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裴文中，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不过，日本人不但没有减轻对裴文中这个无业游民的“关照”，反而对他格外“重视”起来。他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有日本特务对他暗中盯梢；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双双像枪口样的眼睛“瞄”着他。此外，一顶“重庆派来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帽子，也像一座小山似的扣在他的头上；几乎每时每刻，日本人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理由来折磨他，刁难他。而且生存问题，也成了这一时期他最大的问题。
为了养家糊口，裴文中只好放弃自己多年从事的考古事业，去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当起了“教书匠”。裴文中在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却只能买回２０公斤玉米面。他一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靠２０公斤玉米面怎么过日子？没有办法，他和夫人只有去买更廉价的混合面吃。所谓混合面，就是掺有麻袋毛、玉米皮和沙子的杂面，这种杂面连今天的猪饲料都不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四亿人中就有三亿半中国人吃的都是这种面！
到了后来，随着物价的飞涨，全家人连这种面也吃不起了，裴文中只好过起了“君子常当当”的生活。他先是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后来，连家中一件像样的会客衣也当了。于是，本来就不修边幅的裴文中，变得就愈加的“衣冠不整”了。家，眼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红木圆桌卖了，祖传手镯卖了，连抽屉上的拉环都被卸下来换成了黑窝窝头。然而裴文中一家人的肚子，却依然瘪得像鼓皮。
为了能多挣点钱，裴文中又东挪西借，凑了八块银洋，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白天去师大教书，晚上与人合伙出去为一些商家老板接电话、送药、打听消息、运送货物，即使寒冬腊月，也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然而，即使活得如此辛苦，裴文中也坚持要活下去。他知道，一个科学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战火弥漫、混乱不堪的年代里，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最高的成就！因此，即使再累、再苦、再饿，他每天也要坚持钻研考古方面的书籍，心里始终惦记着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沉沉浮浮。他相信，周口店总有一天会再度辉煌起来，“北京人”化石也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
但贼心不死的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北京人”的追逐。
据裴文中回忆，就在１９４２年的８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位日本地质学家要找他谈话。当他如约来到饭店时，那位日本地质学家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几句闲谈之后，便对他说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来北京，准备成立一个‘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发掘‘北京人’，准备请你一起参加。”心里有数的裴文中只点了点头，却不作半句回答。
几天之后，高井冬二带着一名日本宪兵，突然来到裴文中家。一见面，高井冬二便对裴文中说：“我与长谷部言人刚刚来到北平。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继续在周口店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们好好合作一下。”
裴文中说：“依我现在的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高井冬二问道。
裴文中说：“不为什么，只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说：“当然，裴文中先生，你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周口店的事情我们日本大帝国很重视呀。明白吗？很重视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多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想，裴先生是个聪明人，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说完，高井冬二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忽然又转身问道：“裴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请便。”
“‘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早就说过了，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
高井冬二不再追问什么，转身离开了裴文中家。
两天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带着几个日本兵，领着裴文中（也有人说是押着裴文中）专程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面对满目荒凉、一片萧条的龙骨山，回想着当年周口店轰轰烈烈的发掘情景，裴文中心如刀绞，感慨万千。他知道，科学只有在善良的人的手中，才是科学；在丑恶的人手中，只能变成罪恶。所以他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问，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两位日本“人类学家”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最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只得带着几个日本兵离开了周口店。
