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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常的艺术规律,这个细节应该是最见人性的细节,这是亲情达到极致的表现,可以被渲染得令人声泪俱下。黄启蒙把这个细节报告了宣传部长,宣传部长一听脸色就变了,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事情千万不能提,这事情一提,烈士身上的光辉就没有了。女党员视死如归,怎么可能让男党员回来救她?她当时应该这样:‘你赶快转移,我来掩护!’”
黄启蒙听完宣传部长的分析,连声说:“对、对。”
回来以后,黄启蒙就陷入了对剧本的构想之中。这么重大的题材,对他来说真是一次考验。虽说宣传部为他请了创作假,但几个开刀住院的病人他总不能丢弃不管,这样黄启蒙白天的时间仍是在医院里工作,只有晚上才能静下心来写剧本。
家里的一切杜小兰全部一肩挑了。
杜小兰俨然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她热爱着自己所干的一切,一心想让黄启蒙出人头地。她与黄启蒙结婚后,黄启蒙几乎没洗过衣服,有年冬天杜小兰阑尾炎开刀,黄启蒙洗了一次衣服,竟将袜子、口罩、裤头浸泡在一起,这事倒给杜小兰提供了炫耀自己的实证,在人们提到黄启蒙事业的成就时,杜小兰就把这细节复述一遍,末尾再加一句注释:“他不懂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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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解不开的结(2)
生活还有哲学?!
有思想的人听了一愣,没思想的人听了哈哈一笑。
杜小兰也不管别人什么表情,她认定柴米油盐就是学问,是学问便有哲学,她深研着这哲学,尽心尽力干着家务,岁月悄悄流逝,一切都无声无息。
这天,杜小兰又在酒厂推了一车糟往家里走,她显得很吃力,没有一个人帮她。这是临近黄昏的午后,蓉儿仍在学校上课。按常理,杜小兰应该星期天去酒厂掏糟,至少有蓉儿帮她一把。可杜小兰在医院给酒厂一位小头头化验时,那位小头头给了她两张酒糟票,杜小兰一看日期,马上就要作废了。她可舍不得那两麻袋酒糟,于是她下午去单位打了个照面,而后就借了辆双轮车直奔酒厂,等她将两麻袋酒糟推回家,天色已接近傍晚。
黄启蒙正在屋里写剧本,他按宣传部长的旨意将那位女共产党员尽量刻划得尽善尽美,一切豪言壮语、英雄行为都可以集于一身。他煞费苦心地想着,正想得入情入理时,杜小兰在屋外大声叫嚷起来:“屋里有人吗?快出来帮我!”
杜小兰叫嚷的时候两手已经揪住了麻袋,她心急,巴不得屋里的人快出来帮她。
可黄启蒙偏偏灵感在即,不敢轻易放笔。等他写完一段话,杜小兰已拖着麻袋到了门口。
黄启蒙赶忙迎上去说:“我来!”
