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备忘录》副本。朱将军匆匆阅罢后，立即呈送国民党政府，并要求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专门调查小组，继续对“北京人”实施调查。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在筹划全面内战，哪有空闲顾及什么“北京人”。尽管朱世明、李济和裴文中等人几乎每天都在盼着上面的音信，上面却迟迟没有回音。
而这时，大洋彼岸另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大师，也在与死神的艰难对抗中，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哪怕任何一点有关“北京人”下落的消息。
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２日，纽约上空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魏敦瑞大师躺在纽约医学院的一张病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犹如一尊人体雕像。尽管魏敦瑞自知病入膏肓，却依然死也不肯瞑目。
自７年前那个落日的黄昏，大师得知“北京人”失踪的消息后，内心便一直忐忑不安，并一直绞尽脑汁，想尽办法，采用各种方式帮助寻找“北京人”。本来，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准备重返中国，亲自到那片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土地上去寻找“北京人”，谁知中国很快又陷入了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便如此，大师也始终心有不甘，直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他还连续两次给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写信，打听“北京人”的详细情况，并希望能派他的助手、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费尔塞维斯前往日本寻找。可惜没有结果。之后不久，费尔塞维斯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梭罗人化石的事迹公布于世，大师为此备受鼓舞，立即拖着病重的身体找到华盛顿当局，请求派他和助手一起去日本寻找“北京人”。遗憾的是，他的这次请求受到了同样的冷遇。
就这样，大师卧床不起，整日躺在床上，且深知属于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多了。但此时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似乎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惟有一件事情却实在无法舍弃，这就是：“北京人”！现在，他惟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政府再次发出最后的呼吁。
于是，在那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大师招呼身边的医护人员，将他从床上慢慢搀扶到写字台前，然后勉强撑起身体，用颤抖的手握住颤抖的笔，再用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地给美国政府写了他生前最后的一份报告，强烈呼吁政府想法继续寻找“北京人”！
多年之后，我们查到了这份报告：
内政部：
在科学上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它的丢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世界古人类研究科学上的重大损失和不幸。凭我的预感，这些化石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下，并很好地藏匿在某个地方。上月，美国地质调查所费尔塞维斯先生，成功地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了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从印度抢掠的梭罗人化石。这个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北京人”的发现已为时不晚。
为此，建议内政部成立一个“北京人”化石调查小组，由富有经验并熟悉情况的费尔塞维斯先生率领重返日本国土，进行不同于任何以往形式的探寻。如“北京人”能重新面世，那么美国政府的行动，无疑将对世界科学做出重大贡献，全世界的古人类研究者都要感谢美国政府在日本人的魔爪下，拯救了人类这伟大的财富。
大师的这份报告由他的助手费尔塞维斯呈送美国内政部后，同他此前所呈交的所有报告一样，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大师写完这份报告的第三天，便与世长辞了。这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古人类学的世界级大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的“北京人”。他留下的惟一的一条遗嘱，就是请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部主任夏皮罗博士继续寻找“北京人”！
大师谢世后，全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同仁们无不为之深感悲痛不已。大师一生的言行以及在科学事业上所表现出来的尽职精神，使熟悉他的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而他忠诚的朋友和同事夏皮罗博士恪守了他的临终遗言，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对“北京人”无休无止的寻找。
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人类学会副主席。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博士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的生理结构。后来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夏皮罗博士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一直共同坚持研究从北京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上还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罗博士对寻找“北京人”之事都有着莫大的热情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能寻找到“北京人”，也是夏皮罗后半生最大的愿望。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夏皮罗得知这一喜讯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加紧动手整理和研究有关“北京人”的各种资料，准备一有机会，便马上动身亲赴中国。