此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又在北平活动了一个多月，并到周口店去过好几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周口店始终没有正式发掘；对“北京人”下落一事，不知什么原因，也没再问过裴文中。而裴文中自从被日本人弄到周口店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对“北京人”的命运又多了一份担心，一份牵挂。他想，日本人对“北京人”如此穷追不舍，照此下去，“北京人”有一天会不会落到日本人手上呢？但他一时又搞不清，那两个东洋“教授”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可以说，从１９４１年起，长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就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北京人”的追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多年来踌躇满志、野心勃勃，而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的长谷部言人才感到大所失望。在极度的沮丧和懊恼中，不得不返回了东京。
回到东京后的长谷部言人当即上书日本文部省，将在北平搜寻“北京人”一事作了详细汇报。长谷部言人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文部省：
存放于协和医学院密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头骨已被转移，目前只存有石器时代的工具和一些科学价值不大的动物骨骼化石标本。经初步调查，是美国人转移了“北京人”化石，因为他们已预料到日本皇军将占领北平协和医学院。如果我们的调查和估计无误，“北京人”化石应该还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藏匿着。目前，我们正在加紧搜查之中，只要尚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最后努力！同时，我们请求天皇命令华北驻屯军继续负责搜查“北京人”。
长谷部言人呈上
日本文部省接到长谷部言人的报告后，顿觉事关重大，当即便将此报告呈送日本裕仁天皇阅示。裕仁天皇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按照大卫·伯格米尼（ＤａｖｉｄＢｅｒｇａｍｉｎｉ）的说法，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战争首领。他不知疲倦，有奉献精神，细心、精明而有耐性。他继承了祖父的未竟事业，要将白人赶出亚洲”；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文化生物家”，把对帝国的管理职责留给大臣和海军司令，而将全部精力贡献给蘑菇和小虫子似的海洋生物。不管外界对这位日本天皇作何评价，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裕仁天皇对古物———尤其是对中国的古董字画和各种文物总是贪得无厌，格外欣赏。因此，当他看完文部省送来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后，马上便作了如下批示：
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待查实后，从速运往日本帝国。
日本文部省迅速将天皇指令交与日本大本营陆军司令部，由陆军司令部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转达了天皇的指令。
至此，长谷部言人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历史使命，随后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周口店继续“从事”古人类的“发掘”与“研究”。而他多年来在中国苦苦经营却最终没有完成的搜寻“北京人”的“宏大事业”，则将由日本“北支总部”的一名著名侦探来接替完成。
日本“北支总部”的这位著名侦探，叫锭者。
锭者是个小个子，平头短发，留着一撮日本武士惯有的小胡子，看上去既精干又老练，而且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透射着一股阴冷的杀气。据不少人回忆，第一次见到这个日本人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在山间的夜晚突然撞见了一只饥饿的野狼！
因此，在日本同行的圈里，锭者享有“老狐狸”之称。
１９４２年底或１９４３年初的一个夜晚，带着一副宽边墨镜的锭者，从东京起程，然后在浓浓夜色的遮掩下，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中国古都北平。
锭者潜入北平后，第一个找的人，就是裴文中，可运气不好，锭者第一次去裴文中家时，裴文中不在。
裴文中回家后，家里人对他说：“来了一个日本人，叫锭者，还留下了一张名片。让你明天不要出门，有很要紧的事情找你谈。”裴文中拿起那张烫金的名片，斜了一眼，便随手扔在一旁。他想，跑不了，肯定又是来追问“北京人”的。
第二天一早，锭者再次来到了裴文中家。锭者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见裴文中，便显得十分的客气和热情。几句寒暄之后，锭者果然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是‘北支总部’的侦探，奉军部最高命令，为找‘北京人’化石而来，希望能得到裴先生的鼎力相助。”
“遗憾，我对你很可能无力相助。”裴文中不卑不亢。
“我已经知道保险柜中的‘北京人’真的已经被人偷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破碎的模型，同时我还知道盗窃者就是美国人。我想，这些情况裴先生不会不知道吧？现在，我非常希望裴先生能告诉我当时‘北京人’丢失的一些具体情况。”由于这时的北平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所以锭者的言谈举止，没有任何顾虑，所有的询问都显得干脆利索，毫无拖泥带水之感。