杜小兰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道:“整天当甩手掌柜,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哪辈子讨饭讨到你家门口,喝了你家一碗米汤,这辈子还你来了。”
杜小兰越说火气越大,黄启蒙只好垂头丧气站立一旁,他这时才发现杜小兰对家务的心甘情愿暗藏着一股怨气。
杜小兰也不知道这股怨气是哪里来的,本来她的一切任劳任怨都是为了黄启蒙出人头地,可她在为家庭的努力中,经常有委屈袭上心头。这委屈就像夏日的阴云,说来就来了,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住。下午,杜小兰推着双轮车经过大洋桥,感到鞋里有沙粒,她用力把车推到桥头,脱下鞋子抖落沙粒。她的脚在空气中妩媚,几只好看的脚趾穿透袜子钻了出来,杜小兰用手扯着袜子,试图把露在外面的脚趾裹住,但那袜子无论如何也没有杜小兰想象中的弹性,她这才想起这双袜子穿了有七八个年头了。而她的丈夫黄启蒙从来也没想过给她买一双袜子,他倒是买过袜子,但给了另外的女人。想到殷,想到那一段不愉快的时光,尽管已是陈年往事,仍让杜小兰如鲠在喉。杜小兰的委屈就是在这一刻从心里冒出来的,一直延续到家门口,见到黄启蒙。
杜小兰有个毛病,她骂人的时候,你千万别吱声,默默地听她骂,等她骂得差不多了,就会消声敛迹。过一会儿,她还会感到有愧于你,于是加倍体贴,再干多少家务也无怨无悔了。如果遇上一个心胸开阔、大肚能容的丈夫,把妻子的怨怪看成撒娇,家里肯定平安无事。可黄启蒙偏是个心眼儿小气量窄的男人,又死要面子,杜小兰一提殷女人就等于抓他的脸,他就会跳起来。而杜小兰觉得只有骂了殷女人,她肚子里的怨气才能烟消云散。
杜小兰骂着骂着又骂到了殷女人,杜小兰从鞋里伸出脚说:“你看我这破袜子,你睁眼看看,前边露蒜瓣(脚趾头)后边露鸭蛋(脚后跟),你还是县城的名人呢,你老婆就穿这样的破袜子,你不感到脸红?”
黄启蒙瞥了杜小兰的袜子一眼,那袜子不像一个有身份的人穿的袜子,在这座县城,杜小兰好歹也是一位医院的医生,而她脚上的袜子还不如一位种地的农民。黄启蒙的心里忽然一阵酸,他想说点什么,可话从嘴里出来的时候却变了口气和味道,最后连他自己都吃惊了,他说:“我每月工资都交给你了,你不愿意买活该!”
杜小兰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她的脚趾头连同破袜子一道踏在地上,杜小兰说:“就那一壶醋钱,有打酱油就没有买盐的,你还想让我买袜子?我买袜子也行,那我就是泼米撒面的女人了,丈夫挣回一个我花两个,丈夫今天扛回一块门板,明天我就劈了烧火。”
黄启蒙说:“你愿意咋折腾就咋折腾,只要不发脾气就行。我宁肯喝西北风,也不愿意生气。”
杜小兰的一番话是想让黄启蒙受感动的,至少黄启蒙也应该设身处地感到他找了个贤惠的媳妇,但黄启蒙的话里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成分,在他的灵魂深处,渴望的是与杜小兰的和谐一致——是知识——是用语言来书写的东西,而这些杜小兰恰恰没有。
杜小兰的委屈像波涛一样在心里起伏,她为这个家的所有努力在黄启蒙眼里竟一钱不值。她忙啥?她为谁忙?杜小兰把鞋穿好,逼近黄启蒙说:“你既然不愿意跟我生气,那就去找殷女人好了。让人家捅够的那个窟窿,你捅进去多快活!”说着,趁黄启蒙不备,杜小兰一把抓起桌子上的稿纸,哧哧撕了个粉碎。
这下黄启蒙急了,他像一头恶虎扑向杜小兰,杜小兰有所防备地一闪,迅速逃进里屋,就在她关门的时候,黄启蒙抄起桌上的一本厚书砸了过去,门哗啦一声插上了。黄启蒙朝门上又踢又踹,就像在踢踹着杜小兰。
蓉儿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她立刻意识到家里发生了什么。她放下书包,悄悄走出门外去接松儿。她的心里很闷很乱,她不知道该怎样劝说父母。她想去找朱娘,可朱娘跟他们家的关系已经不像从前那般火热了。蓉儿站在街口,望着松儿归来的路,她极力想一个好主意,可主意一个也不成全她。蓉儿就一点一点洒眼泪,她怕人看见,用手捂住脸。她把松儿接回家时,天已完全黑了。蓉儿看到父亲黄启蒙的脚下堆叠了一片烟头,从里间屋传出呜呜咽咽的哭声,那是妈妈在哭。