然而，正当夏皮罗力图说服美国政府派他亲自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线索之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鸭绿江畔的隆隆炮声和熊熊战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寻找“北京人”的脚步。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时，一份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１日的香港《大公报》摆在了他的面前，其中一篇文章，看后简直令他目瞪口呆：
“北京人”被劫美国
裴文中根据种种事实判定
美日勾结掠夺我无价之宝
［本报北京通讯］“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发表谈话，根据种种迹象，证明美国政府已将中国人民的无价财宝之一的“北京人”从日本运到美国纽约。
这个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是１９２９年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掘而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它是中国人民无价的财宝之一，因此，也就从来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七·七”事变后，它被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辗转流落，不知去处。今天，要追问一下，我们的“北京人”究竟在哪里？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日本人是在天津真的找到了“北京人”，不愿宣布，运到东京去了。因为自从说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之后，虽然后来又加否认，但以后永远没有再因“北京人”的事找过裴先生（１９４３年裴文中先生被捕受刑，关了５０多天，也与此事无关）。再说，查找“北京人”之时与“北京人”失踪时相距不久，押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被关在丰台集中营里，日本人一定可以查询“北京人”失落的地方（北平至秦皇岛之间），他们那时统治了华北，自然能够由那个地方把“北京人”找到。因此，若干迹象证明，“北京人”已在美国。
日本投降后，路透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社，曾两次宣布说，“北京人”已在东京发现，并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但麦克阿瑟总部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破模型和照片、账本等。
……这个把戏是很容易戳穿的。第一，日本人不会把毫无价值的“北京人”模型和照片送给麦克阿瑟总部（“北京人”的模型曾制作了若干份，分送给世界各国，所以模型并不是极珍贵的）。那个地质学者（笔者注：指美国的怀特莫尔），前后都给裴先生来了信，中间一段却总无回音，也就说明其中的诡计了。我们相信，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后密不宣布，后来被麦克阿瑟总部“接收”，就运到美国纽约去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中国人民的珍宝是漠不关心的。裴先生当时曾托“军事代表团”中的李济在东京查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两人，麦克阿瑟总部的答复是，长谷部在乡下住，不知详细地址，高井虽然是在东京，但“住址不明”，“无法查找。”而我们知道，长谷部言人是“学士院”的副院长。高井当时是东京帝大讲师，裴先生的学生在东京都曾见过他们。因此，日帝与美帝所表演这套“双簧”是极为拙劣的。
但是，中国人民是一定要把“北京人”追个水落石出，追到物归原主的。裴先生说，“北京人”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辛苦所得，个人对它的重视有如生命，在沦陷时期，曾不顾性命的来保卫它。在过去，“北京人”被日帝和美国合谋掠夺而去，我们虽然气愤万分，却没有办法。现在只有尽力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在朝鲜以及亚洲赶走了美帝，并希望对日全面和约的早日缔结，我个人愿意到东京或纽约去尽一切力量使“北京人”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篇文章尽管充满了那个年代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字措词上也显粗糙，但它却旗帜鲜明地发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运到了美国纽约！
这对全世界的考古学界，无疑于一颗横空炸响的原子弹！它不光让中国人感到吃惊，更让美国人感到震撼。尤其是对夏皮罗来说，简直就是惊恐万分了。但，未等夏皮罗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又将美国和夏皮罗推到了审判席上。
帝国主义野心毕露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在美国发现
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人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１９４１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是１９２９年由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平南部的周口店发现的，经科学家研究鉴定，距今已有五十多万年的历史，是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在科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北京人”发现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室内。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狗咬狗的战争即将爆发。为占有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暗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将化石运出北平，然后潜逃到美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隐藏起来，企图躲避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查询。
