农的炕头上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黑发卷，残破不全的《天网》。这位老农让我在书上签名时，我几乎找不到一个能落笔的地方。我想象不出这本书有多少人传看过，我也实在不知道应该在这样的书上写些什么。末了，我只写了一句话：谢谢您，老大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深情厚意！我当时的感觉非常真诚，这也是我当时唯一的感觉。真的，我打心底里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努力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我以前说过，我现在还要再说一遍，我只盯着现实，现实比一切都更有说服力。如果别人卖的是人参，那我就心甘情愿地卖我的胡萝卜。只要能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民主、自由，对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对全体人民生活的幸福、提高，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积极有意义的影响，即便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以后我的作品就没人再读了，那我也一样心甘情愿，心满意足了。一句话，我认了！如果我以前没有真正想过我的作品究竟是要写给谁看的，那我现在则已经真正想过和想定了，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
附录：
揭示社会关系的深层存在
——评长篇小说《抉择》
张德祥
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只关注自己身边的那点“生活”或“私生活”，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会走进“象牙之塔”。仍然有作家关注着普通民众的生活，关注着广阔时代背影上的社会现象。张平的长篇新作《抉择》（率先刊载于《啄木鸟》1886年第2、3、4期）所展现的生活画面、所揭示的矛盾冲突，都包含了某种艰难的阵痛，触及到了社会现实的真实，可谓多年来少见的一部描写时代现实的深刻之作。
一、睁眼看现实
文学要不要反映现实生活，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虽然有些人早就抛弃了文学的“反映”论、“镜子”说，但文学又毕竟不能天马行空地“超现实”。于是有人提出要“直面世俗”，要写人的“俗”生活。文学也就“世俗”了许多，也“势利”了许多。聪明的作家不是写“风月”，就是写“风流”，媚时媚势的媚世之态可掬，直把渐渐“富”起来的人看得心满意足、心猿意马——真是天下太平，何不去“风月”“风流”呢？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阵痛”也就被轻轻地掩饰过去了，承受“阵痛”的人们的“沉重”感也就被消解得“烟消云散”了。于是，“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于是”放心喝茶，睡觉大吉“，不，应当是”放心喝酒，游玩大吉“，历史毕竟进步了许多。文学也就变成了”消闲“的把戏。
但是，读过《抉择》之后，才知道这个社会中除了“发财”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并没有“发财”的人，还有艰难、还有沉重，还有生死攸关的“抉择”——不仅仅是普通工人的抉择，也有市长的抉择。很显然，《抉择》不是“闭眼”文学，而是睁眼看现实的文学。记得黄秋耘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大概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难道还有什么“疾苦”吗？是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很难从文学中看到什么“疾苦”，而今却从《抉择》中看到了“人民的疾苦”——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普通工人的疾苦。当一个企业已经瘫痪、停工、濒临倒闭之时，与这个企业共命运了几十年的职工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写出他们的命运不仅需要艺术勇气，而且更需要良心——文学为什么就不能关注他们的命运呢？
我之所以看重《抉择》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部作品是继《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几近20年之后再次关注国有企业及工人命运的作品，重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正面地表现了新的现实关系！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敢正面地触及这种新的现实关系。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变化不仅仅是人们衣着服饰及衣食住行的变化，不仅仅是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更深层的变化是现实关系的变化，即“经济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把《抉择》与《沉重的翅膀》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切都已大异其趣了。这个企业里的“领导者”不是当年的“改革者”吗？但这里的工人依然就是工人，而且变成了无工可做的工人。这里的领导者形成了一个权利阶层，国有资产通过权力变成了“资本”，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90年代有一个“流行词”叫“工薪阶层”，但媒体讳言与“工薪阶层”相对应的那个阶层是什么阶层。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就不能不反映现实关系的这种不动声色而又触目惊心的变化。理由是那样堂而皇之，手法却是如此“暗渡陈仓”，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马克思曾高度评价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提供的。揭示的关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比一切职业政治家、道德家、经济学家所提供的东西还要多得多、深刻得多，因而马克思称狄更斯、萨克雷等作家为“杰出的小说家”，称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几乎可以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看到勺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张平的《抉择》通过市长的视线，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上上下下的生动描写，可以说，揭示了这个企业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破产“的边缘，揭示了现实关系在这里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把《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与这部《抉择》联系起来看，也许破产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重要的还有曾经在人们心灵中坚守的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抉择》无疑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对这十多年现实变化的一种历史描写，或者说，描写了历史的一个侧面，而这个侧面，又是文学多年来讳莫如深的一个侧面。长篇小说《抉择》恰恰是通过市长而不是别人目睹了这个侧面，这是市长难以想象而又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侧面。如果说改革是激流，是荡涤腐朽的激流，那么也不能不看到这汹涌澎湃的激流中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不能不看到这激流中的暗礁与漩涡。正是这漩涡差点把市长也卷了进去，而且已经把许多人卷了进去，把国家的财产、工人的血汗也卷了进去，卷入了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多少年来，我们的文学总是在直面现实的边缘徘徊，甚至“直面现实”被“直面世俗”取而代之，“世俗”代替了“现实”，以“世俗”的喧嚣掩盖“现实”关系的秘密变化，掩盖鼠窃狗盗之徒的猖獗行为。还有人大唱“宽容”的高调，要人们“宽容”什么呢？市长李高成终于认定了一个事实：“摧毁和颠覆着改革的，把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全部变为对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这一群人！”“纵容和放过他们，都将是万劫不复的历史罪人！”这是亲眼目睹了漩涡黑洞之后的市长李高成的清醒，正是这种清醒促使了他痛苦而坚决的抉择。
“现实”不只是“世俗”的熙熙攘攘，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关系。不敢揭示世俗红尘掩盖下的这种现实关系，文学就只能停留在现实的世俗表层上粉饰现实，就会离开现实主义。如果说，近两年来文学创作上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冲击波”，那么，应当说，张平的这部《抉择》无疑是这个“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从《年底》、《大厂》、《穷人》、《破产》、《分享艰难》、《苍天在上》、《人间正道》、《车间主任》到《抉择》，可以看出这个“冲击波”的特征首先是“睁眼看现实”，看破“世俗”掩盖下的现实关系。
二、在良心的天平上
阅读《抉择》时，不知道遇到了多少个疑问句、反问句，触目即是。叙事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事态的追问。这是作家张平，也是市长李高成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一幕幕触目惊心之事的追问，这一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特征之一。
那么，作家究竟要追问什么？为什么还没有学得“聪明”或学会“糊涂”？在人们变得“聪明”了许多的今天，还有谁愿意问“为什么”呢？还能问出什么青红皂白呢？不是说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么？“钱”不就是最大的“理”么？不是说“有理没钱莫进来”么？不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么？不是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么？这正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郭中姚及其小集团信奉的逻辑，他们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肆无忌惮地侵吞了国家的财产和工人的血汗，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利用手中的职权化公为私，把自己由国家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贪污者，变为腰缠万贯的资产者，变为鱼肉人民的恶霸。仅仅十几年时间，为什么会滋生出这么一个阶层？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的逻辑吗？他们究竟是“改革”者还是“改革”的蛀虫？他们耀武扬威、花天酒地、为所欲为，难道对他们的逻辑与行为就不该问一个“为什么”吗？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理所当然的吗？
也许人们已经司空见贯，懒得再去问“为什么”；也许人们学得“聪明”了，学会了那难得的“糊涂”，大彻大悟了，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何必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呢？也许人们觉得已经难以问出结果，问也白问，倒不如不问。总之，在我们的文学家的笔下，再很少看到70年代末期文学中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