蓉儿和松儿相互望望,不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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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不同寻常的女人(1)
我开始注意她的时候,她正在掏厕所。脸上捂着一只大口罩,口罩已洗得发灰,一副眼镜压住了口罩的半边,使这张脸除了口罩就是眼镜,再就是光光的额头,额头下一双疏淡的眉毛似有似无地横着,像是把世间的一切都轻描淡写了一般。
学校只有一个公厕,一半男厕一半女厕。逢到下课的时候,男女同学纷纷涌进厕所找位置。这时,那个掏粪的女人就站在门口等待,直到同学们都方便完了,她再继续掏粪。厕所虽然破旧不堪,但她打扫得异常干净,气味不大,地上一块脏纸也没有。我去了几次厕所,觉得这是个不平常的掏厕人,动作和态度都很文明,不像那些简单粗暴的清洁工。
我跟同学提起她,同学说:“她是右派,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
不久,这个右派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我被她弄得天眩地转。
我妈妈是个擅长交际的女人,她的职业本身给她提供了这种便利。化验室属于医院里很关键的部门,医生诊病往往凭借的是化验单。如果哪位患者想休息想回家探亲,最充分的理由就是让医生开诊断书,而诊断书的许多依据是凭借化验单,血液、细胞、尿检……化验单上无所不包。我妈妈靠她的显微镜为许多患者的奢望提供了实现的机会,比如患者没病却要求请假休息,我妈妈就给出具一纸检验证明,血液、细胞、尿检肯定有哪一项是不正常的了。我妈妈把这视为行善积德,她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好心感动天和地。于是被我妈妈感动的那些患者,在实现了我妈妈为他们提供的方便后,也相应给我妈妈一点实惠的回报:两斤鸡蛋票、两斤肉票、两袋酒糟票、两斤白糖票……我妈妈经常沉浸在这古典的报答中,日子也被这小小的实惠滋润起来。
一天,我妈妈拎回了半塑料袋火柴,火柴没有包装,梗子有粗有细,磷头也大小不均,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学校火柴厂生产的。学校的火柴厂是学生学工劳动的圣地,那时学生的偶像是“零蛋博士”张铁生。我们每月都要参加一次劳动,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一干就是一周。我深知我们学校的火柴没有质量,经常划不着火,十根梗子有六根是废品,我们家从来不用我们学校生产的火柴,我们用的火柴是泊头牌,河北泊头火柴厂在全国使用火柴的百姓中享有很高的信誉。
我妈妈烧饭的时候就蹲在灶坑划火柴,她划了一地,也没点着灶膛里的火。她一气之下就把那半袋火柴塞进了灶膛,火着起来噼啪作响,屋里弥漫着一股磷味。我妈妈呛得直咳嗽,一会儿就咳出了眼泪。她边抹眼泪边抱怨:“她也真是的,给点啥不好哇,偏给这划不着的火柴。”
我在一旁搭腔说:“妈,这礼物是谁送给你的?”
我妈妈随口答:“一个右派。人倒是挺可怜的。她要回北京探亲,学校不给假,我帮她开了一张化验单,临走她就送了我半袋火柴。”我妈妈看了我一眼又说:“这右派就在你们学校,刚开始掏厕所,现在又到火柴厂装火柴去了。”
“她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追问。
“女的,有40岁了吧。”我妈妈说。
我一下子想起那个掏厕所的文明女人,莫非是她?
