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俄罗斯今天所拥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公司与法国、日本、韩国或者中国的公司和模式有本质的区别，有很多需要非常认真地从科学、经济、社会、政治学、社会心理以及法律的角度加以研究。所有工作只是刚刚开始。
在俄罗斯获得很好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就是“市政资本主义”，圣彼得堡市、萨马拉州、鞑靼斯坦和巴什基尔地区都实行了调控机制。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得较为顺利的是“莫斯科模式”，这是在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领导下于10年前开始的。在这些市政资本主义模式中，我们看到其中既有许多优势，也有不少危险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俄罗斯在21世纪初不仅拥有了一位新领导人，而且还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并且很有可能延续几十年。
健全意义上的经济学
登上权力顶峰之初，弗拉基米尔·普京既没有组建好自己的班子，也缺乏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因此，他拒绝发表声势浩大的宣言，直到其经济纲领伴随着大量具体问题的解决而逐步形成。早在1999年秋季，当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联邦政府总理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讨论和解决众多的具体问题和事务。很显然，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在同时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由他做最后决定的问题数量显著增加。
就连在总统竞选期间，普京也没有能够制订和公布详尽的经济纲领。对于许多问题，普京都不拒绝回答，他没有选择沉默。不过，他显然在刻意回避匆忙做出决定，我们可以将他循序渐进制订的经济纲领看作是健全意义上的经济学。
1999年12月，普京在互联网上发表了长文《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比较宏观地公布了自己的某些经济纲领。《生意人报》和《独立报》对此做了转载。2000年2月、3月，普京用不同的形式公布了许多材料，以帮助人们了解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施政的目的和任务。这些材料还见于普京在对支持者发表的演讲以及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当中。大多数拥有健康思维的人并没有反对这些文件。在《首脑人物谈话录》一书中，普京详尽阐述了有关俄罗斯国家建设领域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其中大量篇幅和整个章节已经在俄罗斯的许多家报纸上刊登了。
当然，也有针对普京纲领性材料的批评。例如，长期以来就积极支持亚夫林斯基的《共同报》及某些其他报刊称普京的纲领是为“头脑简单者”而制订的。我不想参加到这种辩论中去。归根到底，俄罗斯的经济纲领是为全体人民制订的，而不单单是为在亚夫林斯基身边、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看成是“精英”人物的知识分子们制订的。
普京的文章和讲话与“温和的自由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国家主义者”、“文明的爱国者”等定义完全相符。普京谈到了社会伙伴关系，对儿童、退休者、病人以及低收入者权利的保护。他支持市场经济，但不是简单地谈论原则，而是真真正正地认为它更加高效。普京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非常刻板、一成不变。显然，他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亚夫林斯基那样夸夸其谈的人，与盖达尔、丘拜斯这样的激进人物也相去甚远，与久加诺夫这种顽固落后分子更是格格不入。当然，普京也非狂热者和蒙昧主义者，这两种人今天在俄罗斯还为数不少。恰恰是这一点，帮助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胜利。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7）
在发表总统就职演说之后，各种政党、流派或一些专家团体向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建议和提议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右翼阵营的经济学家们也制订了几个诸如此类的纲领。早在1999年12月初，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谢尔盖·基里延科就曾往位于白宫的普京办公室递送了一份宏大的俄罗斯经济发展纲领。从自己家里的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了这份厚厚的纲领。而一些极端自由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则提议，“一切从头开始”。
认真完成了一份右翼激进自由主义纲领的是“自由主义使命”基金会，其领导人包括叶戈尔·盖达尔和叶夫根尼·亚辛这两位“自由主义革命”的思想家。“高等经济学院”、“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等机构参与了这一纲领的起草工作，而这份纲领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颇为欣赏。2000年4月，该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斯坦利·费希尔曾经来到莫斯科，亲自了解俄罗斯局势和这个国家的新总统。
激进自由主义者明白，俄罗斯老百姓再也无法承受类似“休克疗法”的任何新的尝试。因此，一些激进自由主义者建议弗拉基米尔·普京不仅要利用自己的声望，而且还应当采取极权手段来完成新一轮激进经济改革。阿尔法银行总裁彼得·阿文还曾向普京提出建议，希望他借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的经验（“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与独裁的混合体）。这位银行家称，他曾几次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谈起过这个话题。
有证据显示，普京曾认真研究过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普京任命了经济学家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作为自己的经济顾问，后者以前曾公开承认自己属于右翼自由主义阵营。但是，普京也明确宣布，他拒绝接受任何专制独裁、暴力压制、“休克疗法”和“新革命”的思想，他将致力于以建立“可控市场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改革。
