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天下。”
巴利哈顿：“现在你知道赫本居住在哪里吗？”
斯耐德尔：“不知道。自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我在中国被俘后，就再也没有得到她的音信。”
巴利哈顿：“你在关岛疗养的时候，给息式白女士写过信吗？”
斯耐德尔：“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清了，可能写过，也可能没写过。那时我想的是尽快养好身体返回本土。”
就这样，巴利哈顿的首次询问毫无结果。
正面进攻无效，巴利哈顿决定暗查。从斯耐德尔的眼神中，巴利哈顿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的一丝惊慌，这种惊慌说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斯耐德尔的确参与了劫持“北京人”化石的事件；另一种是没有参与但又害怕把事情弄到自己头上，因为他毕竟是参与装运“北京人”化石全过程的唯一健在者。巴利哈顿认为，如果是第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在调查局开始注意他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或设法销毁罪证，或为掌握“北京人”化石的人通风报信，或转移化石的藏匿地点。而要及时掌握他的这些行动，就只有用秘密监视的方法予以对付。于是，巴利哈顿很快开始了他的秘密行动。
果然，５天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据息式白后来撰文说，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３１日早晨，斯耐德尔和往常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公寓，驱车驶向大街。躲在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巴利哈顿侦探亲眼目睹斯耐德尔消失于人流半小时后，便将电话打到了斯耐德尔的办公室。当斯耐德尔拿起电话时，巴利哈顿说了声“对不起先生，拨错电话了。”又很快将电话扣死。之后，他驾车来到纽约对外贸易公司外一家高层酒店，独自登上１３层客厅，然后开始暗中向外窥视。这间客厅的窗子正好和斯耐德尔办公室的窗子相对，这是巴利哈顿早在５天前就选好的地方。
这天早晨纽约上空阴云密布，大约９点左右，天空便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后来雨越下越大并伴有冷人的寒风。当天的气象预报说，下午和夜间将有大雨，并伴有小雪，气温将继续下降。
暗中监视了一天的巴利哈顿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时间，当看到了斯耐德尔在收拾提包和办公桌时，他瞥了一眼手表，正是下午６点半。于是，他快步走出酒楼，闪身钻进自己那辆“费尔兰”牌小汽车，然后随时准备跟踪斯耐德尔的“查韦”牌小汽车。不一会儿，斯耐德尔钻进了自己的车里，巴利哈顿紧随其后，眼望着斯耐德尔进了自己的公寓，巴利哈顿才把车停在不远处，而后到前面的一个小吃部买了一个汉堡包，又回到车里坐定，看斯耐德尔夜间到底有什么活动。
大约８点３０分左右，斯耐德尔身穿一件皮毛领子的翻皮外套从公寓走了出来。他把一堆东西放入车内，又站直身子一边搓手一边望望四周，然后迅速钻进汽车，随着一声轻微的引擎声，“查韦”牌汽车启动了。
巴利哈顿并没看清斯耐德尔往车上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见斯耐德尔的车启动后，也让自己的车跟了上去。但是，巴利哈顿在风雪交加中已很难分辨出在他面前行驶的汽车，到底哪一辆是斯耐德尔的“查韦”牌小车。
巴利哈顿决定回到布鲁克林区斯耐德尔的寓所等待。
巴利哈顿醒来时，已是早晨７点左右。他推开窗子，只见外面铺了一层厚厚的雪，对面的停车处没有车胎轧过的一点痕迹，这说明斯耐德尔的汽车昨晚既没有开回来也没有开出去。看来，斯耐德尔是真的一夜没有回家了？
巴利哈顿走出旅店大门，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一边在雪地上散步，一边收听新闻。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昨夜的大风和结冰的马路与桥面使汽车驾驶极为危险。据报道，纽约市的街道和公路发生的事故很多。在布鲁克林区的米尔贝森桥上，发生了一起汽车相撞事故，其中有５人死亡。一辆开往布鲁克林区的小车显然由于路滑而失去控制，撞在马林大街桥的桥座上。驾车人已不幸死亡。以下还有其他交通事故的新闻……
巴利哈顿结束了１５分钟的散步，回到旅店，匆匆洗罢脸，用过餐，又重新坐到了昨晚坐过的位置上，继续观察对面斯耐德尔寓所前的情况，并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行动。
大约到了１０点左右，仍不见斯耐德尔的踪影，巴利哈顿只好叫来一杯咖啡，要来一份当天《纽约时报》，随便看了起来。可其中一篇关于交通事故的报道他刚看了一半，便惊呆了：
昨夜风雪突然袭击
造成多起交通事故，数人死亡
……
威廉·斯耐德尔，４９岁，住址是布鲁克林区海克斯街１９５号。当他驾车向布鲁克林区行驶时，在结冰的马林大街桥上滑到桥旁，撞在桥座上，当场死亡。斯耐德尔先生在纽约对外贸易公司工作。事出后，当局已通知他的公司及其亲属。
……
巴利哈顿这才恍然醒悟，斯耐德尔为何一夜未归。震惊之余，巴利哈顿马上想起了斯耐德尔小车后箱中那两个布袋。他当即打电话到报社，报社回复他没有任何消息；他又向马林大街交通事故分局打去询问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在整个汽车里，除当场毙命的驾驶者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更没见到什么布袋。”
巴利哈顿相信交通事故分局的话是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在斯耐德尔的汽车里发现了“北京人”化石的话，早晨的广播节目和《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恐怕早就被换掉了。但问题是，斯耐德尔昨晚为什么要冒着漫天风雪将车开到偏僻的马林大街？他那两个鼓鼓囊囊的布袋里到底装的都是什么玩艺儿？他在出事前又与哪些人有过接触？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此外，斯耐德尔究竟是死于车祸，还是他杀？