数月后的一天傍晚,我迎接了邵怡的到来。她刚从北京探完亲,带给我和弟弟一包糖果,这包糖果我们那座县城绝无仅有。
邵怡穿一件灰色的确良卡叽布上衣,脖子上围一条小碎格的长条围巾,脸上的一副眼镜在灯光下熠熠闪光。她很会说话,谈吐风趣幽默,从掏厕所到火柴厂,她的境遇似有了改变。她来我们家的目的是想让我爸妈进一步帮助她改变处境,因我父母的职业可以经常与一些官员打交道,包括学校的头头也认识一二,替她说句话是没什么问题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十章 不同寻常的女人(2)
我父亲和母亲一口应下,这令邵怡欢天喜地,一张灰暗的脸泛起希望的红润。对我和松儿的提问有问必答,逗得一家人不时发出笑声。邵怡被打成右派之前曾是翻译,独自翻译过《西方通史》,书出版时她已成为右派,书上也就没有标明译者的名字。英语对我来说,是外星人语言,我一个字母也不认识。但朝气蓬勃的年龄使我对陌生的领域想入非非,我就缠住邵怡讲外语。
我说:“眼镜在英语里怎么说?”
邵怡看了看我,又指了指镜片回答:“隔着玻璃看。”
我重复了一遍。我忽然觉得英语一点也不难,只要把某一物质的意思理解透就行了。
我又问:“枕头呢?”
邵怡忍不住笑说:“外布里是糠。”
我跟着又重复一遍,邵怡终于笑出了声。
我上当了!我有点生气地背对邵怡,她对我的糊弄是对我的轻视,我的自尊心深深被挫伤了。
邵怡见我真生了气,就拣了两块奶糖递给我,我不屑地推开她的手。
我妈妈忙在一旁插话:“这孩子脸小面矮,不太识逗。”
松儿急忙冲上来说:“我要糖我要糖。”
邵怡把糖放在松儿手里,又看着我说:“现在学英语还不是时候,如果有人知道我教你英语,我又要罪加一等了。”
我懒得看她,她又在骗我。这个晚上,我默默地坐在一旁听大人们说话,慢慢地,我的心情似平静下来了,我本来就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没有理由生气。
没几天,妈妈就通过中学领导把邵怡的情况探问出来了,按领导的陈述,邵怡不仅政治上有问题,作风上也有问题。
以下是我妈妈深夜与我爸爸的对话:
杜小兰:“想不到邵怡年轻时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女人一有这事就不让人佩服了。”
黄启蒙:“情况属实不属实呀?”
杜小兰:“领导说得有鼻子有眼的,砍的没有削的圆,咱能不信?”
黄启蒙:“你说给我听听——”
杜小兰顿了顿,一句一句叙说起来:
邵怡二十几岁的时候是上海地下团员,有一位地下党员与她单独联系。解放后,这位地下党员成了部级干部,邵怡不久就与他结婚了。婚后两人性格不和,经常吵闹。邵怡就到天津某大学一位男友家躲避,男友是大学副教授,夫妻恩爱。邵怡与男友常来常往,男友的妻子不知为何精神失常了。那一年的春天,邵怡突然接到男友的电报,说他的妻子失踪多日,让邵怡帮助寻找。邵怡接到电报立刻赶赴天津,在男友家住了近半月。两人的感情日趋火热,已从一般的友谊上升为男女之爱。就在邵怡回到北京的第三天,男友被公安机关逮捕了。
邵怡听说了这事,立刻吓得昏死过去。她无论如何想不到男友竟是杀人凶手,他的妻子被他杀死后又一刀一刀切割后埋在楼板下,而邵怡就在那藏有尸首的房间住了半月。狡猾的男友将妻子杀死后,从不同的地点往学校拍电报,一会儿说那疯女人在这里,一会儿又说疯女人在那里,以扰乱公安人员的视线。他房间的窗帘一直悬挂着,邵怡还以为他是怕别人发现他们的秘密……邵怡极力回忆有关男友的蛛丝马迹,但她实在想不起令她生疑的地方,她的心在暗夜里抖动,她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公安机关对邵怡的调查,她有可能是男友的帮凶,更有可能是合谋。万幸的是,男友在押赴刑场之前仍一口咬定杀妻与邵怡无关,至此邵怡才脱离了杀人的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