老王不解：什么叫“合作联助班”？
新校长说：就是从孩子上初中起，我们就以一中名义跟这些初中班结成合作伙伴，共同办好初中三年教学，之后凡初中出现的好生优秀生他就得给我送到咱一中来！
老王一听，拍案叫绝：这招好！家长和初中学校都会欢迎的。
新校长站起身说：那我回去就这么干了。
于是，某市高考的抢生竞争便又向纵深发展了一大步，初中阶段的孩子和家长们已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高考的“黑色七月”的硝烟味开始向他们飘去……
赶时———决胜关键是两招
啥叫赶时？当然是赶时间呗。赶时间又有什么奥妙？奥妙太大了，大到你外行人根本想都想不到。
我在走访过的所有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那就是进入高三毕业班后，差不多所有学校全都没了新课程。这怎么可能？按教学大纲规定，高三的课程因高考的重点之重点内容呀？高三不教课，高考能取胜？
对头，高三不教课，高考才能获大胜。在一次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组组长王伟谈了他积累多年的“经验”。他说他们最早也一直按教学大纲规定，该在高三时照例上高三的课，等到高考前两三个月才开始集中学生进行考前复习，但后来发现怎么弄就是感到紧张，要在两三个月内把高考所涉及的内容从头复习下来，学生感到紧张，老师也觉得难以完成。于是学校就作出了在高三阶段的上一学期必须把后一年的课全部教完，毕业班在来年春节后一开学就全面进入总复习，这个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但要把三年的高中课程压缩成两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后个学期进入高三课程。后来他们还是觉得学校怎么抓，就是抓不过附近某县中的高考录取率。论师资、论教学能力，王伟说他们学校一点也不比邻县中学差，到底问题出哪里？王伟便派人暗暗探访———必须是暗暗的探访，否则人家知道竞争对手来了，为隐蔽真相，让你一无所获而归。王伟说他是假借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为名，才获得准确信息：原来人家高招就出在高三的学期里根本不上新课程，全部进入整年制的大复习，用一年的时间投入高考的准备，以此来赢得大考全胜。三年的课程要用两年来教完，不是原教学大纲有问题，就是学校出了邪招。王伟回去对自己的校长一说，当了大半辈子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校长怎么也想不通。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上，校长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你们看，我们是按照教学大纲走，还是按照兄弟县中的路子走？多数老师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教学大纲就像国家的宪法，不照它做就是违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轻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现在是商品社会，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样要看效益，一个高中学校，如果不把高考录取率搞上去，说什么都是空话，别说我们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长面子过不去，学校的知名度也永远上不去。高中三年课程是两年上完还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录取率是第一位的，不把录取率搞上去，我们学校就会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饭碗便会砸了。讨论异常激烈，三天下来，意见统一了，多数人服从了少数人，王伟的学校也决定从新一届高中生开始，从入学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设置一个课时，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学时间，高三开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课。“对学生和家长讲明白了：谁不参加加时课程的学习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概不负责。”校长最后拍板，老师们就像面临世界大战一般，一个班一个班地动员，一个家长会接着一个家长会，口径统一：这是为了大家，为了你们有高考成绩，为了你们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须校方、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
是否这样有违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家教委好像不止一次规定非毕业班不准随便增加课时，我便请教王伟老师。
是有规定，但有几个学校是按规定办事的？除非你们北京的中学因为离教委太近了，哪家高中学校不是我行我素？王伟老师说，事实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现在高考的分数竞争已经激烈到每争取到一分就可能是考生一生命运的分水岭，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绩？所以说，谁把高中三年的教课时间提前量加大，谁抢得的高考复习时间就越多，复习越充足，准备也就越有保障，高考成绩随之跟着越有把握。
因此他想，也许这个线索能帮助夏皮罗彻底弄清“北京人”的真实情况，从而洗雪罪名，摆脱困境，同时也了却导师魏敦瑞博士临终前的遗愿。当费尔塞维斯的电话在夏皮罗的家骤然鸣响时，夏皮罗同样没有起床。一听完费尔塞维斯的报告，夏皮罗兴奋难抑。是的，夏皮罗现在对于“北京人”的渴望，已经不仅仅只为实现魏敦瑞博士的临终嘱托了，还为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早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