此后，尽管联邦调查局又作过些调查，但随着斯耐德尔的死，最终还是没有查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斯耐德尔事件，由此成为“北京人”失踪之谜中的又一个不解之谜。
就在斯耐德尔事件渐渐平息不久，美国《纽约时报》有一天用大幅标题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金融家贾纳斯寻找“北京人”被指控有欺诈行为
芝加哥路透社２月２５日电：芝加哥金融家克里斯托弗·贾纳斯为寻找遗失的“北京人”遗骨，今日被联邦检察官起诉有欺诈６４万美元之嫌。
联邦大陪审员指出，贾纳斯先生现年６９岁，根据法律第３７条款控诉他为寻找“北京人”化石活动而筹集的款项大部分被他据为己有。
起诉书说，退休的银行家贾纳斯先生从银行借款中得到５２万美元。另外从投资者手中得到为了寻找和摄制“北京人”影片的美金１２万元。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多年来一直苦苦忙于寻找“北京人”的贾纳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无从查询，难做定论。倒是听人说起，这一指控后来并未将他送进监狱。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随着斯耐德尔事件的不了了之，随着银行家贾纳斯的被起诉，在美国七十年代掀起的这场寻找“北京人”热潮，在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息式白再次来到了夏皮罗先生的寓所。当两人谈起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以及贾纳斯的案情时，彼此都显得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儿，夏皮罗才说：“我看这是一篇没有结尾的侦破小说。”
“是的，看来我不得不用纪实小说的形式来完成‘北京人’的故事了。”息式白有些伤感地说。
“不过，我还是抱有希望的。”夏皮罗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去的话，我一定要到北京、天津等地好好找一找！”上帝能给这位老人一个机会吗？
在七十年代，当美国寻找“北京人”的文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民间，寻找“北京人”的传闻也时有发生。而且，居然还出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公安局对“北京人”进行立案侦查的故事。
这个对“北京人”进行立案侦查的公安局，就是天津市公安局。
……
在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中，其中一条是他将一个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经专案组调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确实做过一些倒卖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却一口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更没有见到过什么“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还说，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有弗利这个所谓的美国医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说他将一只军用提箱存放于法国人开办的巴斯特研究所了。经专案组对原巴斯特研究所部分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正当一筹莫展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有人提供了一位中国女人的线索，说这位中国女人当年曾是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长最宠爱的情人，与所长关系甚密，很可能她知道有关箱子的情况。于是，专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这位中国情人，通过多次追问，这位“情人”终于吐露了真情：她当年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确实曾经相爱，并且也认识弗利这个美国军医。而且她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以及弗利三人，还曾在北平的北海公园游玩过一次，直至深夜才赶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国海军驻天津兵营就突然被日军包围，接着弗利被俘，便再也没见弗利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有过接触，更没见过所谓送来的军用提箱。
这位所长的情人的意思很清楚，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他们和弗利都在北平北海公园玩，而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这时要么还在秦皇岛，要么还在秦皇岛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弗利当即被俘，被俘后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样也就不可能拥有箱子。所以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都没见到过弗利送来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位所长的情人没见到弗利送过箱子，并不等于弗利没有送过箱子。因为据弗利后来所说，他被俘一个星期后又被放了出来，他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将箱子转存到巴斯特研究所的。可专案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还是未在原巴斯特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说的箱子；而弗利当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特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证据。