起草特别宏大的右翼自由主义纲领的还有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的专家们。德米特里·利沃夫和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院士领导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出了未来10～15年的经济发展纲要。非政府科研机构“俄罗斯管理学院集团”领导人阿列克谢·波德博利斯基也主持起草了“俄罗斯发展战略”文件。
有影响的独立机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出版了一本有名的著作，其中发表了类似的纲领。在谢尔盖·卡拉加诺夫领导下，40多位专家用了1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俄罗斯战略：2000年总统日程表》这本著作。自然，俄罗斯共产党也有自己宏大的经济纲领，它由谢尔盖·格拉兹耶夫领导的一批非常专业的经济学家共同制订，前苏联计委领导人尤里·马斯柳科夫也参与了该纲领的起草工作。
众所周知，早在1999年，与总统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家格尔曼·格列夫受普京委托创建了“经济研究中心”。分属各流派的几十位经济学家参加了“俄罗斯2010年前发展战略”这一纲领起草工作。2000年4月底之前，文件就已经完成了，其各个章节在俄罗斯报刊上开始进行激烈讨论。由格列夫主持制订的发展纲领遭到左翼出版物的强烈批评，尽管格列夫本人已进入政府担任了经济部长，但他主持制订的纲领却没能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础文件。
最近1～2年制订的、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紧急措施纲领成了政府工作的基础。起草这份工作纲领的正是普京，这在他自己2000年7月8日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做了说明。普京在这种情况下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把任何一项纲领都看成是一种补充措施而非法律。在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卡尔·马克思批评欧洲一个主要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时指出，“我们的运动”向前迈出的任何一个实际步伐归根结底都比上千份纲领重要得多。我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重复上述这些话。
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俄罗斯经济非常复杂，并且也各不相同。它在各种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很不均衡，也不能在某个严密的“科学”的纲领基础上向前发展和重建。在目前条件下，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纲领去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和农业的发展，各部门的发展纲要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制订。就连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也存在各种条件和所有制结构，这要求我们应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俄罗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市场关系的条件不尽相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与电力能源的生产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当看到，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均衡性在最近10年来不仅没有得到消除，反而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遗憾的是，俄罗斯此前不久的领导人对于即将在俄罗斯建立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原则知之甚少，甚至还不如斯大林或者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了解得多。国家的状况并非没有希望，但却根本不存在取得成就的简单方案和捷径。在今天的俄罗斯，尽管不是同时，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存在影响发展的几百种因素。不难看到，也确实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其中包括形式多样的犯罪和吸毒的上升，犯罪组织渗透到国家机关当中，资本的非法输出，人才流失，尖端技术和科研院所被破坏，人民饮食和健康指数下降，教育水准下滑，社会保障缺乏，贫困，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破败，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在俄罗斯各个地区冒起——这一切都好比是船只底部的大洞，需要人们经常去修补、堵塞。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8）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选择与上述过程相妥协，就像国家无法与由于自然界的破坏性剧变所导致的毁坏相妥协一样。在俄罗斯显然也存在着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例如，国家拥有储量丰富的天然资源，公民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准很高，拥有数量众多、需要复杂工艺的生产部门、世界一流的科研中心和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凝聚了数百年的民族财富和文化财富，民族觉悟的增强，进取精神、主动精神的提升，语言优势——上述所有一切都成了继续支撑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大厦的支柱和承重结构。
但是，无论是公民还是整个国家，都应当考虑其他许多因素。例如影子经济，它在俄罗斯的出现并非犯罪集团组织渗入经济领域的反映，而是国内居民和实业界对混乱和专横、对外行的虚弱政权、对腐败行为以及没有正常经济立法的自然反映。
