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震撼 --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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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震撼 --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岳南-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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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凋敝、窘迫的景象,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经过秦朝内征外伐及秦末战争的消耗,汉初的人口较之秦时有大幅减少。据史料载:秦朝两千万人口的主要消耗有:“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余烈,故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唯水不流,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东方之六国,五损其二。”当刘邦灭项羽后,大封群臣,陈平得封曲逆〔今河北定县),后来刘邦过曲逆,看见曲逆的人口甚众,不由连声赞叹,认为曲逆是个“壮哉”之县,于天下惟洛阳可与比也t秦时曲逆有户三万,至汉初仅存五千,这么一点人口居然能获得刘邦的称赞,可见,汉初人口的锐减已到了何种程度。   
    人口锐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凋敝。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特别是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给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使很多农民成了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而且粮谷缺乏,谷价腾贵,战乱最激烈的荣阳和关中一带,饥荒严重,每石米高达一万钱。。史学家班固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白天子不能具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长达4年多的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忙于逐鹿中原,未对匈奴进行抗击,而匈奴此时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鼎盛如日中天,“控弦之上三十余万”,对汉朝的北部边境地区,乃至帝都所在的关中地区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楚汉战争后,刘邦将注意力开始转向匈奴,并在国穷民困、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公元前2的年,仓促率领20万大军往征匈奴,结果被敌军围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解围。这次出征,使刘邦认识到了汉初国力的真正水平,之后他果敢采用娄敬的“和亲”之策,对匈奴采取了守势,不敢轻言攻战。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为了合力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史称“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减茶、长沙王吴茵。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兼郡,占据了战国后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他们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对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形成了很大威胁。公元前沁2年,燕王减茶反;公元前1 }}年,赵相国陈稀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各诸侯王不断的反叛,使刘邦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镇压国内各地的叛乱上,根本没有余力顾及五岭以外的南越国。而这时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及经营岭南,已有一段时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这又迫使刘邦不得不慎重考虑对南越国这个棘手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刘邦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呢?   
    史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在南越国赵佗统一南越两年之时,刘邦传下诏书:“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五郡立番君吴苗为长沙王”这份诏书表明:一是刘邦不承认赵佗的南越国,他要像秦始皇一样,把岭南百越统一到他的江山社稷之中。二是由于自己无暇、无力顾及南越国,便利用封侯的方式,即通过侯王的势力进行控制,依靠长沙王昊苗吞并岭南的南越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1年)只月,刘邦又传诏,封齐信侯摇毋余为海阳侯,食一千八百户。海阳之地,属赵佗的南越国所辖的县地,自然这也是虚封。当时,齐信侯摇毋余握有重兵,本人又勇猛善战,自小熟读《太公兵书》,自谓刘邦属下文韬武略的全才。汉高祖刘邦的用意是故意给赵佗树立第二个敌人。让他的这个齐信侯率兵攻打南越国,进而把南越的疆土划归汉室所有。   
    刘邦的这个主意想的可谓不错,但现实情况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美妙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赵佗立国后,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岭南之地,生产逐步发展,百姓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军事方面已有带甲兵百万之众,天时、地利、人和都对赵佗有利。仅凭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又怎么敢向南越国诉诸武力呢?对汉高祖刘邦的虚封,初时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受宠若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齐信侯先悟出了其中之意,汉高祖想借他的手去夺取海阳之地。可当他权衡一下自己和南越王的实力,方感到南越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明白决不可自讨苦吃,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做赔本的买卖。至于长沙王吴莆,在受封的五郡中,有三郡已被赵佗占有,他实际只得了两个郡的封地,以这两郡的军事实力他是不敢率兵攻打南越国的。相反,他还担心南越王赵佗会逾岭夺取他的封地。更为不幸的是,吴菌在受封长沙王的第二年,突发恶病,医治无效,一命归天了。世袭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吴臣继承,汉高祖封他为长沙成王。吴臣继位后,按照先父吴药临终时的密嘱,一方面加强与南越国接壤的边境防御,一方面大肆招兵买马,防备南越军队逾岭北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刘邦在对待南越王国的问题上也有了变化。在汉王朝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征服岭南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岭南危害一方,刘邦开始顺水推舟,承认赵佗南越称工的既成事实,并于汉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颁布自已的诏命。   
    《汉书,陆贾传》载:“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较早地参加到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公元前2D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人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拒于屹关,刘邦用张良之计,““使哪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唤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刘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在农民起义军中从此崭露头角。当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并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   
    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疾风骤雨中裹灭了,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来进行统治,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汉高祖刘邦,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刘邦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兼法家思想的祟拜者,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超出秦始皇时代的法治体系,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他平时最看不起儒家,甚至鄙视到将尿撤在儒生帽子里。而陆贾却深谋远虑,对治国之道胸有成竹。围绕着如何治国兴邦的问题,陆贾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面折廷争,同刘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描述当时的情况:“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Tr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很明显,陆贾的这番议论,道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同旧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法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只强调进取,而轻视守成,好比钟表的发条越上越紧,易致崩裂。它使人形成一种崇尚武功、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价值取向,忽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与稳定功能。而儒家思想则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义道德,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实践,主张德行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奋斗的最高境界。这套理论虽然很难用来夺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天下。正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样:“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作为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本人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但他也有他的英明之处,这个英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及时采纳臣民的建设性主张。所以,他听了陆贾的严辞批评后,不仅不恼,反而显得很惭愧的样子说:爱卿说得有理,那就请你写下秦王朝所以失败,我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古时候国家兴亡的故事,拿给我看看吧。   
    陆贾见刘邦愿意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将自己的理论见识作了概略的论述,以f一二篇成书,名曰《新语》。其书主旨在于崇王黝霸,归本于修身用人,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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