弗利提供的第三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平常最信赖的两个中国朋友。专案组人员通过四处调研，八方查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弗利说的那两个他最信赖的中国友人。这两个中国友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早已离婚多年，原因是解放后有人揭发，说他俩当年里通外国，与美帝国主义有勾结，故被打成了反革命。
于是，一家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女的离异后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则被押到了四川某劳改农场服刑，多年来彼此已没有任何来往。专案组人员分别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对夫妇和弗利确实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俩家中，拜托他俩一定好好代管，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于他。
但是，这对夫妇却一口否认箱子里装有什么“北京人”化石，而说这两个箱子一个装的是医疗器械，另一个装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国古董瓷器，此外还有５００元美金。二战结束后，弗利回到美国，不久便来信谈及两个箱子之事。后来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里的古董瓷器和５００元美金，由天津领事馆拿走了，其余衣物之类的东西，则由他俩给变卖了。
专案组人员对这对夫妇采取的是背靠背的办案形式，而结果是，两人的说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他俩虽然确实曾为弗利真诚而精心地代管过两个箱子，但箱子里装的东西，却不是“北京人”。而这对离婚后的男女相处异地，且多年没有来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问题。
专案组人员再度陷入困境。
不久，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察“北京人”下落一案，宣告流产。
然而问题是，弗利当年留在中国友人家中的这两个箱子早已时过境迁，他为什么还要声称前来中国寻找呢？他执意要来中国寻找的，究竟又是什么呢？莫非其中真有关于“北京人”的什么秘密？
七十年代的弗利终究没有踏上中国的国士，但到了八十年代，弗利要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听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弗利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成了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医。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间，当中美双方决定将“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出国时，据说护送化石的任务就落在了弗利的头上。但弗利还来不及将化石带走，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于是弗利便成了最后接触、掌握“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关键人物。
然而，美国的大夫弗利终生未能了却到中国寻找“北京人”的心愿，美国的人类学家夏皮罗却终于实现了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６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７０岁的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从纽约机场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就在三个月前的一天，夏皮罗又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曾辗转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这个箱子被埋藏在了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６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位美军老陆战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个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叠１９３９年拍摄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６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这一情况的出现，使他寻找“北京人”的欲望之火再度燃烧起来，平静不久的心又一次掀起了阵阵波澜。他觉得不管此事情是真是假，再也不能这样长久而被动地等待下去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亲自去中国寻找一次“北京人”，否则，愧对祖宗，愧对历史，也愧对自己。
在这样一种心境的撩拨下，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新得到的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先生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需中方承担分文。
这样，中国方面终于促成了夏皮罗的中国之行，还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８日下午，夏皮罗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