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人”的渴望，已经不仅仅只为实现魏敦瑞博士的临终嘱托了，还为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寻找“北京人”作为终生追求的一项事业来做。因此，哪怕有关“北京人”的一点点消息传来，都会令他激动不已。
夏皮罗匆匆用完早餐，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拨弗利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接话的人是戴维斯。
经过与戴维斯简短的对话，夏皮罗立即意识到，可能会有新的重要的信息出现。他虽然还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但他感到很有必要马上见到弗利博士。于是，夏皮罗再次拿起电话，向戴维斯谈了打算与他和弗利先生会面的想法，并希望会面越快越好。
很快，对方同意了，并将时间约定在当日上午９点。
由于时间紧张，夏皮罗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饰，特意带上一台袖珍录音机，接着匆匆下楼，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城区，然后兴冲冲地来到了纽约东６８街弗利博士的办公室。
一进门，弗利和戴维斯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热情的手，以示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学家的到来。由于弗利正忙着处理一件事务，所以双方刚见面不过几分钟，谈话尚未切入主题，弗利便急着要离开，只好让夏皮罗先听戴维斯谈谈他所知道的情况。
戴维斯领着夏皮罗来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两人坐下后，没有过多的寒暄，便言归正传。
未等对方开口，夏皮罗首先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
“我可以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吗？”
“当然可以，随您的便，夏皮罗先生。”对方回答得很痛快。
于是，夏皮罗打开了录音机。在静静在小屋里，戴维斯开始缓缓讲道：
那是１９４１年秋季，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一名司药中士，驻在秦皇岛的霍尔库姆营地。我属下的１７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医疗单位，归弗利医师指挥。当时弗利是驻在天津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医。
那时，中国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日本的军事扩张随时会扩大范围，于是美军最高指挥层决定把驻在北平、天津、秦皇岛由哈斯特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一律调往菲律宾基地，准备阻止日军在那里登陆。但事实上日本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菲律宾实施了登陆。我们预定于１２月８日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从秦皇岛出发。
在１１月底，我接到了弗利医师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有几只标着他姓名的军用提箱，正从北平运到霍尔库姆营地，他在电话里一再嘱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营地，等到１２月８日再装船运走。在运走之前务必要小心看守才是。
不久，有一列从北平开来的货物列车停在营地里的侧线上，卸下了弗利医师的军用提箱。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跟别的待运的行李放在一起。
１２月８日，纽约时间１２月７日清晨，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营地已被日本人包围，六七架日本飞机在营地上空盘旋，发出隆隆的震人的声响。我往海港看了一眼，发现日本军舰的炮口已冲向我们的营地。
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国干起来了。我的脑海中刚划过这个念头，就听见包围的日军用喇叭喝令我们投降。我立即在房间的箱子上架起一部机枪，准备抵抗，同时迅速打电话到北平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司令官哈斯特上校告诉我，北平陆战队兵营也遭到了日军的包围，让我先守住营地，等待指示。由于当时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我们最后还是奉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军缴械投降了。随后，日军立刻把营地里的海军陆战队员逮捕，在把我们押送到天津去监禁以前，日军准许我们每人把私人的衣物装进一个行李袋随身携走，其余的行李，包括以弗利医师的名字从北平运来的军用提箱在内，都不许带走而只好留在了营区。日军的目的显然是在详细检查之后再作处理。一两个星期之后，海军陆战队员的箱子都运到了天津的俘虏营，可箱子内的物品已被翻得乱七八糟。
标着弗利医师名字的箱子并没有运到天津的俘虏营交给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给了弗利医师本人。后来，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听弗利医师说，在他托我保存的箱子里，就藏有珍贵的“北京人”。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夏皮罗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与弗利博士继续交谈。
夏皮罗关掉录音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非常感谢你，戴维斯先生。您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也是我首次听到。如果您提供的情况在记忆上没有问题的话，这将意味着‘北京人’化石并没有送到秦皇岛港的瑞士仓库。”
“化石从来就没有在瑞士仓库存放过，我敢保证。”戴维斯坚定地说，“至少在日军占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前是这样。”
“我很想听听弗利医师所知道的‘北京人’的情况，也许他掌握的情况更多，更细，更令人感兴趣。”夏皮罗有些歉意地说。