“我的办公室在西城兵马司９号，协和医学院在东城，两者离得远，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裴文中答。
“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由谁掌管？”锭者问。
“我只知道是美国人，到底具体是谁负责，我也不太清楚。”裴文中答。
“‘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锭者问。
“协和医学院娄公楼的地下室。”裴文中答。
“你最后看见‘北京人’是什么时候？”锭者问。
“大约是日美开战的前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头骨来研究而进过保存‘北京人’的地下室。”裴文中答。
锭者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热衷于做学问的人，不是政治家。只要你肯配合，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为尽快弄清‘北京人’的下落，从现在起你不能出门，至少两个礼拜内不能出门，要随时等我找你谈话。”
锭者不愧是个精干、狡诈的老手，从裴文中家出来之后，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协和医学院内所有与“北京人”有关和可能有关的人，全部审讯了一遍，甚至就连曾用小车帮助博文把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进保险柜的勤杂人员常文学，也没漏掉。
但锭者的“工作”，还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最后，锭者把“希望”押在了博文身上。
博文，这个昔日风度翩翩的美国学者，在日本人长达一年多的拘禁中，此时已经明显地憔悴和消沉了。锭者这次找到他后，不分白天夜晚，一次又一次地审问他，有时还用种种毒辣的手段摧残他的身体，用种种卑鄙的伎俩污辱他的人格。渐渐地，博文的精神开始崩溃了，几乎很快就成了一个神经病。
据说，无论锭者怎么严刑拷打，博文只把“北京人”怎样装箱、装箱后怎样押送到地下室、而后又怎样交到美国公使馆等详情讲一遍，就再也说不出其他情况了；至于“北京人”现在到底在谁的手上？去向如何？就是打死也不知道了。
没有办法，锭者只好像扔麻袋一样将博文扔在了一旁。接下来，锭者在综合、分析了所有的调查情况后，又将追查的目标重点放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对于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来说，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那场灾难从天而降后，境况越来越坏，越来越令人感到绝望。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星期，英国最新型的、最强大的战舰“勇猛”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相继被日军炸沉，美国太平洋舰队眼望着它在太平洋滚滚燃烧；而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泰国也先后受到强大日本军队的攻击，于是新加坡沦陷了、香港沦陷了……日本陆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过来，整个东南亚犹如山崩地裂，英美军队到处都在溃退、溃退。
太平洋海岸的战争消息，使这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美军不寒而栗，而自身的遭遇更令人生出无限的伤感与恐惧。这些驻平、津、秦皇岛的美国海军，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在敌人占领的国度里，作为俘虏的滋味。
他们白天的一切事务自然被取消了，晚上的夜生活也不可能存在，限制上街，限制串门，限制彼此窃窃私语，限制相互交头接耳，甚至限制四处张望等等一切人的正常活动。只要日本士兵走过来，他们就得立即鞠躬，稍有怠慢，便是一记耳光，而且打得还特别的响亮。因为不给日本士兵鞠躬，则意味着对大日本帝国及天皇陛下的不礼不敬，不忠不孝。
锭者首先找到了驻华北美国海军司令官哈斯特上校。这时的上校司令官早已失去了往日神气傲慢的风采，他尽管依然身着军服并佩有日本人特许的长剑，然而却没有了半点军人的精神和气质，那长长的佩剑如同乞丐的木棍斜挂腰间，让人见后除感到可怜甚至滑稽之外，再也不能令人生出其他任何美感。是啊，事到如今，高等的白人终于被日本人折服，谁还敢不低下那高贵的头颅？
但锭者审问的结果，令他有些出乎意料。哈斯特上校坦言：他确实曾经接到过美国公使馆的指示，让驻华北海军陆战队负责转移“北京人”化石；但他并没有具体承办这项任务，因为当时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要等着他去处理。至于“北京人”到底是什么模样？是高是低？是胖是瘦？是三块骨头还是五根肋骨？是装在白色木箱里还是装在红色皮箱里？是一个箱子还是两个箱子？他从未见过，因而一概不知。至于派去拉箱子的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拉的箱子？是拉了还是没拉？他也同样无可奉告。
锭者只好暂时又放弃了哈斯特上校。
根据新线索，锭者转而又找到了曾经去协和医学院运送“北京人”化石的美军上士斯耐德尔和中士杰克逊。锭者认为，不出意外，两位直接承办“北京人”化石的转运者，应知道“北京人”的去向。
然而，当锭者见到两位“知情者”时，情形却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棘手得多，同时也要尴尬得多。
斯耐德尔和杰克逊就站在锭者的面前，却紧绷着脸，不愿正面和锭者对视，因为这两个美国军人的不幸遭遇和未卜的前程，早就加深了对日本人的愤恨和仇视。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两位年轻的士兵虽身陷囹圄，却并不把眼前的这只“老虎”放在眼里。他们开始推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但后来在锭者的再三逼问下，才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去北平协和医学院押车装过一批“货物”，但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先将这批“货物”送到了美国公使馆，之后又遵命押往秦皇岛，然后再放入了瑞士仓库。至于这批“货物”里面到底有没有红木箱或白木箱，红木箱或白木箱里装没装有“北京人”化石，则无从知晓。
“你们怎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