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这个日本老兵说出这个秘密并留下遗嘱后，便很快撒手人寰了。而剧作家久三枝却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久三枝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腾刚清。
嘉腾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６５岁，１５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七十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并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
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情。于是为了证实那位原日本７３１部队大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着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嘉腾刚清告知他的线索，首先在协和医院以东一带悄悄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院东南侧２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位原日本大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着本世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作了反映。
中国科学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并引起重视。因为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
于是，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４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教授，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甲３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先生会面，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度。
由于线索的来源已先后经过了几个人的传输，到了仰木道之这里可能多少已被打了折扣。不过，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作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后，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在这种情况下，叶捷和张森水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作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公元１５３０年），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其中日坛的坛，是指一个正方形的石砌台子，称“拜神台”。此台每边长五丈，台面原为红色琉璃砖铺砌，象征太阳。到了清代，则改用方砖铺砌，台四面均有台阶，分为九级。在方台外围环以红砖墙，东、西、南、北皆有石棂星门。棂星门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苍松古柏；掩映在苍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古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２０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点。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二人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位原日本７３１部队的大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二、孙中山先生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日满亲善”，故破坏神道与当时的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尽管叶捷和张森水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出于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北京人”的感情与尊重，他们还是认为仰木道之先生所提供的线索毕竟还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且事关重大，在尚未被事实所证实之前，谁也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何况，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若真能找回“北京人”，对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莫大的告慰；何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找，总是一件好事情，找，总比不找好。因此，叶捷和张森水还是将此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作了书面报告。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作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１９９６年５月３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研究员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定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
５月８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１１线９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地震局体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１．５米到２．５米，厚度、宽度均为１米，长度方向占６个测点，约３米。
于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出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指示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一事。没想到，日坛公园的负责人却拒绝发掘。其理由是，一旦发掘，将破坏神道和古松。而日坛公园里的神道和古松是万万破坏不得的。面对此情，叶捷只好再三说明发掘、寻找“北京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后经协商，公园负责人终于同意借助给古树复壮的机会搞点小规模的发掘。
于是双方协议总算达成，并定于１９９６年６月３日上午正式发掘。为了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还与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日方顾问仰木道之先生签定了一个《关于发掘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可疑埋藏地点的协议书》。
该协议书主要就发掘物的归属、录像、照片等版权事宜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一、如果发现的确是“北京人”头盖骨以及相关的古人类化石，归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有；二、如果发现的是金银、瓷等物，则献给国家文物部门；三、电视录像、照片等版权归双方所有，双方共享发表权。
６月３日上午８时整，发掘的序幕徐徐拉开了，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室里，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１８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腾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三位日本朋友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丘占祥还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作了动员讲话：
“‘北京人’化石自１９４１年神秘失踪到现在已经是５５个年头了，自从这珍贵的化石失踪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国际友人曾为寻找一事作了大量的工作，中科院也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没有可靠的线索。这次根据日本朋友仰木道之先生提供的最新线索，前几天我们对埋藏地点作了物理探查，发现情况确有异常。也许，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真的要回来了，而最早迎接他的就是我们。可见，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迎接这位历史老人时，要注意保守秘密，不要节外生枝，让他再次溜走了……”
秦大河说完，由中科院科技安全局副局长张青吉介绍了发掘点的保安措施和应注意的事项，随后大家以极其亢奋的心情走出会议室，随即登车向日坛公园奔去。
此前，中国科学院保卫处长领着三名警卫人员率先进驻了日坛公园，并将发掘区域用彩色编织带围了起来，同时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当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１９９６年６月３日上午１０时，发掘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１．５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２．５米，宽１．５米的矩形，物探的１１线９点便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和丘占祥挥锹破土；接着４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１．５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２．２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露出地层剖面为：０—１．３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１．５米—１．９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１．９米—２．２米为灰绿色细砂岩；１．３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要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５９厘米。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但众人于心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６０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１２时５８分。
２小时零５８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惯有的平静。
历史，似乎又再一次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
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谁也不知道。
当然，这位日本老兵临终前留下的“秘密”到底是确凿的事实，还是骗人的谎言，仍有待于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也许我们探测的仪器还不够先进；也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也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总之，此次对“北京人”的发掘寻找，虽以无结果而暂时画了句号，却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寻找，它不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对“北京人”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也诱发了无数有识之士对“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深层的思考。
当历史的脚步跨进九十年代后，随着科技大潮席卷全球，随着人类对自身历史探讨的愈加深远，同时也随着世纪末一天天的到来，人们对“北京人”的渴念与寻找，似乎比以往更加强烈，更加执著，同时也更加迫切了。作为继裴文中之后曾在１１天之内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先生，自然也不例外。
贾老今年９２岁，在人类的生命史上，这无疑是个少有的年纪。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贾老能活到这个年纪，自然算得上是生命的一个奇迹了。想当年，贾老去周口店时才２０来岁，后来小贾变成了老贾，再后来老贾又变成了贾老。没想到，７２年一眨眼便过去了！如今的贾老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同时又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没有一张大学文凭，却能夺得“三个院士”的头衔，这如同他９２岁的生命一样，能说不是又一个奇迹？
进入九十年代后，贾老的生命意识里更是有了一种非同往常的紧迫感。他虽已离开岗位，归隐书林，却依然很忙。然而很忙的贾老，始终念念不忘的，惟有周口店和“北京人”！
多年来，我们对贾老不知有过多少次拜访；对周口店的保护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更不知进行过多少次交谈。每次交谈中，贾老除了流露出对周口店与“北京人”深深的关切和难以割舍的眷恋之外，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隐忧。
如今的周口店早已失去了过去的辉煌，已是门可罗雀，名不副实；“北京人”至今下落不明，音信渺茫。作为亲自发现过“北京人”头盖骨并把一生都交给了周口店的贾老，心里自然着急。于是，如何设法保护好周口店现有遗址，尽快找回丢失的“北京人”，便成了贾老生前最后一桩心愿。
多年来，为寻找“北京人”的下落，贾老做了大量繁琐的工作。１９９８年夏季，当北京电视台发起一个关于寻找“北京人”的“世纪末最后寻找”活动时，已是９０高龄的他还积极响应，并与１４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封寻找“北京人”的公开倡议信，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共同携手寻找“北京人”！该信全文如下：
斗转星移，记载着无数光荣和苦难的２０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此时此刻，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来迎接新的世纪？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和世界的几位杰出的科学家，根据一些当时很少有人相信的线索，在中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龙骨山上日复一日地苦苦寻找了多年，终于导致了一个伟大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诞生，而这一发现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是从猿变化而来的”这一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事实，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之前还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斥之为奇谈怪论。但是，当“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以其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生活遗迹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切就都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或许可以这么说，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出土的那一刻起，人类真正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了。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这一伟大发现中最珍贵的部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在中国发现的其他重要灵长类化石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