“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况要多得多。我现在就去叫他。”戴维斯说着走出了小屋。
大约两分钟后，弗利博士出现了。他一走进小屋，便连连道歉说，“很抱歉，夏皮罗博士，让您久等了。”
弗利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罗的对面，以征询的眼光望着夏皮罗说：“夏皮罗先生，您想让我谈哪一段情况？”
“就从你参与转运‘北京人’化石开始讲起吧。”夏皮罗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弗利心情很自豪，看上去却是一副沉思状。他停了片刻，便开始说道：
我是接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负责这几只箱子的。１９４１年深秋，美国驻中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的官员经过与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同事反复商量，决定先把“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保护起来，不知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承担运送任务。后来我考虑可能因为我曾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的关系。我那时在中国已完成了三年的服役任务，决定准备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到马尼拉，然后再从那儿转道回美国纽约，这可能便成为让我护送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的最合适的理由。
记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哈斯特上校的电话，从天津赶到了他的办公室。上校告诉我说，北平协和医学院有一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要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护送任务由你承担，为避免路上产生麻烦，我已告知他们在那批化石运往秦皇岛装船之前，将装有化石的木箱写上你的名字。这样可名正言顺地通过海关等关口的检查。
我问上校，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他点了点头，说是的，就是那批化石，并一再叮嘱我要用心护送，不要出现任何差错。
从北平回到天津后，我就给秦皇岛霍尔库姆兵营的戴维斯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小心保管。
１２月４日，协和医学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我于这之前已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从天津赶到北平的陆战队司令部，目的是让我看一看装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状，以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出现差错。化石停放在兵营后，我看到箱子大约长度为５０英寸、宽２０英寸、高１０英寸左右。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内，然后装在军用提箱里，四周塞满了棉花、木屑之类的杂物，以避免相互碰撞。后来这些箱子写上了我的名字，其他的箱子也写着不同人的名字，其中写有上校名字的那个军用提箱也装有化石。第二天，化石就在陆战队员的护送下运往秦皇岛，我也随之回到天津家中准备撤离。
后来，战争爆发了。就在１２月８日那一天，我也同其他陆战队员一样，被驻天津的日军松井部队逮捕，并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兵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日军知道我是一名军医并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就准许我回到英租界的家中居住，还可以在城内走动走动，但不许出城。这种情形维持了约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从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运来的私人衣箱和装有化石的军用提箱。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箱子没有被打开过，但当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私人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原装在箱子中的几个解剖用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这时我又想打开那几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军用提箱，可又考虑到这不属于我检查的范围，就取消了这个念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那些箱子送给我而不送给那些在营地的陆战队队员。这可能是日本人有尊重军界的习惯吧。到底日本人打没打开过这几只箱子？假如打开了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
形势越来越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预感到自己将可能再度被捕，而一旦被捕就别想在短时间内出来。于是，我决定把北平运来的几只军用提箱交给几个人保管。第二天，我便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了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箱子则交给了我平时最信赖的两个中国人。
事实不出我的预料，不久我就又被捕了，并重新送到陆战队俘虏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天上午我们被突然告知要转往上海，并马上起程，于是已成为战俘的陆战队员赶紧收拾行装，被日本人用卡车送到天津西火车站在那里候车。记得那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刚过，天时阴时晴，并不断地飘落着点滴雪花。尤其是那北风，刀子一样在脸上划过。我们在寒风中堆挤在一起，手和脚很快就冻僵了，整个身心都在颤栗。想起以后不知要在残暴的日本人手里度过多长时间的战俘生活，或许这一辈子永远也回不到家乡了，甚至连尸骨也运不回美国就被日本人扔掉，心中便越发地感到悲哀和绝望，甚至有好多士兵在凄冷的寒风中竟低声抽泣起来。正在这时，从北平驶来的火车鸣着长笛呼呼隆隆地进站了。