在俄罗斯，调节经济关系和金融关系的法律还非常有限。美元在这里可以自由流通，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边界尚未完全划定，进口商品大量涌入，个体贸易，存在着盗版电脑软件和影视产品的非法市场，来自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的“打工仔”——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单单靠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进行认真地研究、调节，在很多时候还需法律支持，而非简单粗暴地禁止。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政府拒绝继续执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在俄罗斯搞“经济专制”时所使用的各种强硬措施，而是选择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折冲樽俎、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行。为了遏制不断复杂的严峻局面，普里马科夫政府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某些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政府没有选择从根本上消除痼疾，而是让矛盾缓解下来，只尝试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他不能不考虑即将举行国家杜马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的现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每届政府都应该感到自己是临时性的和技术性的。
但在2000年底，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必需的稳定，而国内经济也摆脱了严重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国民经济不至崩溃、国民避免饥寒交迫，俄罗斯执政当局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解决局部问题，他们需要努力为未来做准备，为未来10～15年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效的、符合国家利益和机遇的政策基础。今天，国家领导层无权搞那种不依靠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
当然，也有很多只能由专家们进行专业性的讨论以及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局部问题和专门问题。不过，还是应由全体人民参与讨论那些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改革的方向问题，而不是单单吸引职业经济学家参加。怎样总结2000年全年度工作，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此非常清楚。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例子和看法。
不逢迎外国的“最高权威”
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00年7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宣读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长时间都在进行选择：是等待着别人为我们提供建议、帮助和贷款还是立足我们自身的特色、自己的力量，并以此为支柱来发展国家。要是俄罗斯继续衰弱下去，我们的确不得不去做这种选择，那将是一个弱国的无奈选择，也将是一个软弱者的选择。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强大是惟一现实的选择。强大而自信国家的选择并不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强大的国家为敌，而是要和它们和平共处。” 这是普京立场的主要出发点。
俄罗斯需要研究世界所有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自己民族经济的国家、从殖民时代的停滞和衰落中摆脱出来的国家，或者是那些70～80年代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发展市场关系的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初期，就连斯大林也曾经允许邀请几百名德国和美国工程师、专家来苏联进行合作并为苏联提出建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注意限度。
从高度集中的防御型向自由市场型经济过渡，从单一意识形态体系向多元化意识形态体系过渡，从专制向民主过渡，从超级大国地位向更为谦虚的国际地位过渡，从惟一的苏联向松散的独联体过渡，从与西方进行冷战向双方展开合作过渡，从完全禁止、责难私有财产向支持私有财产过渡，从合作社制向私有化过渡——这些就是过去10年新的俄罗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情势和条件，这些都没有任何可类比性。
因此，立陶宛的范例并不适用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将一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人选举为自己的第二届总统。
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忽视了研究和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苏联经济学在20～30年代被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占据，经济学家对50～70年代西方国家科技革命的概念中所反映的那些进程缺乏一个很好的了解。因此，俄罗斯今天必须关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经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1991年底，利用这些经验的合理举动遭受破坏。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91年11月，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就着手在莫斯科创建规模巨大的“自由主义改革总部”，而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以杰弗里·萨克斯、安德斯·奥斯隆德等为主的外国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外交家小组。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华沙帮助波兰制订了“休克疗法”纲领，现在，他们又急匆匆地赶到了莫斯科，期望这里能给他们带来新机遇。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9）
指出一个奇怪的事实十分重要：并非俄罗斯的政府部长主动从西方高校和经济研究中心找来这些人，而是这些西方专家自己找上门来，与俄罗斯的新部长会见并向他们提出帮助俄罗斯的建议；但是所有参与制订俄罗斯改革计划的外国专家都有很高的报酬，而非免费。
1992年4月，工作在莫斯科的外国专家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在经济部和财政部，分别有专家小组帮助叶·盖达尔的工作，在