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并使自己由出师时的4万人发展到18万余人，对制止日军的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无力继续对华实行全面进攻，转而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我党我军，并将重点置于华北。而国民党内部则发生严重分化，汪精卫当上了汉奸，蒋介石逐渐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事件。 针对业已变化的形势，中共中央于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面抗战的总任务。确定了坚持游击战和“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与华南的战略任务。八路军为完成“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各部主力向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等地区进军。新四军为了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向皖东、豫皖苏边、苏北、豫鄂边等地区进军。华南地区党组织为了完成“发展华南”的战略任务，领导了珠江三角洲、海南岛等地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开始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抗击着58％～62％的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和全部伪军，由于我军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不仅粉碎敌人1000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100次，作战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而且使自己和抗日根据地获得了大发展，至1940年底，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多，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
第六部分毛泽东（4）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朱德、贺龙在延安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时期。在这两年间，日本侵略者集中其主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频繁的大规模的“扫荡”，在华中进行“清乡”。其中1000人以上至1万人的“扫荡”达132次，1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扫荡”达27次。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在敌伪顽的夹击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至近40万人，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十分困难。 在两年艰苦斗争中，毛泽东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领导党政军民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通过“精兵简政”，精干了主力军，加强了地方武装，促进了广泛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通过开展整风运动、生产运动，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打破了敌人“清乡”，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挫败了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和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军事进攻，并从各方面积蓄了力量，为转入恢复和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43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渡过敌后抗战两年困难后陆续得以恢复和发展。敌后解放区不仅粉碎了敌之“扫荡”、“清乡”，制止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而且开始对敌军采取攻势作战，实行局部反攻。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发表《1945年的任务》的演说，明确指出解放区军民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发起春季攻势。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 浚谖业沉斓枷拢虬苋毡厩致？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这是指导全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纲领。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 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发展到9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展开了夏季攻势。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八年抗战，在毛泽东、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我军与敌军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解放区遍布19个省区，我军由战争开始时的5万人发展到120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病逝。 （徐永汉）
第七部分梅津美治郎 大将（1）
梅津美治郎（Umezu Yoshjiro，1882—1949），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末任参谋总长，侵华战争的罪魁之一，法西斯战犯，最高军衔为大将。 1882年1月4日，梅津美治郎出生在日本北九洲大分县的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亡故，母亲带着梅津和其兄改嫁到大分县丰后高田町的是永家。 1897年9月，梅津考入熊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2年5月，从中央陆军幼年学校毕业。1903年11月，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04年3月，被任命为少尉，分到第1步兵联队任职。1905年6月晋升为中尉。在此期间曾参加日俄战争，因作战有功而于1906年4月获得1枚勋章。1908年考入陆军大学，1911年11月毕业。1912年3月晋升为大尉，任第1联队中队长。同年6月，调任参谋本部部员。 1913年4月，梅津调任驻德国使馆武官，两年之后，改任驻丹麦使馆武官。1917年5月，奉调回国任参谋本部部员。1918年6月晋升为少佐。1919年第二次前往欧洲。同年11月任驻瑞士武官。1921年6月又回到参谋本部任职。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梅津虽然未直接参加这次战争，但此次大战为他研究军事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1919年4月，在第二次去欧洲之前，由当时任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的宇垣一成做媒，梅津与当时很有名气的法官木场贞长之长女木场清子结为伴侣。木场清子1925年12月17日死于结核病。此后，梅津一直独身。 1922年2月，梅津晋升为中佐。同年3月调入陆军省任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并兼任陆军大学军制学教官。 1924年12月，梅津晋升为大佐，前往第3步兵联队，任联队长。1928年8月调任陆军省军备局军事课长。1930年8月晋升为少将，调任第1旅团旅团长。 1931年8月，梅津出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负责拟定陆军编制和主管参谋人事工作。当时东条英机在梅津领导之下担任编制动员课课长。从此时起，两个法西斯分子便开始了合作。 1934年3月5日，梅津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在任职期间，他率兵侵略我国华北，接管华北四省，建立“自治政府”，签定何梅协定，残酷杀害华北人民。1934年9月，梅津晋升为中将。