我们和从北平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车被押往上海附近的一个俘虏营。在那里我向一同被关押的哈斯特上校报告了写有我的名字的装有化石军用提箱的情况，他听后没有说什么，但看出他的心情很沮丧。一天，我又见到了哈斯特上校，他告诉我，那写有他的名字的军用提箱已寄到了上海俘虏营，这只箱子里装有“北京人”化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没有见到这只箱子里到底装了化石的哪些部分，但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箱子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受我们的公使馆或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先生委托的缘故，每当日军检查我们的行李或其他生活用具时，哈斯特上校都想方设法把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蒙混过去。
后来，包括哈斯特上校在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都被送到上海附近的江湾另一个战俘营。在转移时，哈斯特上校又一次成功地避开了所必须经过的例行检查。至于采取的什么奇特方法，上校没有告诉我，当然那时也没有心思问得太具体。后来，我们以及我们的行李又被转移到北平附近的丰台。在那次转移中上校再次保住了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回想起来，这只军用提箱三度避开了日军的检查好像是一种奇迹，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上校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是非常高明的。
可悲的是，这只历经风险而保全下来的箱子，最后还是失踪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是在和哈斯特上校分手的时候。上校被送往日本北部的一处旧铁矿，我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的奶酪驰名于世，可那里的恶劣气候也同样举世闻名，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被遣返美国为止。
……
夏皮罗后来撰文说，弗利的这次谈话，对他是一次很大的触动，但有的问题也令他迷惑不解。他想了想，还是向弗利提出了一个疑问：“弗利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于你。”
“什么问题？讲吧，不用客气。”弗利很坦然。
“既然你所知道的那几只箱子装有重要的‘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你从日本遣返回美国后，没向美国当局报告这只箱子的前后情况？”
弗利对此像是早就想好了一样，很快回答道：“哈斯特上校是我的上级，越级报告是不符合军队规定的。夏皮罗先生，这您应该知道。”
夏皮罗一时无话可说。
从弗利博士的办公室出来后，夏皮罗快速返回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疑团，立即打电话将费尔塞维斯找来，然后关上门窗，打开录音机，请费尔塞维斯和他一起认真听听戴维斯和弗利的谈话。
随着录音带沙沙地转动，戴维斯和弗利那从容镇静的谈话声便在夏皮罗的办公室里顺着岁月之河清晰地流动起来。办公室很静，四周也很静，屋里除了录音机里的谈话声，便是两人的呼吸声，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细微的音响。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后，费尔塞维斯和夏皮罗才将录音全部听完。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费尔塞维斯刚刚听完录音便对弗利的证词首先提出了疑问。夏皮罗认为费尔塞维斯所提出的疑问很有道理，完全表示赞同。两人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认为有关“北京人”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但一时又深感迷惑不解。
是的，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北京人”的调查线索到这里已经出现了迷茫和紊乱。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与质疑：
第一，按照弗利的说法，他曾看到的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里，然后再装在军用提箱里的。这一方面与夏皮罗之前所了解到的“化石先是仔细地放在小木箱中，周围填上棉花，然后再放入军用箱内”有很大出入；另一方面与亲自装箱的胡承志所讲“北京人”先是装在小箱子里，然后再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说法完全不符。“北京人”化石到底是怎样包装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这个前提如果不能首先确定，后面的结论就无法成立。假如“北京人”真的如弗利所说，是装在了玻璃罐里，那很可能这玻璃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北京人”化石，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稍有这方面常识的人都知道，玻璃罐既坚硬又容易破碎，如此贵重的“北京人”化石是不可能装到玻璃罐里的，不但转运途中极为不便，即使放在陈列馆展出的化石模型，一般也不会装在玻璃罐内。更何况，“北京人”将由中国转运至美国，需远涉重洋，历经坎坷。除非是傻瓜，否则是决难想出如此下策的！
第二，按照弗利的说法，包装“北京人”化石的是军用提箱，而不是两个木箱，而且至少应该是四个军用提箱；另外还有一只标有哈斯特上校名字的军用提箱。对此，夏皮罗和费尔塞维斯之前曾访问过已回美国定居并成为太太的息式白女士，息式白肯定地对他们说，包装“北京人”化石只用了两只军用提箱。而中国的胡承志也对笔者亲口说过，包装“北京人”化石用的肯定是两个木箱，而不是什么军用提箱，更不是四只军用提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胡承志亲手装的两个木箱经博文交到美国公使馆或美国海军陆战队后，美国人为了便于携带和转运，又将木箱换成了军用箱。但从“北京人”化石的性质和数量来看，这“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