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5月底由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国民党正式提出抗议，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迫使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6月9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并限三天答复。何应钦在秘密同日方协商后，于6月10日答应日军的无理要求，并同梅津签定了“何梅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是，取消河北境内国民党党政机关；撤退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在河北的一切驻军；撤免日方指定的各国民党官吏；取缔一切反日团体，禁止一切抗日活动。该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为日军向华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打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8月1日，梅津调任仙台第2师团师团长。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皇道派军官企图杀死首相冈田及有关元老的军事政变。事变发生后，梅津在仙台立即给陆军省发去电报，强烈要求对叛乱实施镇压，并表示本师团已经做好随时出发讨伐叛军的准备。当时，日本局势非常混乱，在17个师团长当中，只有第2师团的海津中将和第6师团的谷寿夫中将向陆军中央机构表示了明确态度。梅津的明确态度，对陆军中央处理二二六事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梅津也由此深受陆军省的赏识。1936年3月，梅津被任命为陆军次官。 梅津任陆军次官之前，陆军省军务局权力极大，简直就是陆军大臣的代言人和陆军的核心。就权力而言，当时军务局长比陆军次官还要大。陆军大臣和军务局长可以出席议会，而陆军次官却仅仅是事务次官，只能留在陆军省，不能出席议会。梅津担任陆军次官以后，扩大了次官的权力。下边呈报的文件，如果不经梅津的同意，就不能上报到大臣的手中。 梅津是日本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旧职业军人气味很浓。他非常崇拜军人的尚武精神，认为军人不能为政治所左右，军人的最大愿望就是当大将，而不是当首相；如果想当首相，就是歪门斜道。他极其厌恶军人介入政治，自己也从不参加任何派别组织。1937年1月，当宇垣大将奉命组阁时，梅津正担任陆军次官。尽管宇垣曾经是梅津的大媒人，关系非同一般，但梅津还是基于自己以往的观点，极力反对宇垣组阁，宇垣组阁终于失败。 梅津出任陆军次官以后，同3月9日上任的陆军大臣寺内及半年后就任教育总监的杉山元组成陆军的核心，形成陆军的新统治派，成为陆军的实力人物。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占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1937年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7月7日夜，日军在中国北平西南宛平县的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借口1名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后，日军向宛平县城开枪射击并轰炸芦沟桥，挑起了七七事变。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部出现了所谓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梅津与杉山元陆军大臣是“扩大派”的中坚力量。七七事变后，梅津参与策划、组织指挥日军侵占中国的北平、天津以及向中国的南方进攻。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发动八一三事变。
第七部分梅津美治郎 大将（2）
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1938年5月底，梅津任日本第1军司令官。在一年多的任职时间里，梅津多次组织指挥日本侵略军以太原为中心，残酷镇压、清剿中国的抗日武装。 日本在诺门坎事件中吃了亏。1938年9月，对此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植田谦吉大将因此辞去关东军司令官的职务。为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挑选一名头脑冷静、多谋善断的人选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性情温和、头脑清晰、办事极为慎重，对重大事件态度坚决果断，曾在二二六事件后肃军有功，而“何梅协定”更为日本侵略中国华北创造了条件，因而深受天皇和军部人士的赏识。1939年9月7日，梅津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并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1940年8月，晋升为大将。梅津就任关东军司令官主要有两个任务。其一是重建和加强关东军，自诺门坎事件以后，关东军损失很大，必须从人力物力上加以补充；其二是加速对日本的宿敌苏联的作战准备。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受到很大冲击。6月下旬，日本接连召开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围绕对苏开战问题进行了讨论。梅津认为苏德开战以后，苏联势必成为日本的现实敌人，日本应该优先解决北方问题，然后再解决南方问题。通过了《形势的发展及帝国国策纲要》。纲要指出，“帝国要致力于解决日中战争问题，并视形势的变化解决北方问题”。7月2日的御前会议批准了上述纲要。为准备解决北方问题，陆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动员和集中，并将此行动称之为“关东军特种演习”，简称“关特演”。梅津此时正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是这次“关特演”的具体指挥官。这次对苏作战准备，除动员了关东军和朝鲜派遣军之外，还动员了驻内地的部队。关东军的兵力倍增，最多时达100万人。对北方的武力行动确定在远东苏军西运参加苏德战争，德军进攻顺利等时机成熟之后再开始。但是，后来由于西运的远东苏军人数很少，又受到季节的限制，大本营遂于8月9日放弃了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1942年7月14日，关东军进行改编，新建立了第1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山下奉文和阿南惟几分别被任命为第1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部也随之升格为总司令部，梅津大将也升为关东军总司令官。此后，梅津全力以赴，加紧督促部队训练。他频繁前往第一线部队进行视察，慰问第一线士兵，为他们鼓气。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关东军处于全盛时期。后来随着日军在其他战场的失利，从1943年夏季起，关东军的兵力不断被调往其他战场，起到日军战略预备队的作用。 1944年，战局发展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不断加剧。东条内阁陷于四面楚歌之中。1944年7月18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根据东条内阁的提议，梅津接替东条担任参谋总长，负责全面的侵略战争。梅津竭力想挽回败局，最终却无力回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告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以后，日本政府决定派重光葵外相作为文官代表，派梅津参谋总长作为军部代表参加日本投降书的签字仪式。9月2日上午，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签字仪式。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政府和参谋本部在投降书上签字。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在受降书上签字。此外，美英苏中等国代表也分别在受降书上签字。 1946年1月，根据波茨坦公告惩处战犯的规定，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特别公告，宣布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及惩处犯有破坏和平罪、破坏战争法规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首要战犯。盟军最高司令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先后以重大战争罪犯嫌疑名义，逮捕东条英机等人。梅津虽然长期身居军队要职，罪恶多端，但是美国方面却没有把梅津列入战犯名单之内，后来，苏联检察团根据梅津担任关东军司令官达五年之久，提议以重大战争罪犯嫌疑加以逮捕。1946年4月29日，梅津以及外相重光葵被逮捕，并被关进巢鸭监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上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